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杂吧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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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以民间惯有的幽默，表述出这种无可奈何而宿命的伤感：在特定空间中的个体人有限的生命机会（life chance）。达瑞多·拉尔夫认为，生命机会是受到社会关系、责任以及期待所影响的人的行动选择，是不均等也不公正的。事实上，生命机会既会影响到个体或群体生活的选择，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影响到人们对于“好生活”（good life）的评价与憧憬，影响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等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56页 -
但是，杂吧地强调的不是简单的对立，也非空洞苍白的价值中立，而是如维克多·特纳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所指称的那样，杂吧地所具有的边缘、下贱、不洁、丰盈等下体特征不是别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反而是社会正常运转、良性运行的缓冲器与机制，并最终成为社会的基石和社会前行、发展的源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52页 -
关于地点感和感觉结构，艾伦·普瑞德曾有长文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论证，但最终他还是将二者统合到了地点感之下，并精辟地指出：地点感是个人持续不断发展意识和意识形态当中的一部分，存在于个体参与地区性和更高层次社会结构再生产和修正的结果，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化、再生产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个体自己在连续性的结构历程的时空流之中的外在—内在（external-internal）和生活途径—日常途径（life path-daily path）间的辩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2页 -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不同学科的田野调查仍然有着细微的差别。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有着假定或者说预设的理论诉求。社会学更偏重于调查问卷的发放、统计数据的获得与分析，尝试对普遍的、宏大的、焦点的社会问题进行理论建构与提升，希求获得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一定意义上，或者是因为有着更多的对于国计民生的现实关怀，中国社会学是理性的，但更是实用性的，少了些许这门源自欧洲的科学求实证的思辨传统。与社会学稍异，不论是偏重于社区—村落、族群、文化，还是偏重于跟踪或回访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其背后都有着要对人类学已有的某一理论、学说进行对话的宏愿，或批判或修正或提出新说。换言之，尽管在田野现场也发现知识，感受生活，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为其理论建设服务的，田野本身并不是根本目的，它最终都要回归到研究者感兴趣的理论那里去。与之迥异，有着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根的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是以在民众日常生活之流中感受生活，发现知识并尝试理解为旨归的，但它又决不止拉德克里夫—布朗所说的“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是要发现民众之美、民族之美和民众对于民族之美为终极目标的。于是，以此为起点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也就更加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关注民众、民众的知识和民众对他们自己知识的感受、认知与传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1页
作者: 岳永逸
副标题: 天桥的记忆与诠释
isbn: 7108035820
书名: 老北京杂吧地
页数: 505
定价: 49.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1-5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