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克萊因著，劉宇光譯 《知識與解脫：促成宗教轉化體驗的藏傳佛教知識論》
(《法鼓佛教學院譯叢》1，臺灣：法鼓文化2012年8月，382頁)
目錄
中譯導言
原作者中文版序
謝辭
導論章
第一章 格魯派經量部的「二諦」說
第二章 達倉的「二諦」說
第三章 現量
第四章 概念思維
第五章 遮詮與分齊
第六章 遮詮：非遮
第七章 遮詮：無遮
第八章 命名
第九章 結論：概念與無二慧
註解
譯註
参考書目
術語對照(英、梵、藏、漢四文)
譯後記
内容提要
作者、譯者簡介
中譯導言
請讀者注意：由臺灣法鼓文化出版的正體中文版，方為譯者同意出版的正式譯文，由其他出版社發行的簡體中文譯本，是未經譯者本人同意即送印的草稿，當中不乏在法鼓版訂正的誤譯或待譯，譯者對此深表遺憾，特此說明。
關於作者及原書
這部中譯於此的《知識與解脫：促成宗教轉化體驗的藏傳佛教知識論》，它的原英文版是美籍藏傳佛教哲學學者安妮‧克萊因(Anne C. Klein) 教授的專書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in Support of Transformative Religious Experience。1986年由美國紐約的藏傳佛學出版機構雪獅出版社(Snow Lion Publications)發行。原書是克萊因教授據1981年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宗教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心智與解脫：西藏的經量部宗義》 (Mind and Liberation: The Sautrāntika Tenet System in Tibet) 改寫而成。該論文後來分拆為兩部書出版。本中譯原屬論文第一部分，對佛教量論所作的系統闡釋。該論文的第二部份則是藏傳量論著作的節錄英譯，在1991年同樣由雪獅出版社發行，題名為《認知、命名與否定：藏傳經量部資料選集》(Knowing, Naming & Negation: A Sourcebook on Tibetan Sautrāntika)。二書算是互相支持的姐妹作，合共約六百頁。克萊因的指導教授是當代西方藏傳佛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傑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他是維吉尼亞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藏傳佛學計劃的創立者。該所是當代西方佛學界維吉尼亞學派 (Virginia School) 的所在地，以對藏傳佛學的全面研究見稱，尤其專長於格魯派的顯教，本書是這取向下的專著之一。該所的學風不單對藏文的讀、聽、講能力作嚴格要求，且長期與藏族各派學僧有固定而緊密的教、研合作，為巳達百年歷史的西方藏學確立新典範。
本書原作者克萊因教授畢業後，先後任教於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宗教學研究所及美國德州候斯頓市賴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宗教學系，曾為該系系主任。克萊因教授長期隨僑居印度及尼泊爾的格魯派及寧瑪派藏族學僧學習。除上述二書外，她還出版宗喀巴《入中論善顯密意疏》藏-英選譯及闡釋的專書《入中道：西藏的口傳中觀哲學》(Path to the Middle: Oral Madhyamika Philosophy in Tibet, SUNY Press 1994)，及討論佛教與女性主義的論文集《遇上勝鬘夫人：佛弟子、女性主義者及自我的技藝》(Meeting the Great Bliss Queen: Buddhists, Feminists and the Art of the Self)。另刊有佛學相關論文多篇，近年轉向研究寧瑪派 (rnying ma) 大圓滿法 (dzogchen) 及西藏苯教 (bön)，並在2006年出版這方面的專著《無邊的整體性：苯教、大圓满法及離概念的思路》(Unbounded Wholeness: Bön, Dzogchen, and the Logic of the Non-conceptual)。
内容提要
本書主題是量論(pramāṇavāda)，此一課題在東亞佛教中雖甚為陌生，但在整體佛教哲學內，若欠缺之則必屬缺憾。本書是以藏傳佛教格鲁派 (dge lugs pa) 的經量部(sautrāntika) 為主題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研究，作者所表述的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十七、十八世紀階段的特定詮釋，主要代表人物是十八世紀格魯派的兩位著名藏族及蒙古族學僧，即甘肅拉卜楞寺創立者第一世嘉木樣‧協巴(’jam dbyangs bzhad pa, 1648-1721)及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國師，青海塔爾寺和北京雍和宮創立者，第三世章嘉‧若白多傑(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 的經量部相關論著，對佛教量論所作的系統闡釋。由於量論在佛學內的角色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部分現代研究甚至否認量論在佛教哲學上的重要性及其可能的宗教意涵，使量論與佛學之間出現裂痕。
而本書的特色正在於能夠系統地闡述格魯派的經量部哲學，並專就它與中觀宗義之間的哲學及解脫論聯繫作出說明，充份交代格魯派對「量論角色」此一佛教哲學史上未解之謎的觀點。同時相對於動輒以所謂「不可思議、不可說、弔詭、詭譎、非分別說」等神秘主義式辭彙作表述的做法，格魯派據量論為架構所展示的「經院佛學」立場，致力於示範智性在佛教宗教踐行歷程及禪觀體驗中，借助名言與概念所起積極而主動的關鍵作用，一掃曚昧的迷霧。
克萊因教授指出，格鲁派經院佛學對經量部的闡述，一方面既承接印度經量部對直接認知(pratyakṣa，傳統譯作「現量」) 的重視，另一方面却花功夫克服印度經量部由於未對「概念思維」(kalpanā) 的認知功能作充份探討所遺下的隱晦不明，並確立概念思維的認知有效性及語言的可傳遞性。透過探討格鲁派的：一，經量部「二諦」說；二，對象的分類；三，不同類對象在知覺認知與概念認知中的不同功能；四，「否定」的運作及它在語言功能中的角色，作者說明格鲁派如何既為知覺認知與概念認知建立具一貫性的知識論基礎，同時也確保知覺與概念两種認知功能之間能相融不悖，而這些討論也使格鲁派涉入時下現代西方哲學的共通課題。
另一方面，佛教哲學向來都把省察認知的局限與對治認知的妄謬視作宗教解脱的關鍵課題。作者剖析格鲁派如何徹底把這種精神推到極致，使經量部成為應成中觀解脱論的知識論基礎，當中包括概念認知作為解脱慧或宗教體驗的必要條件，以及經量部「否定」說作為應成中觀見依「無遮」表「空」義的基礎等具有宗教意涵的哲學課題。全書由導論、格鲁派經量部「二諦」說、達倉「二諦」說、現量、概念思維、遮詮與分齊、非遮、無遮、命名及結論共十章組成。
本書根據的文献或資料有四類。第一類是以應成中觀爲了義見，擔當綱則，判攝內外道、大小乘、空有宗、顯密教等一切宗見的龐大義理評估體系宗義(grub mtha’)，例如格鲁派第一世嘉木樣《宗義廣釋》(grub mtha' chen mo)、第三世章嘉《宗義建立論‧須彌妙莊嚴》(grub pa’i mtha’i rnam par bzhag pa gsal bar bzhad pa thub bstan lhun po’i mdzes rgyan)、第二世嘉木樣‧貢覺晉美旺波 (dkon mchog ’jigs med dbang po, 1728-1791)《宗義寶鬘》(grub pa’i mtha’i rnam par bzhag pa rin po che’i phreng ba)，及薩迦派達倉(stag tshang lo tsa ba shes rab rin chen, 1405-?) 的《解一切宗義離邊自註之善說海》(grub mtha’ kun shes nas mtha’ bral grub pa zhes bya ba’i bstan bcos rnam par bshad pa legs bshad kyi rgya mtsho) 等主要宗義書的〈經量部〉(mdo sde pa)章。另外是宗義書的註釋書及專題討論。例如昂旺班丹(ngag dbang dpal ldan, 1797-?)的《四宗義真、俗二諦解》(grub mtha’ gzhi’i lugs kyi kun rdzob dang don dam pa’i don rnam par bshad pa) 和《宗義廣釋解難結註之顯義寶鬘》(grub mtha’ chen mo’i mchan ’grel dka’ gnad mdud grol blo gsal bces nor) 等。
第二大類是格鲁派色拉(sera)、甘丹(dgav ldan)、哲蚌(dpal spungs) 三大學寺(gdan sa chen po)屬下的基本教學單位與釋義傳統，即各主要法相聞思院(mtshan nyid grwa tshangs) 在量論攝類學(bsdus grwa)的不同教科書(yig cha)，例如宗喀巴 (tsong kha pa, 1357-1419)的《因明七論除闇入門》(sde bdun la jug pa’i sgo)、丹達‧拉讓巴(bstan dar lha ram pa, 1759-?)《共相法與自相法講解》(rang mtshan spyi mtshan gyi rnam gzhag)、一世嘉木樣《心類學講解》(blo rig gi rnam bzhag)、嘉楊曲拉 (’jam dbyangs phyogs lha ’od zer)《拉堆攝類學》(rva stod bsdus grwa)、昂旺扎西的《嘉木樣法子攝類學》(sras bsdus grva)、阿旺扎西(ngag dbang bkra shis, 1648-1721)《郭莽札倉攝類學教程》(sgo mang bsdus grva)《論成立法與遮法》、普覺‧強巴(phur bu lcog byams pa, 1825-1901)《量論攝類學之正理秘匙》(tshad ma’i gzhung don ’byed pa’i bsdus grva’i rnam bzhag rigs lam ’phrul gyi lde mig，色拉寺傑札倉及甘丹寺絳孜札倉用書)，及格西‧強巴桑彭(dge bshes Jam dpal bsam ’phel,?-1975) 《心智要點講解》(blo rig gi rnam bzhag nyer mkho kun dus blo gsar mig byed) 等知識論著作。
第三類是各派藏傳學者對印度量論論著的藏文註釋書，例如格鲁派賈曹傑(rgyal tshab, 1364-1432)《釋量論解說》(tshad ma rnam ’grel gyi tshig le’ur byas pa’i rnam bshad thar lam phyin ci ma log par gsal bar byed pa)、克主傑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 1385-1438)《釋量論廣解之正理海》(rgyas pa’i bstar bcos tshad ma rnam ’grel gyi rgya rgya cher bshad pa rigs pa’i rgya mtsho las mngon sum le’u rnam bshad)、一世嘉木樣《釋量論剖析》(tshad ma rnam grel gyi mtha’ dpyod)，及丹達‧拉讓巴《釋量論總義入門》 (rnam ’grel spyi don rdzom ’phro) 等著作。
第四類是格鲁派現代蒙、藏两族學者的口註(gzhung khrid)。在原書英文版總共397項註解當中，超過百項註解的觀點，是來自在傳統學寺中受教育、成長，並考取寺院經院學體制的格西學位後出任學問寺教師、院長的當代學僧代代相傳的口註，在百分比上佔超過四份之一強 (超過25%)。本書提及的十餘位傳統學僧分別屬於格魯派三大寺當中色拉寺、哲蚌寺的洛色林札倉(blo gsal gling grwa tshang)、郭莽札倉 (sgo mang grwa tshang)及甘丹寺的絳孜札倉 (byang rtse grwa tshang) 等多個不同的法相聞思院，各自繼承了不同的解讀傳統。
譯者特別用「教派量論」來稱呼本書的研究，其重點只在藏傳佛教特定教派(主要是格魯派) 的獨有觀點，而不在有關量論典籍及學說在印度佛教及梵文脈絡中的解讀。我們只要檢視原書作者在列註時的比例結構即見一斑。在全書共397項註解當中，引述自教派相關的原藏文典籍的註解約170項，佔42%，另加上傳統學僧口註約100項，合共約270項，佔註解接近70%，而引述並討論印度量論的註解只有約25項，佔7%不到，尤其連這25項註解中所引的也都是有關印度論著收在藏文大藏經當中的藏文譯本，甚或英譯本，而不是原梵文本。
顯然對作者作爲維吉尼亞學派核心主要成員之一而言，她更關心的是格魯派量論的特殊觀點與貢獻能否被清楚展現，卻不是如維也納學派 (Vienna School) 般在既有史料的基礎上重構一歷史-語言學方法(Historical-Philological Method)意義下的印度量論的立論。因而即使在討論格魯派自己的量論時，作者也是採取共時性(synchronic)的論述方式，而把順時序(chronicle)的角度擱置一旁。本書的作者頗有一個傾向，希望將格魯派量論的主要獨特論點都能在本冊中盡可能展列出來，在論證的主線之餘，伸延出好些旁枝的討論，從而有時構成主線以外的側線，在部份篇章造成在討論上略見複雜。
有關格魯派對經量部的詮釋，其價值或意義何在的問題，這恐怕不是一簡單及只有單一答案的課題。首先，其他很多學者多少有指出過，經量部在印度佛教哲學史上有否一獨立而明確的身份與角色，這本身就已是一仍在爭議，未有確切絕對無疑結論的懸案。何況誠如作者本人指出，在藏文大藏經所收的梵文典籍藏譯本當中，到底是否有過任何梵文經量部論著被完整藏譯及系統傳入藏區則更成疑問。因此從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角度來說，格魯派學者在宗義框架下對經量部的理解與判斷是否可靠，其參考價值恐仍有待進一步探討與檢證。例如從現代對印佛教哲學史的研究角度來理解印度經量部，格魯派對經量部的許多立論，無論從文獻學及哲學史來說，恐都是錯誤或成疑的，其中典型例子包括格魯派將陳那與法稱視為存有論立場基本相同，只在知識論上有次要分歧等，因而把陳那歸屬經量部，與法稱相同之議，恐怕難被研究印度佛教哲學史，並視陳那爲廣義唯識宗的現代學者所同意。
但是若不是採取史學角度，或視宗義書是在作歷史的論斷，也許仍有另一可能的角度，給予格魯派宗義體系對經量部的陳述與判斷一正面評價，這即視格魯派對經量部的「重述」，其實是格魯派在展示其自身的部份哲學觀點，尤其是格魯派應成中觀哲學的知識論基礎或預備。對格魯派來說，她更關心的顯然是如何從量論問題爲出發點，在詮釋的空間可能的範圍內，改寫經量部，以作爲重建中觀哲學在知識論上的基礎。
原作者中文版序
筆者衷心感謝劉宇光博士在翻譯拙著過程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時也為拙著從此可供漢語學界的同仁與學友使用而深感榮幸與高興。
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密切關係的章嘉‧若白多傑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是拙著的主要典據之一，所以拙著如今得以與中文學界交流，使筆者尤感雀躍。章嘉出生於今屬青海省境的安多西蓮花區，在他九歲時，被派到北京學習漢、蒙、满等文字，還與稍後登基的乾隆皇私誼深厚。若章嘉得悉他的著作在借道美國後又回歸他感同故里的土地上，無疑定會欣喜萬分。
拙著所探討的那些作品是開啓繁浩佛典的關鍵鑰匙。章嘉及發揮陳那、法稱要旨的其他疏釋家們都認為：在漸次成就慧觀的宗教修道上，理智担任關鍵要角。對於那些認為宗教性的哲學多少有點落伍或有乖理性的人來說，上述的觀點也許頗見陌生，故此對於抱持這種聲音的人來說，拙著便應顯得有其重大意義了。
大部份的經 (sutra)教傳統，包括尤其像格鲁派在内，皆主張理性是現証解脱慧的坦途大道，并依此立教。而拙著也是對這種立場的基本構思進行綜合性的闡釋。宗喀巴的大部份著作，當中包括使他聞名於世的「道次第」(lam rim)論著在内，皆堅持相同的設想。而在過去五百多年以來，以宗喀巴為最高領袖的整個格鲁派也緊守此一原則。
這種見解所以引人側目，乃在於它認為：對我們來說，早已熟能生巧的常態理智隱然與另一類完全不同的理解能力相同。然而，難道這種觀點毫無可疑之處嗎？難道我們也許亦有意成就的這種智性認知真的毫無局限嗎？
在撰述拙著的過程中，研究把筆者引導去探討另一種重要而複雜的相反立場，其最極致的型態是藏傳的大圓满法(rdzogs chen)。我們發現它略近似於某些禪宗，他們從根本上質詢概念思維的能力與正當性，尤其質疑概念思維作為正確認知(「量」，tshad ma) 實相之根據的有效性。一方充份肯定思維的有效，另一方却否定之，這些見解之間的張力支配着大部份佛教哲學的論述。
事實上我們可以見到這两種立場相互之間的深刻對話貫穿整個亞洲佛教史，由半傳說的桑耶「論諍」開始，到述之於《六祖壇經》内，發生於禪宗成形歷程中的著名頓漸對諍，都是一脈相承的。儒、道二家為着理清彼此的所有分歧，以認真的態度互相質詢對方，并深入彼此的義理。同樣地，我們在此也見到佛教内部論辯的雙方都在悉力豐富一己對對方意義的欣賞，它確實是佛教慧解深處的一個重要議題。故此，筆者熱切期望劉宇光博士能在漢語學界的同仁中結合志同道合者，并肩成就中譯宏偉浩瀚的藏傳佛學之宏愿。
我們皆以研究佛教思想為志業，期待能從漢語學界對如斯豐碩的藏傳文献所作的研究與剖析中互得學益。
安妮‧克萊因
2006年7月25日
德克薩斯州 候斯頓市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