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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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东野语》卷一“三苏不取孔明”条引苏氏父子之说，其中有苏淘之言日：“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此点与崔浩以赵佗为喻，意义相似。苏还和崔浩一样，不以为弃荆州人西蜀，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因而对诸葛亮也是取责备态度，这就是苛求于刘备、诸葛亮了。 (查看原文) -
历史決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总是要受历史条件的支配。他的《隆中对》睿智非凡，但毕竟也只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 (查看原文) -
清人刘献廷直谓诸葛亮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不如此，求三分，不可得也。"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历史见识的。 (查看原文) -
……三是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回归于儒，这在他消灭了一切可以由他消灭的政治对手，只等着摘取皇冠的时候，是必然要出现的。所以儒家大族欲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不必等到日后河内司马氏之兴起。第三点意见在当时有点异端味道，因而受到怀疑。可是我确信历史就是如此。“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
在说到曹操的功绩时，我们也不能低估黄巾军的斗争对历史进的推动作用。曹操是站在黄巾起义的对立面的。但是黄巾起义打击了豪强地主，特别是扫荡了许多纵横县邑乡聚的割据勢カ，这却为曹操统一北方扫清了道路。黄巾的冲击，也逼使曹操去注意引起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民获得生产和生活条件，获得提供兵徭租赋的条件，从而也使统一的局面得以稳定下来。还应当说明，曹操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得以实现，也与起义农民打击了和扫荡了豪强地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操并不是农民很满意的统治者，所以在他统治之时，还发生过不少次地区性的农民起义。这些斗争不能不逼使曹操遵守自己定立的制度，不过分损害农民。 我们知道曹操从黄巾那里夺得了许多耕牛、农具，所以屯田才得以实行。这说明起义农民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他们既然都带着自己的家庭，又有耕牛、农具，所以只要战斗不很紧张，就可以生产，而且也必须生产。他们进行战斗，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官家和豪强地主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武装保卫自己，使生产得以进行，不受侵犯。豪强许者的堡壁被汝南黄巾包围时，许褚用耕牛交换黄巾的粮食，作为缓兵之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
王道霸道之说，在汉人观念中主要指用法的宽严，施政的缓急，赋敛的轻重而言，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意义的王道和霸道。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论轮台诏 -
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 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在我看来，对于秦末扰攘时期究竟该由谁来代表“秦楚之际”的楚这一问题，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所以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把陈胜安排在世家之中。这种处理不但不够妥帖，而且也违背司马迁作世家的一般宗旨，自乱《史记》义例。司马迁思想的混乱还表现为既以义帝纪元，却不立义帝本纪。清人吴非以此改《秦楚之际月表》为《秦汉帝月表》，并撮取义帝事略而作《楚义帝本纪》。这一改作意在以《春秋》笔法改正《史记》书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史学价值，只不过说明《史记》书法于此确有缺陷，不惬人意而已。 但是，司马迁修纂《史记》，在混乱中也有不乱的地方，这就是，历史由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不容抹杀，因而《史记》才有《秦楚之际月表》之作。后代文献如《太平御览》皇王部历代帝序，于秦汉之间特立楚怀王一目。其他典籍亦有列入楚义帝者。这些不能不说是接受了《史记》书法的影响。吴非《楚汉帝月表·序》承认司马迁月表之作“意重楚也”，是不错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史记·六国年表·序》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太史公造作三代兴灭之词，意在烘托秦汉。汉胎于楚，作事在东南；而收功实于秦，地在西北。我疑太史公是据秦时政治风谣敷衍成说，而“东南有天子气”就是其时极为敏感的一则风谣。西北之秦警惕东南之楚，盖源于秦楚的历史关系。东西畛域之别甚至影响千年之久，何止于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页 -
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词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历史王朝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5页 -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 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32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日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即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资治通鉴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祸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记汉书及今存北宋以前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录，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论轮台诏——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
汉代田租三十税一是按顷亩出税，而不是按实际产量计其三十分之一而取之，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即令是在名籍所载地亩人丁比较准确的西汉时代，官府征收田租也无法核实每亩产量。所以三十税一的田租，在实际征收时需要以一个定额为准。《九章算术·衰分》有题曰：“今有田一亩，收粟六升太半升。今有田一顷二十六亩一百五十九步，问收粟几何？答曰：八斛四斗四升一十二分升之五。”此题内容，当即以一亩收粟六又三分之二升以为田租，按田租三十税一计算，则每亩产量恰为二斛，与汉代亩产数量大体相符。这又可以反证田租三十税一确实是定额征收。至于每亩定额多少，在西汉时恐怕是因地而异，难于有全国一致的规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6页 -
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河山，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页 -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曰：“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以守正见称的诸葛亮，却借司马懿的兵力以除来降的孟达，我认为除了虑其反覆之外，还别有原因。第一，孟达问题不是一般的降人问题，而是数年前东三郡刘封、孟达纠葛的余波，是新旧问题的再次泛起。诸葛亮思用孟达以制魏，又恐新旧问题有灼手之处而出此策。第二，约降孟达事恰在诸葛亮调遣李严赴北以图解决李严问题的关键时刻，孟达之来于此有碍；而及时除掉孟达则将有助于迅速解决李严问题。这两者在蜀政中同具深层意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6页 -
在蜀国文武臣僚中，论潜在力量，李严一方即刘璋旧属居于多数，不弱于诸葛亮一方即随刘备入蜀居于少数地位的新人。刘备倾覆刘璋，把新旧之间本来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了。刘备寻思万全之策以巩固新人的统治地位，绝不能让已被颠倒了的主从关系在他自己死后出现再颠倒。这就要尽可能使旧人不生异动之心，万一出现事端也要能立即加以处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刘备死前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起用李严，就是适应此种需要。但是权力赋予李严以后，李严既能起维系旧人以事刘禅的作用，也有凭借威望促成旧人异动的潜在可能。因而又要有控制李严这一关键人物的办法才行。新立的幼主刘禅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唯一可以付托的人只有诸葛亮。诸葛亮在受遗诏辅政方面，与李严是并受，是同列，因此，李严的地位相当尊显。在保障蜀国政权不出现新旧之间的再颠倒方面，诸葛亮还须要被赋予特别的权力，使他能够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掣肘。所以我认为刘备作此托孤遗言，正是为了在并受遗诏的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独特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如果不测事端突然出现，连伊尹、周公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诸葛亮还可以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以应急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0页 -
综上所论中国古史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归纳认识如下： 第一，早期人身依附关系似与军伍直接有关； 第二，早期依附者是从无爵或低爵的自耕农转化而来； 第三，豪民是生产领域中的地主，是凭借政权出现的；乡官大抵都是豪民； 第四，早期的户籍制度只是为了“告奸”，后来演化为官府控制人丁的最基本的凭借，是抑制依附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五，古老的封君制度是以封土为前提，有分土，无分民，有地者皆曰君。秦汉以来，“有土斯有民”的观念逐渐与“有民斯有土”的现象同时存在，后者有时比前者更为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有土斯有民和有民斯有土 -
我认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也跟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同属民族文化遗产，应当珍惜，即令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也应当如此。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形象也可能有加工和改造的必要，但这未必是历史学家的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隆中对》再认识 第一章：从历史验证中认识《隆中对》 -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非完全真正一统于法，无懈可击。《法正传》法正为蜀郡太守，“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日：‘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列举法正引刘备人蜀大功，曰：“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自然，这种威刑不肃的情况出现在创业之始，是权以济事，毕竟不是常情。而且对法正这样特殊人物，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严格说来，李严兴废也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
但是权力赋予李严以后，李严既能起维系旧人以事刘禅的作用，也有凭借威望促成旧人异动的潜在可能。因而又要有控制李严这一关键人物的办法才行。新立的幼主刘禅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唯一可以付托的人只有诸葛亮。诸葛亮在受遗诏辅政方面，与李严是并受，是同列，因此，李严的地位相当尊显。在保障蜀国政权不出现新旧之间的再颠倒方面，诸葛亮还须要被赋予特别的权力，使他能够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掣肘。所以我认为刘备作此托孤遗言，正是为了在并受遗诏的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独特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如果不测事端突然出现，连伊尹、周公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诸葛亮还可以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以应急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蜀史四题
作者: 田余庆
副标题: 重订本
isbn: 7101079067
书名: 秦汉魏晋史探微
页数: 419
定价: 38.00元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1-6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