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语词、意识与艺术
ISBN: 9787536244962

作者: 黄专，王景编
副标题: 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
出版年: 2011-3
页数: 447
定价: 18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览学术丛书
ISBN: 978753624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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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2011/1)》主要内容：自2005年开始的徐坦“关键词”项目将于2011年在深圳OCAT收官。这个以语词与意识关系为主题的视觉艺术项目已在上海、雅加达、日惹、深圳、格拉茨、纽约、广州、斯德哥尔摩、威尼斯、香港、旧金山、青岛、多伦多等地进行，2009年“关键词学校”参加了“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全面收集了项目文献和介绍了项目内容。《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2011\1)》由黄专、王景编著。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 (查看原文)

assistantship 2020-11-19 17:02:42

—— 引自第57页
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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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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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信息

　　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览学术丛书 (共8册), 这套丛书还有《视觉政治学》,《图像的辩证法》,《张培力艺术工作手册》,《剧场》,《创造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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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部作品、一个人，还是一件事，都往往可以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话题。将这些话题细分出来，分别进行讨论，会有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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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张志扬：昨天我们谈的是，语言不是完全不能传达和理解的，语言是二重性的。它可以传达和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当作语言的本质来看，因为语言在传达的时候，同样也有遮蔽。譬如说，我们以前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要把...
2020-11-19 17:02

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
引自第57页
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
引自第423页
张志扬：昨天我们谈的是，语言不是完全不能传达和理解的，语言是二重性的。它可以传达和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当作语言的本质来看，因为语言在传达的时候，同样也有遮蔽。譬如说，我们以前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要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个遮蔽。就像我们有时打手电筒一样，手电筒照了什么东西，我们似乎就看到了什么东西，其实看见本身就隐含了遮蔽，“光”本身就是“双重遮蔽”更不用说周边的黑暗被当作了谬误。语言也是自然之光，语言在显示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东西。平常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可传达的本身也隐含了遮蔽，也隐含了没有传达的东西。我们一般都不大习惯这种思维方式，总是要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既是又不是，你怎么去理解？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引自第336页
如果我不是要“得到”，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物质性的结果，比如画、雕塑、装置或者影片，而是为了工作过程，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未来的状况———我形容它像一条河，在河流里，工作生存是合一的，河流一直往前流，不断地有碎片式的视觉艺术意义“结晶物”被抛到两岸，看到这些结晶物，不是像得到一幅画、一个雕塑、一部影片或者有什么结论，而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关于这条河的情况，这是我对艺术的一个愿望。
引自第37页
徐坦：2000年以后，我觉得有两个大间题，一个是，我越来越发现，我们都在使用所谓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是建立在我们对社会的价值看法上的，所有艺术家使用的资料库的资源可以分为几条路线，比如读过书的人谈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福柯（ Michel Foucault），谈他们如何看社会，看意识形态，不读书的人谈怎么看身体、感性、挑衅，我认为这个资料库的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很多西方现成的系统，用它们来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现实，我就在想，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这个资源库里面就没有我们的方法所生产的任何思想吗？我当时问一个在北京开画廊的美国朋友，说你认为中国有哲学吗？他说，有，那是古典哲学，没有当代哲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只有“拿来主义”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山寨”，也就是说，艺术家使用的那个资源库是原装的，但是价值观念是“山寨”的。另外，我们中国的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缺乏对各种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很多学者谈到“概念”，可以马上谈到很多知识来源和解释，告诉我们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福柯如何说，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做不到的，也不是我们要做的。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做的是从我们的社会，直接从社会实践中，了解人现在在想什么？这些可以是思想的素材。像德里达、德軌兹（ Giles Louis Rene Deleuze）、福柯，他们也看艺术，也写艺术，在这种社会交往中，你从哲学家那里得到什么，哲学家也从你这里获得什么，这是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换“素材”关于社会的思想素材。我觉得我可能应该着手做一个关于了解当下我们社会意识活动的“资料库”，而不是靠一个现成的、靠翻译的，在西方已经成为昨天了的“资料库”，比如现在在中国说“后现代主义”，你也会感觉不匹配，这是我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最起始的原因。另外，就像你说的，我对语言、文本很重视，我发现，语言是体现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是做媒体艺术的，就要用媒体艺术——声音，我觉得观察有视觉的语言、语音，是了解语言和现实发生某种关系的通道之一，我带着测试的心态看待这种工作。对于中文“关健词”，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里，语言活动是如此丰富，考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对于来自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可能会对所讲的每一句话的语法等都进行逻辑的考察——而我觉得，在中国人的语言环境里不宜这样做。中国人能在面前出现的语句当中，迅速地发现哪些词对他而言更有价值，以及词的价值高和低的差别，我认为“关键词”就是指那些价值高的词，它们和语言的很多环节有很广泛的联系，所以“关键”。我也觉得这刚好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接近辩证法中“主要矛盾及方面”的方式，比如80年代流行的“船小好掉头”之类的话，也都是来自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关键词”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不是词汇语言学里描述的那个“词”的概念。另外，比如一句话里面有10个词，很难合逻辑地解释哪些词更关键，比如，“今天我在广州”，里面哪一个词更关键？但是当你真的要做“价值选择”的时候，你又确实可以做到，因为价值需要情景，你在你的情景里选择了价值，“关键词运动”在中国如此之火一据我了解，西方人对“关键词”是很看不起的，但在中国的任何媒体里面，都会选择“要点”，即最有价值的点，这符合我们的情景。
引自第30页
黄专：“关键词”对西方人来讲，是分析的对象，对中国人来讲，是个表意的对象。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例如写学术论文，都要有“关键词”，主要是用来分析。中国人用“关键词”主要是表意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意思？徐坦：我没有这样想过，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有一点，西方人讲的“关键词”是说好像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些东西在那里交叉，你要注意这个点。我觉得在中国，常常是这些点周围还包含了一系列混沌的、意识的因素，一旦你抓住了，就知道词与词在每个人心中是有差异的。黄专：就是表意的。中国的语言系统是表意的，比如说“气韵”，如果将它视为“关键词”，你是无法进行分析的，拆开来也无法分析，但西方人也许可以分析什么是“气”，什么是“韵”，但合起来仍不可能是中国人说的“气韵”，我理解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理解“关键词”时的差异。德里达的文字学就将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他解构的是西方语音中心，主张建立一种类似汉语的非逻辑性的、表意的四方形空间的文字，说明他已认识到两种不同语音系统对人的意识和观念塑造的影响。徐坦：比如就用你讲的“气韵”来说，按照语言、语词的角度来说，“气韵”，可以作为两个概念（义位）“气”和“韵”来分析，最后各自得出好几个不同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在社会活动中很难接受这种方式。比如有个学者告诉我，“意识形态”这个词，不可以拆解为“意识”和“形态”，那么“意识”如果拆解为“意”和“识”（强烈的佛教语言含义），将回不到“意识”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我个人是崇尚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比如胡塞尔哲学，按照我对其很粗浅的理解，要得到一个概念性的知识性的思想结果，除了悬置掉一些信念，还必须把很多心理或者感性活动因素都抛开。如果从佛教的角度看，这恰好是阉割了意识，我现在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环境里的人，我们确实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考虑建设我们的意识框架，我觉得要达到胡塞尔的那种概念活动，必须要有精确和纯粹的环境和条件，必须要求很多因素来保证，比如生理情况，如果生病了就不合适做概念活动，比如说，男性从事哲学研究的多，那么性别和内分泌也影响了概念活动，还有，吸毒、喝酒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纯正的概念活动，另外，谈话时候的态度，如果谈话的时候不严肃（情态），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概念活动。在我们的社会里，作为艺术家，我所看到的社会活动一这样一种抽象的纯正的促进概念活动的环境是不存在的，虽然我无意反对有关知识的形成的描述，实际上任何概念活动，都带着和意识活动相关的很多因素。黄专：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是这样，你认为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受到心理、处境、身体状况、情绪的影响，但这个题是的：到底有没有纯语言？所有语言分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早期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遇到过的问题。《逻辑哲学论》就是希望找到某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逻辑，或者像他说的“基本命题”，后来他发现这只能是一种理论推测，所以，晚年维特根斯坦就抛弃了这个问题，转向了对“日常语言活动”的研究，用“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方法来进行言语行为研究。胡塞尔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谈论语言和语言意义的，在他看来，语言并不直接产生意义，意义先于语言，非概念的意义只有通过意识体验的意向性结构才能使语言表达具有概念性的意义或意谓，他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属性，他的现象学就是企图在意向性意识和语言间寻找到某种具有科学性质的逻辑关系。所以，这种语言学仍是讨论语言的普遍性质，而不是它的使用状态和行为意义，虽然，他也对心理体验表达和意义表达做了区分。
引自第32页
亚信念我们在社会的行为常常根据一种信念，并非来自理性或独立思考，而是来自一种社会的“价值”气氛，是在互相影响中得到的，而且不需要经过亲自认证，这就是“亚信念”。
引自第8页
我认为，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使用过程中，“意识”含义已经有了许多变异。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中，“意识”是名词，“意识到”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 conscious of”、“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意识到”作为动词时，不能拆解为“意识”+“到”）o 现在汉语中，在“意识到”这个词组中，“意识”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作为名词，在“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二者都翻译为“ ideology"）中，“意识”更偏向思维性的活动，有较强的概念活动的含义。 “自我意识”中的“意识有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即作为人，如何能够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的人，这是先于分析的；而“意识”用在“潜意识”、“下意识”等词组里，指总体意识中非理性的那一部分活动。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说的“意识”，不仅只有非理性含义，还强调了总体的人类知觉和思维功能，也包含了信念的共同活动，或者说是恰好包含了“意”和“识”的总体活动。语言的社会实践带来词义变化。我相信现代汉语变化非常大，“意识”在被使用了一百年之后，和“consciousness”有了距离。虽然“consciousness”依然有“意识”的含义，但词义上更接近现代汉语的“知觉”，而不是现代汉语的“意识”。除了最初由于构词所带有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思维、想象的背景语境），“意识”在过去六、七十年里面，一直是被中国社会实践所大量反复使用的热点词。如果说在“思想意识”、“意识形态”两个词中，不能将“意识”拆开来使用，但观察“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意识”的词义包含了人类逻辑，理性的整体思维和感知活动，这句话的使用非常广泛，在中国社会成为使用“意识”这个词的基础。它从一个倾向于叙述有关人类精神活动的词，变得更多偏向于有关人的总体思想活动、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描述。
引自第4页
我目前关心的工作，是用试听媒介涉及语言和意识活动，以了解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而语言是涉及这种关系的重要媒介。
引自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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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20-11-19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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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张志扬：昨天我们谈的是，语言不是完全不能传达和理解的，语言是二重性的。它可以传达和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当作语言的本质来看，因为语言在传达的时候，同样也有遮蔽。譬如说，我们以前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要把...
2020-11-19 17:02

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
引自第57页
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
引自第423页
张志扬：昨天我们谈的是，语言不是完全不能传达和理解的，语言是二重性的。它可以传达和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当作语言的本质来看，因为语言在传达的时候，同样也有遮蔽。譬如说，我们以前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要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个遮蔽。就像我们有时打手电筒一样，手电筒照了什么东西，我们似乎就看到了什么东西，其实看见本身就隐含了遮蔽，“光”本身就是“双重遮蔽”更不用说周边的黑暗被当作了谬误。语言也是自然之光，语言在显示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东西。平常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可传达的本身也隐含了遮蔽，也隐含了没有传达的东西。我们一般都不大习惯这种思维方式，总是要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既是又不是，你怎么去理解？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引自第336页
如果我不是要“得到”，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物质性的结果，比如画、雕塑、装置或者影片，而是为了工作过程，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未来的状况———我形容它像一条河，在河流里，工作生存是合一的，河流一直往前流，不断地有碎片式的视觉艺术意义“结晶物”被抛到两岸，看到这些结晶物，不是像得到一幅画、一个雕塑、一部影片或者有什么结论，而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关于这条河的情况，这是我对艺术的一个愿望。
引自第37页
徐坦：2000年以后，我觉得有两个大间题，一个是，我越来越发现，我们都在使用所谓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是建立在我们对社会的价值看法上的，所有艺术家使用的资料库的资源可以分为几条路线，比如读过书的人谈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福柯（ Michel Foucault），谈他们如何看社会，看意识形态，不读书的人谈怎么看身体、感性、挑衅，我认为这个资料库的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很多西方现成的系统，用它们来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现实，我就在想，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这个资源库里面就没有我们的方法所生产的任何思想吗？我当时问一个在北京开画廊的美国朋友，说你认为中国有哲学吗？他说，有，那是古典哲学，没有当代哲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只有“拿来主义”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山寨”，也就是说，艺术家使用的那个资源库是原装的，但是价值观念是“山寨”的。另外，我们中国的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缺乏对各种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很多学者谈到“概念”，可以马上谈到很多知识来源和解释，告诉我们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福柯如何说，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做不到的，也不是我们要做的。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做的是从我们的社会，直接从社会实践中，了解人现在在想什么？这些可以是思想的素材。像德里达、德軌兹（ Giles Louis Rene Deleuze）、福柯，他们也看艺术，也写艺术，在这种社会交往中，你从哲学家那里得到什么，哲学家也从你这里获得什么，这是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换“素材”关于社会的思想素材。我觉得我可能应该着手做一个关于了解当下我们社会意识活动的“资料库”，而不是靠一个现成的、靠翻译的，在西方已经成为昨天了的“资料库”，比如现在在中国说“后现代主义”，你也会感觉不匹配，这是我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最起始的原因。另外，就像你说的，我对语言、文本很重视，我发现，语言是体现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是做媒体艺术的，就要用媒体艺术——声音，我觉得观察有视觉的语言、语音，是了解语言和现实发生某种关系的通道之一，我带着测试的心态看待这种工作。对于中文“关健词”，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里，语言活动是如此丰富，考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对于来自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可能会对所讲的每一句话的语法等都进行逻辑的考察——而我觉得，在中国人的语言环境里不宜这样做。中国人能在面前出现的语句当中，迅速地发现哪些词对他而言更有价值，以及词的价值高和低的差别，我认为“关键词”就是指那些价值高的词，它们和语言的很多环节有很广泛的联系，所以“关键”。我也觉得这刚好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接近辩证法中“主要矛盾及方面”的方式，比如80年代流行的“船小好掉头”之类的话，也都是来自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关键词”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不是词汇语言学里描述的那个“词”的概念。另外，比如一句话里面有10个词，很难合逻辑地解释哪些词更关键，比如，“今天我在广州”，里面哪一个词更关键？但是当你真的要做“价值选择”的时候，你又确实可以做到，因为价值需要情景，你在你的情景里选择了价值，“关键词运动”在中国如此之火一据我了解，西方人对“关键词”是很看不起的，但在中国的任何媒体里面，都会选择“要点”，即最有价值的点，这符合我们的情景。
引自第30页
黄专：“关键词”对西方人来讲，是分析的对象，对中国人来讲，是个表意的对象。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例如写学术论文，都要有“关键词”，主要是用来分析。中国人用“关键词”主要是表意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意思？徐坦：我没有这样想过，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有一点，西方人讲的“关键词”是说好像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些东西在那里交叉，你要注意这个点。我觉得在中国，常常是这些点周围还包含了一系列混沌的、意识的因素，一旦你抓住了，就知道词与词在每个人心中是有差异的。黄专：就是表意的。中国的语言系统是表意的，比如说“气韵”，如果将它视为“关键词”，你是无法进行分析的，拆开来也无法分析，但西方人也许可以分析什么是“气”，什么是“韵”，但合起来仍不可能是中国人说的“气韵”，我理解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理解“关键词”时的差异。德里达的文字学就将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他解构的是西方语音中心，主张建立一种类似汉语的非逻辑性的、表意的四方形空间的文字，说明他已认识到两种不同语音系统对人的意识和观念塑造的影响。徐坦：比如就用你讲的“气韵”来说，按照语言、语词的角度来说，“气韵”，可以作为两个概念（义位）“气”和“韵”来分析，最后各自得出好几个不同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在社会活动中很难接受这种方式。比如有个学者告诉我，“意识形态”这个词，不可以拆解为“意识”和“形态”，那么“意识”如果拆解为“意”和“识”（强烈的佛教语言含义），将回不到“意识”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我个人是崇尚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比如胡塞尔哲学，按照我对其很粗浅的理解，要得到一个概念性的知识性的思想结果，除了悬置掉一些信念，还必须把很多心理或者感性活动因素都抛开。如果从佛教的角度看，这恰好是阉割了意识，我现在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环境里的人，我们确实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考虑建设我们的意识框架，我觉得要达到胡塞尔的那种概念活动，必须要有精确和纯粹的环境和条件，必须要求很多因素来保证，比如生理情况，如果生病了就不合适做概念活动，比如说，男性从事哲学研究的多，那么性别和内分泌也影响了概念活动，还有，吸毒、喝酒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纯正的概念活动，另外，谈话时候的态度，如果谈话的时候不严肃（情态），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概念活动。在我们的社会里，作为艺术家，我所看到的社会活动一这样一种抽象的纯正的促进概念活动的环境是不存在的，虽然我无意反对有关知识的形成的描述，实际上任何概念活动，都带着和意识活动相关的很多因素。黄专：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是这样，你认为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受到心理、处境、身体状况、情绪的影响，但这个题是的：到底有没有纯语言？所有语言分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早期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遇到过的问题。《逻辑哲学论》就是希望找到某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逻辑，或者像他说的“基本命题”，后来他发现这只能是一种理论推测，所以，晚年维特根斯坦就抛弃了这个问题，转向了对“日常语言活动”的研究，用“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方法来进行言语行为研究。胡塞尔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谈论语言和语言意义的，在他看来，语言并不直接产生意义，意义先于语言，非概念的意义只有通过意识体验的意向性结构才能使语言表达具有概念性的意义或意谓，他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属性，他的现象学就是企图在意向性意识和语言间寻找到某种具有科学性质的逻辑关系。所以，这种语言学仍是讨论语言的普遍性质，而不是它的使用状态和行为意义，虽然，他也对心理体验表达和意义表达做了区分。
引自第32页
亚信念我们在社会的行为常常根据一种信念，并非来自理性或独立思考，而是来自一种社会的“价值”气氛，是在互相影响中得到的，而且不需要经过亲自认证，这就是“亚信念”。
引自第8页
我认为，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使用过程中，“意识”含义已经有了许多变异。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中，“意识”是名词，“意识到”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 conscious of”、“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意识到”作为动词时，不能拆解为“意识”+“到”）o 现在汉语中，在“意识到”这个词组中，“意识”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作为名词，在“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二者都翻译为“ ideology"）中，“意识”更偏向思维性的活动，有较强的概念活动的含义。 “自我意识”中的“意识有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即作为人，如何能够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的人，这是先于分析的；而“意识”用在“潜意识”、“下意识”等词组里，指总体意识中非理性的那一部分活动。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说的“意识”，不仅只有非理性含义，还强调了总体的人类知觉和思维功能，也包含了信念的共同活动，或者说是恰好包含了“意”和“识”的总体活动。语言的社会实践带来词义变化。我相信现代汉语变化非常大，“意识”在被使用了一百年之后，和“consciousness”有了距离。虽然“consciousness”依然有“意识”的含义，但词义上更接近现代汉语的“知觉”，而不是现代汉语的“意识”。除了最初由于构词所带有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思维、想象的背景语境），“意识”在过去六、七十年里面，一直是被中国社会实践所大量反复使用的热点词。如果说在“思想意识”、“意识形态”两个词中，不能将“意识”拆开来使用，但观察“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意识”的词义包含了人类逻辑，理性的整体思维和感知活动，这句话的使用非常广泛，在中国社会成为使用“意识”这个词的基础。它从一个倾向于叙述有关人类精神活动的词，变得更多偏向于有关人的总体思想活动、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描述。
引自第4页
我目前关心的工作，是用试听媒介涉及语言和意识活动，以了解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而语言是涉及这种关系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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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张志扬：昨天我们谈的是，语言不是完全不能传达和理解的，语言是二重性的。它可以传达和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当作语言的本质来看，因为语言在传达的时候，同样也有遮蔽。譬如说，我们以前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要把...
2020-11-19 17:02

黄专：当代艺术应该在建立人类理性世界中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这不仅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智慧和谋略，这是艺术存在的最根源性的东西
引自第57页
我认为艺术总是在测试、了解人类的意识在当下的状况。
引自第423页
张志扬：昨天我们谈的是，语言不是完全不能传达和理解的，语言是二重性的。它可以传达和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当作语言的本质来看，因为语言在传达的时候，同样也有遮蔽。譬如说，我们以前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要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个遮蔽。就像我们有时打手电筒一样，手电筒照了什么东西，我们似乎就看到了什么东西，其实看见本身就隐含了遮蔽，“光”本身就是“双重遮蔽”更不用说周边的黑暗被当作了谬误。语言也是自然之光，语言在显示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东西。平常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可传达的本身也隐含了遮蔽，也隐含了没有传达的东西。我们一般都不大习惯这种思维方式，总是要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既是又不是，你怎么去理解？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引自第336页
如果我不是要“得到”，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物质性的结果，比如画、雕塑、装置或者影片，而是为了工作过程，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未来的状况———我形容它像一条河，在河流里，工作生存是合一的，河流一直往前流，不断地有碎片式的视觉艺术意义“结晶物”被抛到两岸，看到这些结晶物，不是像得到一幅画、一个雕塑、一部影片或者有什么结论，而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关于这条河的情况，这是我对艺术的一个愿望。
引自第37页
徐坦：2000年以后，我觉得有两个大间题，一个是，我越来越发现，我们都在使用所谓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是建立在我们对社会的价值看法上的，所有艺术家使用的资料库的资源可以分为几条路线，比如读过书的人谈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福柯（ Michel Foucault），谈他们如何看社会，看意识形态，不读书的人谈怎么看身体、感性、挑衅，我认为这个资料库的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很多西方现成的系统，用它们来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现实，我就在想，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这个资源库里面就没有我们的方法所生产的任何思想吗？我当时问一个在北京开画廊的美国朋友，说你认为中国有哲学吗？他说，有，那是古典哲学，没有当代哲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只有“拿来主义”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山寨”，也就是说，艺术家使用的那个资源库是原装的，但是价值观念是“山寨”的。另外，我们中国的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不缺乏对各种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很多学者谈到“概念”，可以马上谈到很多知识来源和解释，告诉我们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福柯如何说，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做不到的，也不是我们要做的。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做的是从我们的社会，直接从社会实践中，了解人现在在想什么？这些可以是思想的素材。像德里达、德軌兹（ Giles Louis Rene Deleuze）、福柯，他们也看艺术，也写艺术，在这种社会交往中，你从哲学家那里得到什么，哲学家也从你这里获得什么，这是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换“素材”关于社会的思想素材。我觉得我可能应该着手做一个关于了解当下我们社会意识活动的“资料库”，而不是靠一个现成的、靠翻译的，在西方已经成为昨天了的“资料库”，比如现在在中国说“后现代主义”，你也会感觉不匹配，这是我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最起始的原因。另外，就像你说的，我对语言、文本很重视，我发现，语言是体现人类意识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是做媒体艺术的，就要用媒体艺术——声音，我觉得观察有视觉的语言、语音，是了解语言和现实发生某种关系的通道之一，我带着测试的心态看待这种工作。对于中文“关健词”，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里，语言活动是如此丰富，考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对于来自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可能会对所讲的每一句话的语法等都进行逻辑的考察——而我觉得，在中国人的语言环境里不宜这样做。中国人能在面前出现的语句当中，迅速地发现哪些词对他而言更有价值，以及词的价值高和低的差别，我认为“关键词”就是指那些价值高的词，它们和语言的很多环节有很广泛的联系，所以“关键”。我也觉得这刚好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接近辩证法中“主要矛盾及方面”的方式，比如80年代流行的“船小好掉头”之类的话，也都是来自这样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关键词”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不是词汇语言学里描述的那个“词”的概念。另外，比如一句话里面有10个词，很难合逻辑地解释哪些词更关键，比如，“今天我在广州”，里面哪一个词更关键？但是当你真的要做“价值选择”的时候，你又确实可以做到，因为价值需要情景，你在你的情景里选择了价值，“关键词运动”在中国如此之火一据我了解，西方人对“关键词”是很看不起的，但在中国的任何媒体里面，都会选择“要点”，即最有价值的点，这符合我们的情景。
引自第30页
黄专：“关键词”对西方人来讲，是分析的对象，对中国人来讲，是个表意的对象。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例如写学术论文，都要有“关键词”，主要是用来分析。中国人用“关键词”主要是表意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意思？徐坦：我没有这样想过，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有一点，西方人讲的“关键词”是说好像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些东西在那里交叉，你要注意这个点。我觉得在中国，常常是这些点周围还包含了一系列混沌的、意识的因素，一旦你抓住了，就知道词与词在每个人心中是有差异的。黄专：就是表意的。中国的语言系统是表意的，比如说“气韵”，如果将它视为“关键词”，你是无法进行分析的，拆开来也无法分析，但西方人也许可以分析什么是“气”，什么是“韵”，但合起来仍不可能是中国人说的“气韵”，我理解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理解“关键词”时的差异。德里达的文字学就将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他解构的是西方语音中心，主张建立一种类似汉语的非逻辑性的、表意的四方形空间的文字，说明他已认识到两种不同语音系统对人的意识和观念塑造的影响。徐坦：比如就用你讲的“气韵”来说，按照语言、语词的角度来说，“气韵”，可以作为两个概念（义位）“气”和“韵”来分析，最后各自得出好几个不同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在社会活动中很难接受这种方式。比如有个学者告诉我，“意识形态”这个词，不可以拆解为“意识”和“形态”，那么“意识”如果拆解为“意”和“识”（强烈的佛教语言含义），将回不到“意识”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我个人是崇尚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比如胡塞尔哲学，按照我对其很粗浅的理解，要得到一个概念性的知识性的思想结果，除了悬置掉一些信念，还必须把很多心理或者感性活动因素都抛开。如果从佛教的角度看，这恰好是阉割了意识，我现在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环境里的人，我们确实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考虑建设我们的意识框架，我觉得要达到胡塞尔的那种概念活动，必须要有精确和纯粹的环境和条件，必须要求很多因素来保证，比如生理情况，如果生病了就不合适做概念活动，比如说，男性从事哲学研究的多，那么性别和内分泌也影响了概念活动，还有，吸毒、喝酒的情况下也无法保证纯正的概念活动，另外，谈话时候的态度，如果谈话的时候不严肃（情态），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概念活动。在我们的社会里，作为艺术家，我所看到的社会活动一这样一种抽象的纯正的促进概念活动的环境是不存在的，虽然我无意反对有关知识的形成的描述，实际上任何概念活动，都带着和意识活动相关的很多因素。黄专：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是这样，你认为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受到心理、处境、身体状况、情绪的影响，但这个题是的：到底有没有纯语言？所有语言分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早期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遇到过的问题。《逻辑哲学论》就是希望找到某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逻辑，或者像他说的“基本命题”，后来他发现这只能是一种理论推测，所以，晚年维特根斯坦就抛弃了这个问题，转向了对“日常语言活动”的研究，用“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方法来进行言语行为研究。胡塞尔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谈论语言和语言意义的，在他看来，语言并不直接产生意义，意义先于语言，非概念的意义只有通过意识体验的意向性结构才能使语言表达具有概念性的意义或意谓，他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属性，他的现象学就是企图在意向性意识和语言间寻找到某种具有科学性质的逻辑关系。所以，这种语言学仍是讨论语言的普遍性质，而不是它的使用状态和行为意义，虽然，他也对心理体验表达和意义表达做了区分。
引自第32页
亚信念我们在社会的行为常常根据一种信念，并非来自理性或独立思考，而是来自一种社会的“价值”气氛，是在互相影响中得到的，而且不需要经过亲自认证，这就是“亚信念”。
引自第8页
我认为，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使用过程中，“意识”含义已经有了许多变异。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中，“意识”是名词，“意识到”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 conscious of”、“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意识到”作为动词时，不能拆解为“意识”+“到”）o 现在汉语中，在“意识到”这个词组中，“意识”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作为名词，在“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二者都翻译为“ ideology"）中，“意识”更偏向思维性的活动，有较强的概念活动的含义。 “自我意识”中的“意识有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即作为人，如何能够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的人，这是先于分析的；而“意识”用在“潜意识”、“下意识”等词组里，指总体意识中非理性的那一部分活动。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说的“意识”，不仅只有非理性含义，还强调了总体的人类知觉和思维功能，也包含了信念的共同活动，或者说是恰好包含了“意”和“识”的总体活动。语言的社会实践带来词义变化。我相信现代汉语变化非常大，“意识”在被使用了一百年之后，和“consciousness”有了距离。虽然“consciousness”依然有“意识”的含义，但词义上更接近现代汉语的“知觉”，而不是现代汉语的“意识”。除了最初由于构词所带有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思维、想象的背景语境），“意识”在过去六、七十年里面，一直是被中国社会实践所大量反复使用的热点词。如果说在“思想意识”、“意识形态”两个词中，不能将“意识”拆开来使用，但观察“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意识”的词义包含了人类逻辑，理性的整体思维和感知活动，这句话的使用非常广泛，在中国社会成为使用“意识”这个词的基础。它从一个倾向于叙述有关人类精神活动的词，变得更多偏向于有关人的总体思想活动、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描述。
引自第4页
我目前关心的工作，是用试听媒介涉及语言和意识活动，以了解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而语言是涉及这种关系的重要媒介。
引自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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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2020-11-19 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