《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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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陛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夫济足实效？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心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制，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0页 -
經世致用、堅韌不拔、不尚玄虛、摒棄浮詞是湘學傳統 在系統性腐敗中，“反腐”即便得到“聖上”的支持、嚴肅處理了給別貪官，從根本上說也是無濟於事，...，并不能遏制日益嚴重的系統性腐敗，更不能從根本上清除腐敗。 縱然“才子清明志自高”，但終難免“運偏消”的“清官”們共同的結局。“清官”們的個人命運如此，不解決制度性腐敗，一個王朝的命運也必然如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缺乏現代文化意識 真正懂得民主、擁護共和的人其實很少 宋教仁...最近在台北的馬英九還在重提多數黨組閣一事，在中國首先設計這一體制的人，即使宋教仁。真正一個世紀快過去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8页 -
孫中山以滿腔的熱情回國領導革命，對章太炎、宋教仁的說法大為不滿，認為這是些書呆子的想法。孫中山認為同盟會是有規劃的，在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內，應該實行軍法統治，為向民主憲政時期創造條件。章、宋都是知道的，怎麼能違背這些原則？而且，他認為這一切都只能由革命的同盟會來承擔，才能實現革命的綱領和目標。...堅持1906年與黃興、章太炎一起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實行“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從鞏固新的革命政權到完成共和體制要有一段時間。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9页 -
宋教仁的心地倒是很單純，相信將來國家有了一部好憲法，政治就可以走上良性的軌道。眼下就是要把政黨組織好，進行合法的競爭 經歷過那些歲月的歷史學者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說：”對於違憲的問題，竟好像‘熟視無睹’。可憐他們還在那裡‘是丹非素’地爭政黨內閣呢！”在上述幾次政治風潮中，在西方認為是違憲的大問題，在這裡都可以逃過追究，那麼，完善法律體系的努力，又怎能發生效力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3页 -
宋希望袁：“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臨終前，他痛苦地感歎：”我調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涼，死不瞑目矣！“他最終也沒有弄明白這個複雜的社會，能不令人嗟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6页 -
被我們罵得要死的吳稚暉在大革命時期說得更透徹：從前，張之洞這樣的改革派成了老頑固，不能不讓位給我們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們這些人也一個個變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不能不讓位給沒有經驗的乳臭分子，都是因為士大夫發酵變酸了。我們這些人想從井中救人，結果自己也回復了祖宗的原形，中國還是18世紀的中國。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現代意識還很幼稚，士大夫意識還很濃重。廿世紀初，西方學術已經很是精微，而我們國家連學術性的研究都還沒有，只有匆匆忙忙的政治設計。孫中山當年在日本演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留學生聽得如醉如癡，就因為孫中山對西方學說的瞭解，無人能及，雖然現在看來還非常粗糙。宋教仁在日本也只是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日本翻譯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書，他怎麼可能理解這些制度背後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環境？他們在前進的路上摸不到石頭過不了河是正常的歷史現象。缺乏現代文化意識是個根本的問題。 一個世紀來中國社會渡過了一條條的河流，但膚淺的呐喊還沒有引導我們達到最終的彼岸，社會前進需要一步步的深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7页 -
近代中國關於民主、自由的呐喊是膚淺的，現代化的轉型，需要社會的廣泛深耕，不能單純指望某一歷史人物的魅力和善心。默默無聞的耕耘，較之膚淺的呐喊，也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是我們真正需要反省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1页 -
光绪十九年正月，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70寿辰，慈禧太后恩赐他“调鼎凝厘”匾额。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页 -
创刊25周年，《南方周末》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纪念性的事情。先是在紧邻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个纪念包，在25年里各选了一点紧邻生日的那一期的只言片语，弁于每版的上部；头版则是一篇编辑部文章，题曰“生于1984”。 生于1984，说了个大实话。并且由此声称自己是一份“八零后”的报纸，顺手捡了个现成。记得惹起过一些非“八零后”的读者朋友的非议，但我想，以他们的天纵神武英明，对我们的一点小九九，应该洞若观火。要我这个个中人老实交代的话，跟“八零后”攀个同年，也不过是“南周”想跟年轻人，包括非“八零后”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属于淘气——也许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气”——一类，不是要刻意排他的。办报的，自然是要人看，谁不想男女老中青华洋通吃呢？ 那大实话里也有一些别的意思在里边，也是个现成，我们的读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也属于一种淘气——奥威尔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年份的偶合，却无疑义。比不得伟人的重孙，竟与110年前的伟人同一天生日，当然，也许那也是一种偶合，日期的偶合。 告别1984，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1984，“南周”书写着中国的大故事。噩梦慢慢醒来，拿破仑对睡狮的预言，似乎正在兑现。不是有人在说G2吗？不是也有人在说Chimerica吗？中国人敢做梦了，中国人能圆梦了。为“南周”幸，为国家幸，“南周”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在文广传媒的支持下，我们在上海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也作为我们25岁生日庆的一部分。 以国家做梦的前缀的，听得最多的是“美国梦”；中国梦，一望而知，也是现成，也是挪用，也许也是淘气。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从乌托邦的虚空中着地的安泰那样，缓释出力量，像一个还在为青春痘烦忧的少年一样，勃发着生机，这跟一个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个健康成长的少年，私心觉得，也许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当然，也可以握手言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5]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地存在弃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种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把拯救婴儿灵魂看得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被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于是就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䜣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捕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的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活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张鸣《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1999年6月）。官府利用信[7]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页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以战败求和的特命全权大使[30]身份在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问答之语，颇值深思： 李：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与东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五、马关条约商定始末。《中日战争》，五，P336 ~ 367） 在这屈辱的场合，73岁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了致败之由，他把更多的感悟和深思埋在心底，留给了后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页 -
“北洋系”终成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囿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皇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仍局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吊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4页 -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咋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绔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掏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统率】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2页 -
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日甚一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1921年元月康有为迁出后，盛宣怀的妻子把庭院捐献给佛门，改为清凉寺，一时与玉佛寺齐名，成为举行丧礼、追悼会的场所。辛家花园一度为清凉寺住持私自出售，盛家通过法律诉讼又赎了回来，改建为里弄房屋。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这处住宅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底层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庭园中间，有一座传统造型的平房“三本堂”。康有为根据《荀子·礼论》云：“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称为“三本堂”。厅里还供着戊戌政变从容就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遗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6页 -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在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9页 -
过去我们对此有一套“三段论”式的解释：“鸦片战争”我们打输了，发现人家船坚炮利、经济富裕，于是向西方学习“器物”，遂有洋务运动。马江、甲午之役我们有了现代海军却仍然输了，发现是专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学习“制度”，遂有维新、革命。但帝制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后我国国力增强，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渐起，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失灵了。 有人考证说，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前夕还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又说明清我国贸易大量顺差，西方工业品竞争不过，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证明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工厂”。只是鸦片阴谋才改变了这一点。但究其实，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然而用鸦片替代白银来付账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也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嘛（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就像今天的GDP告诉增长之利弊一样，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仅仅讲GDP，假如鸦片战争前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战争后怎么就不是了？实际上直到甲午之时，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如果按“顺差就是优势”的逻辑，岂不是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业品仍然“竞争不过我们”？甲午以后，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工业起步，投资输入，外贸才在不靠鸦片进口的情况下变成大量逆差，西方工业品表现[95]出“竞争力”了。然而，恰恰从这时起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增长率，而从甲午到抗战前这一增长率还比西方列强为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这不难理解：中国本来落后得几乎一穷二白，这样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4页
作者: 《南方周末》 编
isbn: 756392597X
书名: 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
页数: 245
定价: 25.00元
出版社: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