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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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外戚传》说：巫蛊狱兴，“卫氏悉灭”。可以说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前面说过，江充兴狱，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时，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日：“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江充和刘屈鼇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石德点破“秦扶苏事”，是洞悉当时政局底蕴之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论轮台诏 -
但是还有不少南行而不得过江或不愿过江的人，则滞留江淮之间，他们多是统率宗族乡党，千百为群的流民帅。流民帅的门户背景并不相同，但他们多少都有战斗经验，起初都有抗胡复土的要求。他们原不受司马睿节制，未必竭诚效忠于司马睿。司马睿对他们颇多疑忌，唯恐他们率部曲过江后竞逐权力，成为江左政权的肘腋之患，危及东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府兵始末 -
具有阶级性质的国家，也具有超乎阶级之上、超乎社会之上的表象。要把国家的一切活动都直接与具体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本来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必要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
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面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说张楚 -
朱熹论史，懂得“大凡事前未有样者，不易做的道理。样，有正面的样，也有反面的样。有了样，事情就好做多了。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借鉴。秦始皇“事前未有样”，所以“不易做”。汉初有亡秦的历史可以借鉴，有了样，就好做得多。所以有文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直到武帝初年还是这样。后来当社会出现险象的时候汉武帝自然而然地想到“亡秦之迹”。 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是汉武帝终于实现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变化也是借鉴亡秦而出现的。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驰，不允许任何转折出现。汉初黄老思想流行，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说“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刃，注家释为满。这句话的意思是，武功满后，要有文治，才能说是成功的。《陆贾传》所渭“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也正是这个意思。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论轮台诏 -
在古代中国，在秦汉以来的国家中，封建割据的分裂倾向和事实上存在的统一，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割据倾向强烈，政治上无力维持统一的时候，统一帝国是会瓦解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使分裂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抑制的可能性，也还存在。三国时候，北方自然经济倾向的增长，远没有达到一州一郡，甚至一县一乡可以关起大门来独立生存的程度。这时候，统一的历史已经存在过四百年，统一仍然是全社会一致的强烈愿望，统一逐步实现，是完全合乎常规的。谁都知道客观规律不可逾越，但是这里丝毫也不是说，能够突破某些客观限制的时候也不要去突破它。如果这样，人就只配称作客观条件的奴隶。而如果有人竟然战胜了容观条件，我们还要用“规律”的名义去贬斥他，这岂不是更不应该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
陆机《辦亡论》论及这一段历曰：“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 弘敏：旷达敏捷 多奇：超群出众 雅达：雅正通达 聪哲：聪慧明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孙吴建国的道路 -
清议造成政治纠纷，甚至导致相当规模的废黜和杀戮，这样的事魏、蜀皆有，不独吴国为然。三国之间，此种风气彼此激荡，彼此影响，而以魏国为著。魏有孔融，浮华交会，讥刺侮慢，影响及于蜀、吴。孔融生前，江东人物与之交往者颇不乏人。张温晚出，与孔融年辈相错，没有直接接触，但孔融立身行事诸端，张温当是熟悉而景仰的。蜀有来敏，诸葛亮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张温其人，就其清议的影响和作用说来，就是吴国的孔融、来敏。张温、孔融、来敏都出自名门，有文学，尚浮华，敢于干犯当轴。他们三人的结局也大略相似：孔融被杀，张温废黜，来敏废而复起，居职而已。这是一代士风分别在三个国家的反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
中国古代政权当其兴建之际或经历其他变革之时，往往从受益阶层中培植相当数量的人物，使之通过某种渠道进入仕途，充实统治机构，现固这一变革。以此登进于朝的一代人物，必然是权势为先，鱼龙混杂。与此相应，选举制度弊端百出，社会、政治矛盾难于避免。主事者如果练达圆通，用渐进、温和手段，在较低的层次上作局部调整，治标而不奢求正本，或许可以小有作为，使矛盾不致激化，政权不致动摇。如果主事者不识时务，不容忍这种腐败，而欲坚持沙汰秽浊，惟平是务，就难免引发利害冲突，导致当权者的暴力干预，甚至酿成大狱，出现悲慘结局。孙吴选曹受东汉清议之风影响，执意澄检郎署而爆发暨艳一案，即属此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
张温、暨艳辈相继出掌选曹，效法东汉清议的遗风旧习，却缺乏练达圆通的从政才能。他们无从提出稳妥可行的节制办法以救弊于一时，只求逞心快意，用行政手段强对幸进者降贬拘执，以至招致孙吴最高执政的猛烈报复，而郎署混浊现象依然如故。赤乌二年孙权有依四科察举之诏，实际上是求恢复东汉阳嘉时黄琼所议四科，但是终吴之世迄无成效。 暨艳一案，如果只从政治上的腐败和反腐败的通常意义上立说，不过是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事端案例的重演，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把暨艳案放到孙吴政权演化进程中来审视，意义就深刻得多。暨艳澄检郎署，受影响受损害最大的不只是一群倖进的年轻人物，而是一个急于在社会政治中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层。孙吴政权庇护这个阶层，是为了用他们来卫护自己的存在。孙吴急速地扶植了后来在江东历史上长久地起作用的吴四姓，培育了一批撑持孙吴统治的有用人才，成效虽然显著，但是却进一步腐化了自己的机体。孙吴的短祚，不能不与此有重大关系。这一点可以说是暨艳案发人深省之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
乐安高氏 在晋末的纷纭政局中，乐安高氏三代经历的浮沉反复虽比刘牢之要少一些，但也屡履险境，而且在桓玄之乱中，高、刘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漩涡的将门人物不知如何自处，盲目被动，高氏和刘牢之没有实质差别。他们都是其时较低社会阶层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以代替门阀政治这一历史运动的先驱者和牺牲者。刘裕从前辈众多北府将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逐渐看清了道路。此中除刘牢之外，乐安高氏也以自己的失败提供了负面经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府兵始末 -
大运河修成后，唐和北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大运河，大运河效益发挥的程度影响唐宋政权的兴衰。而且，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唐宋帝国内部。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 -
虽然事实上北方归根结底远远强于南方，最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但是在没有统一以前，却不能把统一当作曹魏独有的权利。如果说吴、蜀只能俯首投降，反抗魏的进攻就是违背统一，那还成什么三国呢？魏、蜀、吴各自的努力，不断地向人们宣告，南北是不能长久分离的。这也许可以算是三国交兵的一项积极意义吧。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没有立即统一，不能说完全没有经济原因。如果那时北方和南方在经济上不可分离，和北方内部各个州郡不可分离的程度完全一样，那么三国的人民和统治者绝不能忍受几十年的分裂，无论如何也要争取更早的统一。 经过几十年的相持，南北的统一终归实现了。饮水思源，没有曹操统一北方，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社会经济，南北的统一是根本谈不到的。 在说到曹操的功绩时，我们也不能低估黄巾军的斗争对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曹操是站在黄巾起义的对立面的。但是黄巾起义打击了豪强地主，特别是扫荡了许多纵横县邑乡聚的割据势力，这却为曹操统一北方扫清了道路。黄巾的冲击，也逼使曹操去注意引起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民获得生产和生活条件，获得提供兵徭租赋的条件，从而也使统一的局面得以稳定下来。还应当说明，曹操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得以实现，也与起义农民打击了和扫荡了豪强地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操并不是农民很满意的统治者，所以在他统治之时，还发生过不少次地区性的农民起义。这些斗争不能不逼使曹操遵守自己定立的制度，不过分损害农民。 我们知道曹操从黄巾那里夺得了许多耕牛、农具，所以许下屯田才得以实行。这说明起义农民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他们既然都带着自己的家庭，又有耕牛、农具，所以只要战斗不很紧张，就可以生产，而且也必须生产。他们进行战斗，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官家和豪强地主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武装保卫自己，使生产得以进行，不受侵犯。豪强许褚的堡壁被汝南黄巾包围时，许褚用耕牛交换黄巾的粮食，作为缓兵之计。这也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
托孤之语的真实含义既然如此，以后蜀政中的有关问题，都可以循此线索加以考察，而且大体可以得到解释。李严副诸葛亮并受顾命，本是刘备在危机中的权宜之举，对于稳定刘备身后的蜀国局势，确实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李严一旦居位，东西分陕，一国二孔之弊就逐渐有所暴露。加之以人事纷纭，此伏彼起。先有廖立狂惑，来敏乱群；后是孟达来降不果而陨身，李严横造无端而废徙。历史遗留的新旧纠葛反复出现，诸葛亮都逐一解决了，而且没有酿威大乱。他没有辜负刘备白帝的托付。不过随着此一公案的结束，诸葛亮走向暮年，蜀政中光彩吸人的时刻也就终止了。 原刊《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蜀史四题 -
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京口北府兵，从建立军府起到罢省军府止，一共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它抗拒过胡族南侵，支撑过东晋门阀政治，也参预过江左政治权力的角逐，最后转化为江左皇权。北府兵在南朝初年的一段时间里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然后逐渐从历史上消失。从此以后，它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也鲜为人所道及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府兵始末 -
宾旅寄寓之士影响舆论至深，是稳定江东的重要因素。张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孙吴权力结构，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纳他们的能力。宾旅之士归心，淮泗将领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了，立足点也大为稳固。这样，孙吴政权就能够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地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士人在政权中和在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辙进一步的转折，创造必要的条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孙吴建国的道路 -
《史记·六国年表·序》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太史公造作三代兴灭之词，意在烘托秦汉。汉胎于楚，作事在东南；而收功实于秦，地在西北。(按，后世历史多次验证太史公之语，作事在东南，收功实在于西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说张楚 -
谁都知道客观规律不可逾越，但是这里丝毫也不是说，能够突破某些客观限制的时候也不要去突破它。如果这样，人就只配称作客观条件的奴隶。而如果有人竟然战胜了客观条件，我们还要用“规律”的名义去贬斥他，这岂不是更不应该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分裂时期的小国，为自立自存，不得不勉力开发一些道路河渠等工程，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便利条件和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 -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的文明古国，是中国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就统一这一点说来，我认为最可宝贵的还不是统一时间的长久。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曾反复出现过，分裂时间也不很短。中国历史中并不是只具备统一的条件，而丝毫没有分裂的条件。民族的、地域的、内战的诸多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一个时期的分裂。封建经济的闭锁性的一面，是长期存在的影响统一的因素。不过我更认为，按照历史的昭示，最值得宝贵的地方还在于，即令在分裂再现之时，中国人并不自安于分裂，分争各方总是力求寻得恢复统一的路径，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感情、文化交流、经济联系、政治交往，也自然而然地孕育再统一的条件，使统一成为全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而且在此以后形成的统一国家，其立国的基础，统一的地域规模和巩固程度，往往比过去的统一国家更要宽广，更要牢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
作者: 田余庆
副标题: 重订本
isbn: 7101079067
书名: 秦汉魏晋史探微
页数: 419
定价: 38.00元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1-6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