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

我所要追求的，或许根本只是不要被人忽视、不要被人保护、不要被人轻蔑，或不要被人把我的大多数想法，看做是“理所当然”而已——简而言之，我不愿意别人只把我看作一个个个体、而不完全承认我的独特性，我不愿意被当做是某种不具特色的、集合体中的一个成员，或是被当做一个统计单位，而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明显可辨的人性特色和目的。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这种贬抑我的人格的行为，我奋力以求的，并不是“法律上权利的平等”，也不是能够“依己意行事”的自由，虽然我也可能需要这些自由；我奋力以求的，往往是希望能达到这么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上，我能感觉到自己是负得起责任的行为者，因为别人承认我就是这样的行为者，我的意愿会被别人考虑到，因为我有权具有这样的意愿；若能如此，即使因为我是如我这个样子的人，而被别人攻击、被人迫害，我也在所不惜。

主张“自我实现”的政治理论核心：

基于个人理性未能看到的“好处”，他人可以施加强制力。

“不准别人干涉的自我”是内在的“真”人，在追求经验自我无法想象到的理想目的。

这种东西可以膨胀为“超个人的（super-personal）”膨胀成更能代表某些特征的更真实的主体。

但是，积极自由观中，认为自由即自主（self-mastery）已经暗示了自我分裂交战之意：一个是先验的支配的控制者，另一个是需要用纪律约束的经验世界的欲望和激情。

在历史上有两种形式来要求以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为导向的欲望：

1. 为了获得独立而采取自制 self-abnegation的态度

2. 根据某一特定原则或理想以求取自我独立的目的

强权时代的退隐：向内在碉堡退隐，进入自身的理性、灵魂、物自体内。

禁欲主义者、寂静主义者、斯多葛派、佛门圣徒——“自我解脱”：逃离世界、舆论，进入自我转变（self-transformation）

康德认为，自由不是欲望的灭绝，而是对欲望的抵抗与控制：我是自由的，因为我能自律（autonomous）只要我能维持自律，我就是自由的。自由就是服从“一种我们为自己而制定的法律，”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奴役自己。

柏林：这种视自由为抵抗、或逃避无法实现的欲望，以及超然独立于因果世界之外的观念，在政治和伦理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人认为，最大的恶事，是不把人类当作有自主性的人，而看作被因果影响玩弄的自然物件。康德：“谁都不能强迫我，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去享受幸福。因此‘家长保护主义’是最坏的专制主义。”（联系新加坡🇸🇬式威权制度）

这种专制式早起功利主义者建议的政策，哈维修斯、边沁等人的观点：不主张去抵抗人类成为自己情感奴隶的倾向，而是利用那种倾向，用**外律导向**对待“奴隶”。

⬆️试图贬损了人格，将其作为**没有自我意志的物体**看待，否定人性本质

我要借什么名义，才能强迫人去做其意志不愿做的事？

康德认为：一切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是因为出于人类的自由行动。没有什么价值比个人更高。

柏林认为：人类本身就是目的。玩弄、诱惑人类，灌输意志的制约，都否定了作为终极价值的人本身。

怎样看待人是“激情之奴隶”？

看到我自己屈服于某种“卑贱的”冲动，受到一种自己不喜欢的动机指使而行动、做某些自己在做它的时候就感动啊嫌恶的事，而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身不由己”、“不是我自己”的心理经验——➡️“**我认同于具有批判力和理性的我。**”

卢梭：人只欲求完成他所完成之事、只行他所欲求之事，是谓真正自由。

采取内在移民的态度，即：凡我无法获有的事物，我必须训练自己，不去欲求；欲望一旦被消除或抵制，就等于欲望得到满足。在柏林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酸葡萄心理：我没有把握获得的东西，就不是我真心想要的东西。这种哲学与政治自由背道而驰。

关于理性的必然

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学派，其心目中开明的理性主义是：“勇于面对知识”。只要具有理性，就不能要求你知道的事理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你了解了什么是**理性的必然**。

Epicurus：知识会自动消除非理性的恐惧与欲望，从而使我们获得解放。

赫尔德、马克思、黑格尔都以vitalistic的方式相信：“理解世界就是获得自由。”黑格尔认为，人类需要了解创造和改变制度、转变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理性法则，这些法则来自于理智的运作。但马克思则认为，阻碍人类发展的不只是自然力和人的自然缺陷，而是社会制度运作的影响。人类原先是为了某些未必自觉的目的而创造了这些制度，但后来却系统地误解了这些制度的功能，这些制度也就成为人类进步的障碍。唯有当我们达到能够破除这些幻觉的阶级，有足够多的人们能理解到：这些法则与制度是人类的心灵和双手创造的，是因应历史上某一时期的需要而存在的，后来的人们却认为它们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力量。唯有到了这一阶段，人类才能采取更适宜于人类解放的社会制度。虽然人类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了奴役我们的恶灵，但它们却是束缚了我们，马克思认为，所谓理解（understanding），其实就是适当的行动（appropriate action），如果我按照我自己的意志计划我的生活，我就是自由的。**知识之所以能够使我们得到解放，其原因不是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是因为知识使我们不致于为了追求达不到的目标而备受挫折。希望必然的法则变成另外的样子，也就是变成了非理性欲望的奴隶。**

自由不是没有障碍存在的领域，或是没有任何事物阻碍我的真空，而是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或自我控制（self-control）的观念。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由自由的心灵导向理性生灵必然会追求的目标，作为理性的人，我要把事理吸收到我的体质里，这样，我所意欲的一切事物都合理，我吸收了理性的目的，因此绝对不会挫败。因为我不可能期望事物不是它应是的那个样子。——这就是积极的理性解放（liberation by reason）。

强迫的必要性

真正理性的计划，是容许他人完全发展其全部价值，即实现他人作理智决定的能力。人尽其才也是真正自我的一部分。

如果宇宙由理性支配，我们根本不需要强制：对于所有人来说，一个正确计划的生活，应当与充分的自由full freedom相吻合，亦即与理性的自我导向之自由相吻合。

斯宾诺莎：儿童虽然受到强制，但他们并不是奴隶。因为他们所服从的命令，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下的命令，而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里的人民，不会是奴隶，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共同利益里，就包含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洛克：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因为理性的法律是人类适当利益、共同利益的导引。

“自由不是去做愚蠢不理性之事的自由，强迫我们的经验自我去合乎于正确的模式，并非暴政，而是解放。”如此，自由非但不是不可与权威兼容，反而成了权威本身。

费希特：无可避免地，教育必须以 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的方式进行，我们不能要求儿童明白大人为什么强迫他们上学，

“强迫也是一种教育”，他会学会跟从能力见识高人一筹者的美德。

圣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因为你是自身激情的受害者、你是一个无法自由的奴隶。强迫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教育你，使你在将来可以有真知灼见。因此，本性中的理性若要获胜，必须消除或压制我的情感和欲望，同样的，社会中比较优秀的分子，即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理性的智者，可以使用强迫手段使无理性的人变得有理性。

针对上文这种观点，柏林认为，一些人反对了民主的乐观主义（democratic optimism）和目的决定论（telelogical determinism），转而采取某种意志主义（voluntarism）的哲学立场：

一些人将自身富有创造力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受难甚至死去，但人类却被提升到一个较高境界上。每一个为他们行为找寻道德上甚至是美学上借口的独裁者、异端审讯者与暴徒等，所使用的便是这样一种论辩方式。

例如，费希特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违背理智、人类惧怕将自己的主观性臣服于理智之下；他宁可选择传统或者一己的任性。但是，人却必须臣服。拿破仑、卡莱尔、浪漫的权威主义者，或许崇拜其他的价值，但都认为，他们凭强制力建立的秩序，正是唯一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

柏林认为：理性主义者的说辞，假定了单一而真正的解决之道存在，一步步从主张个人责任与个人自我追求完美的伦理学说，转变为一种主张服从某种柏拉图式守护者的精英分子所指示的集权国家学说。康德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思想家那里变成了几近纯粹极权主义的学说。

两千余年西方伦理政治思想家的大体论点：

1. 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的目的：理性的自我导向。

2. 所有有理性之人的目的都必然合乎某种独一无二的、普遍而和谐的模式（一些精英比其他人更具有察觉这一模式的能力）

3. 所有的冲突和悲剧都是由于个人或团体生活中，非理性、或未完全合乎理性的因素和理智发生冲突引起的。（原则上，这些冲突可以避免，冲突也不会发生在绝对具有理性的人身上。）

4. 当我们使所有人都成为有理性的人，他们就会自然尊崇天性中的理性法则，因为这一法则是普适的，所以人类就可以绝对而完全地获得自由，而非完全遵从法律。

“被认可”的自由

我并不是离群索居的“理智”。之所以我是社会的一份子，不仅因为物质和影响力的联系，更重要的是：

“唯有透过我所存在的“社会之网”来观察，某些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所有我对我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道德上、以及社会上的认同，才可能显得有意义。”

一些群体抱怨他们缺乏自由，实际上只是缺乏认可。

此时，个人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穆勒想要人追求的不被剥夺行动自由，也不是合理性的社会生活计划，也不是圣人的完美，而是“不被人忽视，不被人保护，不被人轻蔑……”不被别人只把我当作个体，不承认我的独特性。

这是对“地位”和“被人认可”的热望。

受压迫的阶级和国家往往也渴求依照自我意志而行动。希望被其他团体予以一种认可。

对“家长保护主义”对反驳：家长保护主义之所以专制，并不上由于它比昏君的保证更具压迫性，也不是因为忽略了个体的transcendental reason，而是它对这一概念造成侮辱：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利决心按照我自己的目的去生活，这目的未必是合理的有益的，但毕竟是我自己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别人也应该承认我有如此生活的权利。

因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的话，我就可能无法承认自己的地位，怀疑我是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人这样的主张是否真实。正因如此，一些人宁可被同族屈辱对待，也不愿被较高级和疏远的人群以善意容忍的方式对待，因为这些人不承认我是我心目中的我。一些威权制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宁可被自己的成员统治，也不愿被开明的寡头政府统治。这就是一种互相认可的欲望关系。

人类在臣服于寡头统治或独裁者的权威之时，却会认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获得解放了，这是把追求自由的欲望和以上对地位和了解的热望混淆在一起。此时获得解放的自我，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无论如何阐释自由，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我必须有一个领域，我在其中不受挫折。除了少数文明与自觉程度很高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可能要求极端的自由。而是愿意为其他的目标，安全、稳定、繁荣、权力、美德等等与最大限度自由互相冲突等价值，而牺牲自由主义者的要求。

叛乱和解放战争并不是在为个人争取生存空间，而是争取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的代表来治理的权力。进行革命之人所宣称的自由，往往只意味着由特定信仰、阶级或社会团体获得权力和权威。败退之人则受压制、奴役和放逐。但革命分子往往辩护，认为他们的理想就是每一个人的理想。拒斥这种理想的人是迷失方向，因为道德或精神的无知而看错目标，但他们的真实自我还是在追求这种理想。

这一说法和穆勒的自由观没有关系，穆勒认为只有在有伤害别人的危险时，自由才要受限制。今天的一些自由主义则之所以对他们身处的世界认识不清，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这种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事实，而自由这一语词的暧昧之后潜伏着这种事实。他们目标明确，目标公正，却不承认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多样性的，也不承认人类能对自己的理想道路自圆其说，也会把人引向相反的方向。

自由和主权

卢梭所指的自由不是消极自由，而是每个绝对有资格成为社会一份子之人，都有资格享有公共权力，所谓公共权力，就是有权利干涉每一位公民的全部生活之权力。

这种意义上的积极自由，很容易摧毁很多消极自由，全民的主权很轻易地会摧毁个人的主权。

穆勒认为，民治并不一定构成自由，因为主持治理的人民不一定就是被治理的人民，民主式的自治也不是个人治理自己，而是每个人都由其余的人治理。这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流行感觉和意见的暴政。

康斯坦指出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一种是无限制的权威，即主权，使主权从某些人手中转移，并不能增加自由，只是更换了奴隶。对于渴望消极自由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掌握权威，而是运用权威的人拥有的权威有多大。漫无限制的权威无论落在什么人手里，都最终会摧毁另一些人。造成压迫的根本原因是绝对权威的存在，即权力之积累。平等的压迫或干涉的权利并不等于自由。全民政府是发作无常的暴权，君主政体则是最有效，最集中化的专制。

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如果自由牵涉到要限制任何人强迫我做不愿意的事的权力，则无论假借什么理想的名义对我施加强力，我都是不自由的。绝对统治权理论本身就是暴虐的理论。自由社会中，自由存在疆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疆界冒犯我的自由。这些规则可以是天赋人权、自然法则、人类永久利益等等。

很明显，对所谓多数人的统治，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民主若要忠于自己本身的原则，有时就不能保护多数人的统治。专制可以使被奴役的人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对主张政治上积极权利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参与政府事务主要是这种行为保护心目中的终极价值，也就是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

对康斯坦、穆勒、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言，社会需要遵循以下两个准则才可能获得自由：

1. 唯有权利rights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任何权力power都不能视作绝对，这样所有人才能有权利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

2. 人类在某些界限内是不容侵犯的。无论法律上作何规定，道德上人类都可以用绝对的屏障组织意志的强加。

这种观念和相信积极自由者背道而驰，积极自由试图掌握权威，消极自由则试图约束权威本身。

一元和多元

古老的普世信仰，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人类所信仰的所有积极价值，最后都一定可以相容、或彼此蕴含在对方之中。

但在事实上，似乎并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也就是说，在原则上人类理想全部实现的观念，本就是形式上的矛盾，是形而上的妄想。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家而言，放弃有终一和谐状态的存在，是鄙俗的经验主义，是对残酷的事实投降。

之所以注重“选择自由”的价值，是因为人类如果确知有一个使自己追求的一切目标都和谐共存的状态，选择的自由就消失了，因此无论牺牲多少自由，只要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状态，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有理由的。伯林认为，历史上的暴君、压迫者泰然相信其所作所为，是因为他们认为目的合理，有独断的确定感。

国家或社会的自我导向需求，推动了最具影响力道德上也祈求最公正的群众运动，这种自我导向需求的中心观念就是积极自由。

无论理智还是情感上，一元论及对唯一标准的信仰，都是使人获得最深刻满足的东西。但为了维持绝对范畴和理想而牺牲人类性命，是违反科学和历史原则的。Procrutes的床。

在伯林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蕴含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且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在大规模的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需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做主之理想的人，所持有的目标更真确且合乎人性。真确之处在于，它至少承认，人类的目标不只一个，这些目标也未必能用同一的标准衡量。

“专制主义的胜利就在于强迫奴隶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它也许不需要强迫；奴隶也许会非常真诚地欢呼他们是自由的：但是毕竟还是奴隶。”

本书的一处错译和漏译，非常容易导致对伯林两种自由思想的误解，刘擎老师在《西方政治哲学史》20世纪卷对伯林部分讨论时专门指出了中译本的错译和漏译

错译部分包括 “消极自由的观念……从未受到其理论家扭曲” ，还有“积极自由可能走向反面……丧失与其清白起源的关联”，漏译在“消极自由不管怎么说却更常见地保持原样”此句末的一句话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emphasi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upon its more disastrous implications。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中文的易错错译容易让我们忽略伯林对 积极自由的“失态”/“扭曲”的理解，在伯林看来相对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被理论家利用扭曲之后，还可以利用其积极自由的清白概念/本初概念 为自身的不正当行为做辩护，赢得帮助。所以伯林表述 The first can be turned into its opposite and still exploit the favourable associations of its innocent origins. 着重用说明 exploit the favourable associations of its innocent origins 注意 favourable 的使用 ，这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被扭曲后的不同性质的认识 ，原文伯林不是强调被扭曲变态的自由就丧失与其本初的关联，而是说被扭曲变态的自由观念指导下的行动，失态的积极自由观指导的行为比 失态的消极自由观指导的行为 更容易被掩盖（甚至继续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喜欢）

伯林英文原文

I can only repeat that the perversion of the notion of positive liberty into its opposite - the apotheosis of authority - did occur and has for a long while been one of the most familiar and depressing phenomena of our time. For whatever reason or cause, the notion of ‘negative', liberty (conceived a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much am I to be governed?'), however disastrous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unbridled forms, has not historically been twisted by its theorists as often or as effectively into anyihing so darkly metaphysical or socially sinister or remote from its original meaning as its 'positive' counterpart. The first can be turned into its opposite and still exploit the favourable associations of its innocent origins. The second has, much more frequently, been seen,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for what it was;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emphasi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upon its more disastrous implications. Hence the greater need, it seems to me, to expose the aberrations of positive liberty than those of its negative brother

给出刘擎老师的更准确翻译

积极自由的观念确实发生了变态而走向其反面——对权威的尊崇神化，这长久以来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熟悉、最具压制性的现象之一。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或原因，“消极”自由的概念（……），无论其各种放纵形态的后果多么有灾难性，在历史上却未曾像其对应的“积极”观念那样，如此经常或有效地被它的理论家们扭曲，变成如此晦暗的形而上学之物，或如此社会性的险恶之物，抑或如此远离其原初意义的东西。后者（积极自由）可以被转变成它的对立面，却仍然能利用与其纯真起源有关的有利联系。前者（消极自由）则更为经常地被视为（无论是好是坏）如其所是的东西，而对它蕴含的灾难性的影响的强调，在过去数百年间从未缺失。因此，揭露积极自由的种种失常，在我看来要被揭露其消极兄弟的失常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