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原文摘录
-
对于诸葛亮，包括其《隆中对》，在作历史评价时应当与其已被千年塑造成型的象征智慧与忠贞的艺术形象区别开来。我认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也跟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同属民族文化遗产，应当珍惜，即令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也应当如此。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 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形象也可能有加工和改造的必要，但这未必是历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无须干预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再创造，就像无须对《三国演义》情节进行考订修改，使之符合可靠的史籍一样。所以我认为，让作为艺术形象的诸葛亮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两者并存，也许更为适宜。曹操可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和文采风流的文土，也可以是权变机诈的奸臣。在京剧舞台上把曹操打扮成道德完美、理想高尚的英雄，已证明是不成功的；把舞台上诸葛亮的言行举止改变成一板一眼、毫不夸张的历史人物，也未必好。反过来说，在历史研究中也不应该赋予诸葛亮过多的戏剧色彩。历史学家在描述诸葛亮和论证《隆中对》时，最好还是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历史的语言，避免以“智慧的化身”、“忠贞的楷模”、“天オ的预见”一类习用的赞语来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论述。如果我们要求《隆中对》字字珠玑，应验如神而没有任何错误，那就是无视认识的规律，也是苛求于古人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隆中对》再认识 -
我们知道曹操从黄巾那里夺得了许多耕牛、农具，所以许下屯田才得以实行。这说明起义农民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他们既然都带着自己的家庭，又有耕牛、农具，所以只要战斗不很紧张，就可以生产，而且必须生产。他们进行战斗，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官家和豪强地主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武装保卫自己，使生产得以进行，不受侵犯。豪强许褚的堡垒被汝南黄巾包围时，许褚用耕牛交换黄巾的粮食，作为缓兵之计。这也证明黄巾拥有较多的粮食，而且还需要耕牛继续进行生产。有的学者把黄巾同那些不事生产的、“走一路吃一路”的、“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的地主武装看成一样，我想这是不公允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6页 -
汉武帝时代网禁严密，法律被用来大量杀人，面皇权又高于法律，皇帝杀人无需法律根据。廷尉杜周之言日：“三尺（按指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武帝甚至对大臣也任意宰割，丞相能免于屠戮者甚少。因此，公孙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认为自己“从是殆矣”。他受拜后没有多久，果然在巫蛊之狱中族灭。朝廷纷争，几乎都与屠杀相伴，巫蛊之狱就是一场大屠杀。征和四年轮台之诏颁行后，屠杀又被用来作为一种既是为卫太子昭雪，也是为转变统治政策扫清道路的重要手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论轮台诏 -
刘牢之 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当权者驰驱，目光是非常短浅的。他既不能综观时局，也就无法自如地运用手中有可能决定时局的北府兵。《刘牢之传》说：“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刘牢之先后屈服于司马氏皇权的名分和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惶惶然不知所措。他叛王恭而降司马元显，叛司马元显而降桓玄，叛桓玄而致灭顶。刘牢之之败，当然有个人的原因。《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说谢安预见刘牢之“不可独任”；牢之乱终，“识者服其知人”。这里以气度、オ具解释刘牢之之败，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与他同辈的北府将，例如下节将加以分析的乐安高氏，行事虽不如刘牢之富于戏剧情节，但也是一事无成，俯首就戮，这就不能不考虑时代条件这一因素对于北府诸将的普遍影响了。 历史的演变总是迁回曲折的，人们处在历史转折关头，不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古人更是如此。刘牢之是彻底失败了。他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思想理念，败于政治。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北府兵遂被分割于诸桓之手。但是从刘牢之失败中获得的认识，却大大地帮助了刘裕。后来刘裕准备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虽已没有现成的兵力可用，不得不另起炉灶，但是行动之前却是冷静观察形势，决不轻举妄动。据《宋书》卷《武帝纪》，刘裕曾拒绝随刘牢之北奔广陵，并对刘牢之之甥何无忌说：“镇北（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刘裕果然是按此计议行事，等待有了强硬的口实，就毅然独树旗帜，卒获成功。从刘裕的成功逆而观之，刘牢之活动的失败作为负面经验，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价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府兵始末 -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先主传》注引《傅子》载曹操丞相掾赵戬之言曰：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必败”；《陆逊传》亦谓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战后，刘备才恢复了一支可观的武力，被陆逊视为疆界“强敌”。但是夷陵一战，正是这个陆逊，使其疆界“强敌”全军覆没。 刘备终于并吞并表父子及刘璋势力，不是凭帝胄身份，而是凭他自己闯荡半生的权诈，凭他的对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 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谘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推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隆中对》再认识 -
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总是要受历史条件的支配。他的《隆中对》睿智非凡，但毕竟也只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隆中对》再认识 -
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地来到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无法超越的。“君主们……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0页 -
说怪不怪，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
陈胜张楚之立，可以说是诸侯旧地皆王的开端，是“兴灭国”；项梁立楚怀王，可以说是诸侯王室后人皆可兴复的标志，是“继绝世”。“兴灭国，继绝世”，旧典所载，影响至深。陈胜走一步，项氏再走一步，这两步连在一起，使一场农民反秦暴政的战争无可避免地转化为诸侯合纵攻秦。看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前进并没有直路可走，非出现“之”字不可。 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说张楚 -
有时，历史上会出现帝王们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奏效。但是从长远看来，其结果往在是适得其反，帝王们不得不向经济条件投降。 具有阶级性质的国家，也具有超乎阶级之上、超乎社会之上的表象。要把国家的一切活动都直接与具体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本来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必要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体，它需要保障自己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这不一定与每一个地主的眼前利益完全相符。但是获得这些条件，国家可以大一些，而从强大国家得到好处的，首先就是地主阶级。封建朝延中被认为是忠诚的、正统的官僚以及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想家，确实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稳定的王朝，来保护地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尽管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免会受到一些约束。 封建政权得以维持的先决的物质条件，是维持赋税兵徭的来源，因此需要控制人丁。而地主阶级的发展，正是要从国家编户齐中不断地分割人丁。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如果分割人口的过是一个渐进过程，那末矛盾的发展还不至骤然破坏相对平衡的面，不至引起政治动乱。否则平衡破坏，矛盾激化，封建政权就会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之争而呈现险象，加剧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
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脱不了名教的束缚。 能完成的功业完成了，权柄抓稳了，异己锄尽了，叛逆者成为正统了。剩下的事，除了保住万世一系，福禄永长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对于一般的权利觊觎者说来，正好踌满志，趾高气扬；而对于“壮心未已”的英雄说来，就不免有点凄凉之感了。曹操的忸怩作态，原因就在这里。 “月明星稀，乌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如果这只绕树而飞的乌鹊就是曹操自己，那么可以说，他终归会飞进时代的罗网里去的。 曹操毕竟是时代的产儿，他归根结底不能不受时代意识的支配。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他总是要走到封建帝王的老路上来的。这当然不足为曹操病，因为曹操除了这一面之外，还有过突破时代限制的一面。 细细琢磨曹操的思想性格，我感到曹操确实是个戏剧性很强的人。他可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可以是反抗传统的叛逆，可以是文采风流的才土，也可以是权诈忌刻的奸臣。但是不论他以什么姿态出现，都有一种内心的深刻矛盾笼罩着他，他的各种活动都有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
对于诸葛亮，包括其《隆中对》，在作历史评价时应当与其已被千年塑造成型的象征智慧与忠贞的艺术形象区别开来。我认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也跟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同属民族文化遗产，应当珍惜，即令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也应当如此。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形象也可能有加工和改造的必要，但这未必是历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无须干预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再创造，就像无须对《三国演义》情节进行考订修改，使之符合可靠的史籍一样。所以我认为，让作为艺术形象的诸葛亮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两者并存，也许更为适宜。曹操可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和文采风流的文士，也可以是权变机诈的奸臣。在京剧舞台上把曹操打扮成道德完美、理想高尚的英雄，已证明是不成功的；把舞台上诸葛亮的言行举止改变成一板一眼、毫不夸张的历史人物，也未必好。反过来说，在历史研究中也不应该赋予诸葛亮过多的戏剧色彩。历史学家在描述诸葛亮和论证《隆中对》时，最好还是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历史的语言避免以“智慧的化身”、“忠贞的楷模”、“天才的预见”一类习用的赞语来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论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隆中对》再认识 -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分裂时期的小国，为了自立自存，不得不勉力开发一些道路河渠等工程，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便利条件和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 -
陈胜反秦，必趋据旧楚都城郢陈而称张楚，这是历史条件和时代意识交相作用于陈胜的结果，而不是任意的选择。它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张楚既立，反秦浪潮迅猛广阔地从楚地兴起，天下景从响应以击暴秦。没有其他王国能够代替张楚旗号。这是张楚成功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立张楚意味着以楚反秦，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各诸侯王在反秦旗帜下效尤竞立，以至于动摇刚刚树立的统一的政治理念。张楚西击一无所成，而东方诸侯声势却如此浩大，因此只有组织诸侯联合反秦，才有出路。诸侯联合反秦必须有盟主，张楚自然居于盟主地位。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战国末年楚为纵长合纵攻秦的重演。所以，张楚之立，对于统一政治局势的继续维持，又有消极影响，孕育严重后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说张楚 -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像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托付给太子。所谓“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相比，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过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室里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时，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论轮台诏——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
作者跋语：陈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论及官渡之战的意义，曰：“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心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 陈先生这一见解，那时不便公开征引，所以未加说明，只有在一处注文中引证了陈先生关于无涧神的考证，以示尊重陈先生的学说。 对于这一史学问题，我在此文中所增添的内容，一是在曹操早起事迹中把他与士家大族之争做了勾勒，例如论证兖州之战就其基本性质说是与官渡之战一脉相承的； 二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在曹操和袁绍阵容中彼此渗透，曹操如果不重用出自世家大族的名士，就不能使自己的势力壮大起来； 三是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回归于儒，这在他消灭了一切可以由他消灭的政治对手，只等着摘取皇冠的时候，是必然要出现的。所以儒家大族欲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不必等到日后河内司马氏之兴起。第三点意见在当时有点异端味道，而受到怀疑。可是我确信历史就是如此。“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
关于西晋政治的特质，陈寅恪、钱穆这两位民国时代的学者有着看似相悖的观察，陈寅恪先生以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钱穆先生则指出：”其时佐名功臣，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故晋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如果说陈寅恪先生强调的是魏晋之间统治阶级性质的转变，那么钱穆先生则指出了魏晋两代在官僚阶层构成上的相似性。 不可否认从整个时代的转型而言，曹操法术之政向西晋儒家政治转化的趣事相当明显，司马氏固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东汉儒家大族的代表，但这不妨碍西晋政治推行一套儒家化政治。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魏晋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并非始于西晋，在曹魏时期便已出现明显的趋向。以律令而论，根据瞿同祖的意见，儒家有系统的修改法律自从曹魏始，两汉注法律者十余家，魏明帝下诏但用郑玄章句，中国法律自儒家化自魏已然，并不始于晋。以学校制度而论，魏文帝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多至千人，所谓儒家沦歇之说未必得实。以礼制而论，”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武帝在礼学上尊其外祖王肃，已是学界通识，但是王肃之学在曹魏时代已被立为学官，魏明帝改革冕制亦采用王肃经说。随着西晋政权的建立，王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取代郑玄之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但是这只是儒学内部的变化，魏晋政权的更迭并不能被视为由法入儒转变的关节点。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从法术主义到儒家政治的过渡并非始于西晋，而在曹魏文帝、明帝时代便已见端倪。尤课留意高贵乡公曹髦继位后，问学太学，论少康、高祖优劣举动，直接反映出其接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因此简单地曹魏政权贴上法家的标签并不合适，必须要注意到曹魏政权前后期的不同。曹操曾以颁布三道求贤令为标志，挑战儒家的德才观念，当时流传有”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
田租制度曹魏计亩，西晋计丁，东晋咸和计亩，太元计丁，其中有时夹杂着使用课田的名称和什一的租率，实际是汉制、晋制交错、变来变去，莫衷一是。这反映了官府既无法核实地亩，更无法核实人丁，只是穷则思变，随国力之所及，能征收多少就征收多少。这个时期其所以不能产生一种稳定可行的田租制度，根本原因还是豪强占夺力量太大，使国家总是处在困难境地，找不到一种能够稳定持久的办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7页 -
曹操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路要走得通，除了靠方向明确以外，还必须有披荆斩棘的本事。他奋斗了三十多年，不论斗智斗力，吃过他的亏的人非常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7页 -
“《三国志 满宠传》明帝太和二年（228）尚有朱灵助曹仁于合肥地区作战之事可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0页
作者: 田余庆
副标题: 重订本
isbn: 7101079067
书名: 秦汉魏晋史探微
页数: 419
定价: 38.00元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1-6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