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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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在问世七十多年之后还没有中文全译本,这无疑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一项重要的空白。早在1987年我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时,就决心组译这本书。当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秦顺新副总编告诉我,他们约过金隄翻译此书,金答要10年完成。我想,中国读者等不了10年。于是我找过英语界一大批专家,例如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等等,他们都婉言谢绝翻译,叶君健先生还风趣地对我说:“中国只有钱钟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我也约请过钱钟书先生,他谦虚地表示:“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1989年我主持译林出版社的工作以后,更积极为翻译出版《尤利西斯》四出张罗。后来得悉萧乾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研究过意识流文学,他的夫人文洁若毕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既懂英文又懂日文,曾翻译出版过不少英国和日本的作品。我就以他们夫妇为目标,多次上门游说翻译《尤利西斯》的必要性。起初萧乾并未答应,我就迂回先说服文洁若。这位对翻译出版事业有着极深感情的老大姐,终于被我的“磨劲”感动了,答应设法把萧老“拖下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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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必须了解译者,知道他们的长处,理解他们的难处和付出,处处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译者是有思想、有尊严、有价值的人,不是随叫随到的“打工仔”。我国的稿酬是全世界最低的,千万别梦想优秀的译者会为了稿酬给你翻译作品。因此编辑对人的尊重、爱护比什么都重要。尽管编辑的权限有限,能做到的事不多,但编辑的欣赏和尊重,往往比任何物质回报更能使译者感到温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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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书中译本的责任编辑,我很想谈谈审读时不同阶段的感受。
开始时,我确实感到这本书枯燥而乏味,散文不像散文,自传不像自传,情节平淡而杂乱,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生动,不免犯嘀咕:这“名气”、“地位”从何而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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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对苍天呼嚎:我不该当编辑,有良知的手中握权的领导人,能知道并记取这血泪的教训吗?千万不能因为一部有错误的作品,而把编辑与作者捆在一起问罪!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一个编辑,特别是工作多年的老编辑,该对多少部作品负责,他能承受得起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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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编辑:
您好!
请原谅上次我是以东方尔的名给您回了信,我是东方尔的爱人陈彬,给您去信打扰您了,“中国网民”能出版,我和小儿非常感谢您。东方尔于2009年10月29日夜里离开了我们,我和小儿肝肠欲断,再也叫不醒他了。生前他特地嘱我不要把他去世的事告诉贵社,说是怕你们心里不安,现在小说已可出,我才敢告知,希望你们能谅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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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我们再重复一次故事的要点:一部经典名著,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就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在黄泉路上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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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大革命爆发了。
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俄国的革命者大声疾呼,说自己是贫穷的、遭受迫害的人,根本没有自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当时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严格检查,但在一九一八年,形势颠倒过来了。革命者当了权。有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吗?这些胜利的、热爱自由的革命者,是不是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呢?根本没有!他们查封了一切对现在的新主人的行为不做正面报道的报纸和杂志。他们把大批可怜的编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毫不过分地说,他们比被称为“白衣小神父”的那位沙皇手下遭到唾骂的警察和大臣们,要不宽容一百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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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书(万历十五年)序言中,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著者以明朝全国总税收与当时日本、英国做了比较,以为以总税额与人口比例来看,日本、英国其实比中国还重,由此得出:“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二是著者叙述了明代社会弊病的种种现象,然后提出:其症结到底何在?黄仁宇先生明确回答:”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