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封闭》的原文摘录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年轻人漫步走过巴黎卢浮宫或弗洛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你立即就能把握他的灵魂状态。他对《圣经》故事和希腊罗马的古迹一无所知，所以对他来说，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和所有其他画家是在对牛弹琴。他能看到的只有色彩和形状——现代美术。简言之，就像他的精神生活几乎所有其他东西一样，这些绘画和雕像是抽象的。无论许多现代智慧如何宣称，这些艺术家期待观众能立刻看出他们作品的主题，希望他们的作品对观众有强烈的意义。作品赋予这种意义以感官上的实在性，从而完成了这种意义，使其得到实现。如果没有这种意义，没有它们作为道德，政治和宗教作品对观众的某种必不可少的含义，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如果历经数千年积累而成的文明的声音以这种方式戛然而止，这时失去的不光是传统，存在本身也会消失在远去的地平线之外。作为教师，最令我得意的事情之一是，我收到过一位极出色的学生在初访意大利时寄来的明信片，他写道：“你不是一名政治哲学教授，而是一个旅游代理人。”这话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我教书育人的企图。他认为我使他做好了观察的准备，所以他能对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亲自进行思考。佛罗伦萨真正令人激动的东西，其价值十倍于全部的思辨哲学公式，关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是可信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一定要努力在学生身上发现那些渴望完美的因素，并重构那些能使他们自愿寻求完美的学问。 (查看原文 )
缺乏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大学生一见到启蒙思想就要追求，却分不清精华与糟粕，见识与宣传。他们绝大部分人转向电影，轻易就被那些有意思的道德说教所俘获，例如描写圣雄甘地和托马斯·摩尔的电影，虚构出这些形象多半是为了推动一时的政治运动和唤起对崇高的简单化需要；或是为了迎合他们见不得人的愿望和邪念，让他们生出悠悠然的感觉。《克莱默夫妇》在离婚和性别角色问题上也许很时尚，但是如果没有把《安娜·卡列尼娜》和《红与黑》作为自己观察世界的手段，一个人就不会感到生活中还缺些什么，不会感受到真实的呈现与拔高意识的表演、无聊的伤感与高尚情操之间的区别。随着电影把自身从让它饱受折磨、自惭形秽的文学暴政下解放出来，一些严重虚假的电影也变得令人不堪忍受地无知和造作。大学生要想使自己不至沉溺于卑微不足道的欲望，并发现最严肃的东西，他需要使当代生活同高度的严肃性保持距离，从只知道眼前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这种距离的。因此，不读好书，既削弱了洞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一切。 (查看原文 )
然而，这是不会奏效的，因为人的归属感总是包
含着一种被这种类比所否定的自觉选择的成分。只需把描写男性义务
的无数小说和电影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关于友谊的论述作一比
较，就可以明白，友谊就像与之相关的现象—爱情—一样，已不在
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因为两者都需要心灵和自然天性的概念，由于理
论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甚至不能思考这两个概念了。 (查看原文 )
伍迪·艾伦扑朔迷离的喜剧诊断出了我们的病根来自价值相对主
义，其治疗方法是价值定位。他的强大.力量在于他刻画了一个有自我意
识的角色扮演者，从未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自在;他令人感兴趣，是
因为他竭力想模仿别人，而这些人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空虚而十分叮笑。
但是，艾伦在戏弄他的犹太人身份时却是乏味而浅薄的，在他看来，这
种身份显然没有内在的尊严可言。他对健康而自主的人的刻画—既
不可笑一也无意义—是他彻头彻尾的败笔。这种形象可以作为理解和
评判别人的参照，就像守财奴只有对照懂得金钱的真正价值的人才显
得可笑一样。但是，艾伦塑造的自主取向的人根本就是个空洞苍白或子
虚.乌有的人物，这使人不得不怀疑人物创造者的思想有多么深奥。这里
我们面对的是空无一物，只是不清楚艾伦是否明白这一点。自主取向是
平等派的诺一言，它使我们很容易憎恨和嘲笑我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资
产者”。这实在太肤浅和太令人失望了，因为它试图使我们相信，我们生
活中的虚无主义的痛苦不过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但凡稍加治疗和挺直
腰板即可治愈。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不
过是在卡耐基的思想上面涂了一点儿中欧文化的奶油。只要摆脱资本
主义的异化和清教徒的压抑，每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一切就都会好起
来。但是，关于什么是自主取向，伍迪，艾伦其实没告诉我们任何东西，
里斯曼也没有。如果追溯得更远一些，弗洛姆同样没有。只有在海德格
尔那里才能了解到一点儿有关自主取向之真正含义的严酷事实。艾伦
从来没有像确实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长夫卡那样可笑，没有用宣传的
日吻一再宣称左翼进步主义会解决这一问题。齐立格是在和希特勒调
情—自不待言，后者是在召唤那些有“依附取向”的人，或用德国心理
社会学家阿多诺流传甚广的相同表述来说，是在求助于“‘威权主义人
格”以一但是幸而被他的心理疗法挽救一r(在这个知识分子圈子里，与
斯大林调情是从来无需解释的)。艾... (查看原文 )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其最显著的表现并不是缺乏坚定的
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乱。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中多变而相互冲
突的各种倾向有着自然的等级，用来替代自然的传统也已崩溃。灵魂变
成了一个由定期变换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有时土演悲剧，有时
上演喜剧;今天讲爱情，明天谈政治，最后是宗教出场;一会儿是世界大
同，一会儿是牢固的忠诚;既有城市，又有乡村;既有个人主.义，也有共
同体;多愁善感唱.罢，残酷无情登场。人们既无原则也无意愿给这一切
分出.共六九等。所有时代和地点，所有种族和所有文化，都可以登台亮
相。尼采相信，这场激情狂放的化妆舞会即是后期现代性的优势，也是
它的劣势。明显的劣势是统一性或“人格”的解体，从长远看这将导致心
理耗散。人们希望的优势则是现代精神呈现出的率富与张力有可能成
为综合性新世界观的基石，它将严肃地接纳那些过去被当作精神垃圾
丢弃的东西。按尼采的说法，这种丰富性主要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被人
们所继承、现在仍未得到满足的虔诚渴望。但是，就年轻的美国人而x .
这种可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因为贫乏的教育使他们缺少抱负，他们几
乎不能领悟尼采所思考并且由他本人所代表的伟大历史。他们现在的
作为不过是在各种平庸的激情中胡打乱闹，就像一个颜色单一的万花
筒。他们是一群自我主义者，但说不上邪恶，因为他们不是明知什么是
善、正义和高尚却自私地拒绝它们的那号人。他们成了自我主义者，是
因为在当代理论中，在传授给他们的课程中，自我无所不在 (查看原文 )
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互不理解在于，美国.人眼.里的答案，在欧洲
人眼中却是个问题。美国革命产生一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历史事实，法国
革命带来的却是一系列疑间和难题。美国人往往以纵容的态度看待法
国革命，认为它代表着善的事物，酷似我们的革命，但它没有给法国人
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一子中问，有相当一部分
人，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①，则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失败，不是因为它未
能成功地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因为它在造就自由民主的典型人
物—资产者—并赋予他所属的资产阶级以社会权力上取得了太大
的成功。甚至像托克维尔这样亲美和亲自由主义的作家，对法国没有能
力适应自由体制的困难十分清楚，也对这种体制下人充分发展的前景
十分惆怅。 (查看原文 )
现在有一种关于“善恶”的全新语言，它源于人们企图“超越善恶”，使我们不再有信心继续谈论善恶。甚至对我们当前的道德状况痛心疾首的人，也在使用反映这种状况的语言。这种新语言就是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
顽固的善恶观引起无尽的麻烦，例如战争和性压抑，而采用更灵活的价值观，几乎立即就能从中解脱出来。
创造价值的人是至善之人的一个合理替代物，在流行的相对主义中，这种替代也是不可避免的，以你为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值得敬仰和可以接近的人的高贵，不是在追求或探索善的人生中发现的，而是在个人“生活方式”的创造中发现的，这种创造不是有一种可能性，而是有多种可能性，相互之间无法比较。拥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不与人争，所以也不会低人一等，因为拥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赢得了自尊和别人的尊重。
文化这个观念，实际上就是维持某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而又不谈论宗教的一种方式。文化是理性和宗教的综合物，它试图隐藏这两极之间的尖锐对立。尼采探查过病情之后，认为治疗手段无效，于是宣告上帝死了。现在宗教已经无法存在；但是人需要文化，所以依然存在着宗教冲动。 (查看原文 )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科学做了严格的区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科学——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对历史之必然性的客观认识基础上的真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意识形态。用尼采的话说，“纯粹精神”依然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就像它存在于所有哲学中一样——它是一种理解事物存在方式的可能性，是一种不可再缩减为其他东西的思想能力。意识形态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眼。
然而，列宁在1905年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也不能主张有什么真理。还没过半个世纪，马克思的绝对论就被相对化了。
当生活方式一词最初在这里流行时，是为了描述某些人的生活并使其变得可以为人所接受，因为这些人做的一些吸引眼球的事情令社会侧目。它与反文化的意思一样。在美国人的语汇中，这两种说法都因为它们的哲学来源而披着权威的外衣，为人们随心所欲的生活提供了道德依据。当然，反文化享有文化所得到的尊严，其意思是谴责资产者为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文化所提供的借口。至于反文化或生活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高贵的还是卑下的，则无关紧要。没有人会受到强迫，去深入思考自己的举止。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无论你是谁，都是好事。
寻求语言背后的缘由，对照其他语言的缘由权衡它们的价值，这件事本身就会使我们获得解放。我试图按照我们灵魂的本来面目，提供一个灵魂考古学的大纲。我们就像个无知的牧羊人，他住在文明一度繁盛的地方，摆弄着地表的残砖断瓦，却全然不知它们曾是恢弘建筑的一部分。 (查看原文 )
要想进入今天大学生的颇为特殊的世界，最佳途径就是看看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曾被称为爱的事情上，他们通常不说“我爱你”，绝对不说“我永远爱你”。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当然对女友说过“我爱你”，那是“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这种分手干净利落——互不相伤，都无过错，他们精于此道。他们把这理解成道德，理解成对他人自由的尊重。
也许，年轻人是出于诚实才不说“我爱你”。他们体验不到爱——他们太熟悉性了，以至于把性和爱混为一谈了；他们只顾自己的命运，以致无法为了疯狂忘我的爱——真正的痴迷精神的最后残留——而做出牺牲。其次是对爱情的沉重历史包袱——两性角色的差异，不尊重女性的自我决定，使她们沦为占有物和性对象——的厌恶。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担当，而问题在于爱就是担当，甚至更多。担当是由我们的抽象现代性发明的一个字眼，它意味着灵魂中缺少道德奉献的真正动机。担当是无缘由、无动机的，因为真正的欲望都是低俗而自私的。人会受到性的吸引，但是人们认为这并没有给真正和持续地关心另一个人提供充分的动机。年轻人，而且不仅是年轻人，在学习和实践着一种有残疾的性爱，它不再能够逆风而行，不再能够容纳对永恒的渴望和对他与存在之关联性的预言。他们是实践中的康德派：凡是跟色欲和享乐沾边的东西都不可能是道德的，可是他们又找不到纯粹道德。它依然是一个被用来怀疑曾被道德化的所有实质倾向的空洞范畴。在强调真实性上走过了头，就会使人无法再相信本能；在性问题上严肃得过了头，也会让人不可能再严肃地对待性。青年男女太不信任性爱了，所以他们不认为它足以指向一种生活方式。性爱中暗示和包含的负担只是没有性爱的负担。避免承担那些事先就知道其毫无吸引力的责任，并不是怯懦的表现。
当婚姻出现时，它通常好像不是承担责任的决心和自觉的意愿导致的结果。两人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经过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过程，才意识到自己结婚了，其中权宜的原因和欲望的原因差不多... (查看原文 )
大学生根本不明白，能够摆脱公众的引导，寻求自己内心的指引，是一项何等的成绩。他们以为给自己设定了目标，然而他们是用自己的什么资源找到这个目标的？摆脱了英雄崇拜仅仅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本钱能够不让自己随流行的“角色模型”。他们顽固地用并非自己制定的固定标准来思考自己。他们没有被居鲁士、忒修斯、摩西或罗慕路斯征服，却浑然不觉地扮演着自己身边的医生、律师、商人或电视人物的角色。人们对于这些缺少能让自己尊重或敬畏的对象的青年人，只能报以怜悯，他们追求伟大美德的热情受到了人为的压制 (查看原文 )
不读好书，既削弱了洞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一切。抵制这种倾向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力介入一部分人的教育，他们怀着探索“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的强烈愿望来到大学，他们害怕不能发现这样的事物，担心得不到自己探索成功所需要的思想修养 (查看原文 )
大学生要想使自己不至沉溺于卑微不足道的欲望，并发现最严肃的东西，他需要使当代生活同高度的严肃性保持距离，从只知道眼前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这种距离的 (查看原文 )
愤怒是灵魂为免受自我怀疑之害而进行的防御；它重构世界秩序，以便为愤怒找到正当的理由。它使处死苏格拉底有了正当性。心灵的见识就是认清愤怒的本来面目，因而它是一种比研究数学更加哲学化的体验。柏拉图的教导是：音乐由其本质而定，包罗了今天最排斥哲学的一切东西。所以，穿过我们这一片最大的腐朽丛林，说不定就能踏上认识最古老真理的道路。 (查看原文 )
教化，或者说换句话说，教育，是对心灵原始激情的驯化——不是压抑或去除这种激情，那会剥夺心灵的活力；但又把它们塑造和表现为艺术。让心灵中的激情因素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理性因素和谐一致，这个目标也许不可能达到。但是，没有这种和谐，人永远不会是完整的。音乐，或随着理性的出现从音乐演化而成的诗歌，总是要在激情和理性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甚至在它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宗教、战争和性爱——中，这种平衡也总是向着激情倾斜的，即使只有微微的倾斜。 (查看原文 )
大体上，高级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变成了对西方民主社会中的人生的批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一般回避严肃地讨论苏联。有些批判见解深刻，有些则浅薄浮躁，但都不是来自马克思或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尼采式的，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变种，像“最后的人”一样。 (查看原文 )
因此，开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冷漠的开放，它受到双重意图的推动：贬异自己的知识自豪感；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既然我们不想成为求知者。另一种开放则鼓励我们探索知识的确定性，历史和各种文化为此提供了有待审察的各种辉煌范例。这种开放激励着探索的欲望，它使每一个严肃的学生生气勃勃，兴致盎然——“我要搞清楚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能让我幸福”，而前一种开放则阻滞了这种欲望。 (查看原文 )
缺乏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大学生一见到启蒙思想就要追求，却分不清精华与糟粕，见识与宣传。他们绝大部分人转向电影，轻易就被那些有意思的道德说教所俘获，例如描写圣雄甘地和托马斯·摩尔的电影，虚构出这些形象多半是为了推动一时的政治运动和唤起对崇高的简单化需要；或是为了迎合他们见不得人的愿望和邪念，让他们生出悠悠然的感觉。《克莱默夫妇》在离婚和性别角色问题上也许很时尚，但是如果没有把《安娜卡列尼娜》和《红与黑》作为自己观察世界的手段，一个人就不会感到生活中还缺些什么，不会感受到真实的呈现与拔高意识的表演无聊的伤感与高尚情操之间的区别。随着电影把自身从让它饱受折磨、自惭形秽的文学暴政下解放出来，一些严重虚假的电影也变得令人不堪忍受地无知和造作。大学生要想使自己不至沉溺于卑微不足道的欲望，并发现最严肃的东西，他需要使当代生活同高度的严肃性保持距离，从只知道眼前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这种距离的。因此，不读好书，既削弱了洞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一切。 (查看原文 )
Modesty in the old dispensation was the female virtue, because it governed the powerful desire that related men to women, providing a gratification in harmony with the procreation and rearing of children, the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of which fell naturally—that is, biologically—on women. Although modesty impeded sexual intercourse, its result was to make such gratification central to a serious life and to enhance the delicat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exes, which makes acquiescence of the will as important as possession of the body. Diminution or suppression of modesty certainly makes attaining the end of desire easier—which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but it also dismantles the structure of involvement and attachment, reducing sex to the thing-in-itself.
Female modesty extends... (查看原文 )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ago Rousseau saw with alarm the seeds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family in liberal society, and he dedicated much of his genius to trying to correct it. He found that the cr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was being broken by individualism, and focused his effor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n encouraging passionate romantic love in them. He wanted to rebuild and reinforce that connection, previously encumbered by now discredited religious and civil regulation, on modern grounds of desire and consent. He retraced the picture of nature that had become a palimpsest under the abrasion of modern criticism, and he enticed men and women into admiring its teleological ordering, specifically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two sexes, which mesh and set the machine ... (查看原文 )
Romantic love is now as alien to us as knight-errantry, and young men are no more likely to court a woman than to wear a suit of armor, not only because it is not fitting, but because it would be offensive to women. As a student exclaimed to me, with approval of his fellows,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 Play a guitar under some girl's window?" Such a thing seemed as absurd to him as swallowing goldfish.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