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

Citation (APA): 李强. (2019). 社会分层十讲 [Kindle Android version]. Retrieved from Amazon.com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标注 (黄色) - 位置 148 那么，什么是社会流动呢？社会流动，英文是 social mobility ，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它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两个方面。当然，社会学更注重研究前一个方面，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像农民工流入城市、工人调动工作、家庭成员几代人的变迁、干部升迁、富裕集团的形成等，都属于社会流动的领域。 标注 (黄色) - 位置 164 以上分析说明，差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差别与不平等是什么关系呢？差别就是不平等吗？社会学认为，仅仅有差别还不意味着就是不平等。当我们说“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时，显然赋予了“穷人与富人”这种现象以一定的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样的说法有价值判断，什么样的说法没有价值判断呢？笔者在此作一下词义上的辨析。我们中国人讲究“春秋笔法”，用词常常有褒贬含义在里面，这样，在使用的术语上就更为复杂一些 标注 (粉色) - 位置 187 总 标注 (蓝色) - 位置 198 在研究社会分层时，我们会遇到两种现象，一种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差异现象，另一种是对社会差异现象的主观评价。所谓社会分层研究就是研究这两种现象的关系。 第二节 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意义 标注 (蓝色) - 位置 223 什么造成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呢？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所以，社会分层研究的是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差异，这涉及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最根本问题。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即人与人之间尽管有多种关系，但经济利益关系是最为本原的关系，其他关系都是从这种本原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从经济、物质利益上去剖析人类的行为，是最为深层次的解剖。 标注 (粉色) - 位置 237 家长所希望的就是孩子考上大学或考上名牌大学。而一旦考取名牌大学，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就都松了一口气。对于大学里究竟教些什么、怎样教育，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也难怪。自古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通过“教育筛选”而实现社会分层。最为典型的就是“科举制”，它通过考试筛选出各级官员。科举制显示出，“筛选人”是当时中国教育的第一位功能。这一点一直影响到今天。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说明，筛选和分层仍然是现行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结果，教育本来的教化、培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反倒位居其次。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悲剧 第三节 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9 是构成社会分层的两个基本方面。对此，社会分层研究的大师伦斯基通俗地解释为，每一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都是两个方面：第一，谁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得到？ 标注 (橙色) - 位置 309 从“地位准入”的角度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下一些准入机制。第一，血统的或等级的“地位准入”。例如，中国古代皇权的承继、欧洲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级制社会，那时，贵族的地位是通过家族血统继承的。第二，通过关系网或私人介绍。从世界各国的精英集团的来源看，关系网或熟人关系都对“地位准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推荐制度。据传说“禹爷”以前的时代，一国之主是由推荐产生的。中国自古就有举孝廉、举秀才的举荐制度。“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学生的选拔也曾奉行“群众推荐”制度。第四，考试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开世界上通过考试实现“地位准入”之先河。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也都是通过考试来筛选政府管理人员。目前，考试制度的领域已经大大拓展，诸如律师、会计、评估师以及各类技师考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第五，文凭制度、学位制度，它们是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延伸。它们使“地位准入”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第六，选举制度，通过选票的多寡决定“地位准入”。第七，市场竞争或经济竞争，即在商业经营、市场交易过程中，或被淘汰，或获成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地位准入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地依赖竞争体制，例如上述第三至七项都属于竞争型。这是符合“地位准入”公平观的理念的。 第四节 怎样看待各类社会分层标准 标注 (橙色) - 位置 354 B.Grusky ）曾提出七种资源的区分，笔者在此的 标注 (橙色) - 位置 365 社会对立、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生产、付出与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问题。而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付出者，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关键在于所有权，比如土地、农场、企业、公司等的所有权。此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解释各冲突群体、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分层理论大师也持此种观点，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米尔斯（ C.W.Mills ）、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大师赖特（ Erik Olin Wright ）等 标注 (粉色) - 位置 418 鲁迅小说《孔乙己》中也有记录。到鲁镇酒店来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短衣帮”就代表了服饰不同的两个阶级。孔乙己本属于穿长衫的阶级，却落魄到“穷人”的队伍中来，尽管他还保留着士绅阶级的文化特征。所以，经济分层、阶级区分与文化分层并不总是有一种固定的搭配，并不总是一致的。 标注 (黄色) - 位置 449 “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群体。 [1] 传统上，人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笔者所说的“熟悉人”就是对我国“关系社会”的概括。在中国，“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联结、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笔者所说的“熟悉人”与“差序格局”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解释的向度不同。“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人以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像水波纹一样“近强远弱”的社会关系结构，而“熟悉人”是解释中国人相互联结的本质特征。 标注 (粉色) - 位置 458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亲属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宗族型社会，亲属关系的队伍十分庞大。亲属关系是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正因为如此，责任也是连带的，于是才有所谓“诛九族、满门抄斩”的被视为最严酷的处罚。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以小型家庭为主，但家庭、亲属的社会纽带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当众多业缘关系随着企业、单位的转制而解体以后，传统的社会纽带和信任关系瓦解了，于是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依赖、社会信任的地位有所上升。 20 世纪 90 年代末，笔者对失业下岗现象的研究曾经发现，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职工失业下岗后，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成员和亲戚，其他关系和因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亲属关系。 第一节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625 马克思认为，阶级现象的出现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认为，这是他对于阶级理论所作出的三个新贡献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972 ： 332 ～ 333 ）。对于这一思想，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他认为，所谓阶级现象“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就是说，当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当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当社会的剩余产品还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社会就必然产生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972 ： 439 ）。 标注 (蓝色) - 位置 631 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区分了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他认为，自然分工是分工发展的起点。他说，分工起初是性别差异造成的，后来，由于天赋（比如体力的差异）而发生了自然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972 ： 36 ）。当然，在有些场合他也强调，自然分工是自然环境不同而引起的，他认为社会分工或社会内部分工是从自然形成的分工上发展起来的。他阐述了社会分工的两个起点，即一个起点在于氏族内部因生理差异而形成的自然分工，另一个起点在于不同的氏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所拥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同，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产品的互相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产生了社会分工（《资本论》第一卷， 1975 ： 389 ～ 390 ）。 标注 (粉色) - 位置 637 从有了社会分工，私有制便产生和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标注 (黄色) - 位置 646 对于韦伯来说，这并不是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因为，韦伯完全把阶级和阶级行动分隔开来，他不认为阶级必然会产生共同行动。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预言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形成共同行动。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被社会抛到了底层，共同的被剥削的经济地位会促成他们的共同行动。马克思曾被这个问题困扰，他多次预言工人阶级革命的到来，但又一次次没能够实现。 笔记 - 位置 649 历史的时间特性 笔记 - 位置 649 历史的时间特性 标注 (粉色) - 位置 650 《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当分析阶级能否形成时，马克思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 标注 (粉色) - 位置 661 马 标注 (橙色) - 位置 674 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因群体经济利益的对立而产生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能认为人类社会只有阶级冲突，不能认为人类历史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绝不是这个意思。 笔记 - 位置 676 马克思批判达尔文时已有论述 笔记 - 位置 676 马克思批判达尔文时已有论述 标注 (粉色) - 位置 691 马克思有过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多种表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标注 (粉色) - 位置 694 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工业化发展越迅速，社会不平等问题就越严重。第二，工业化越发展，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被统治者或无产者，他们会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阶级。第三，随着被统治者形成紧密团结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会增加。第四，在冲突中，阶级成员通过交往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认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从而更增加他们的团结。第五，随着社会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分化，冲突不断加剧。第六，冲突的加剧导致革命的发生。 标注 (蓝色) - 位置 703 然而，事实的发展是，后来欧洲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为什么呢？仔细考察，马克思的论证逻辑也并没有错，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这已经被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的实证研究证明，即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发展并不是沿直线上升的，而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沿着“倒 U 形曲线”的路径下降。第二，就是本书后面分析达伦多夫的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建立了制度化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第三，就是本节下面第五点所谈的，中间阶级在西方社会发展壮大起来。 笔记 - 位置 708 三个反面相对 笔记 - 位置 708 三个反面相对 标注 (蓝色) - 位置 713 第二，中间阶层不断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他说：“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972 ： 259 ） 标注 (粉色) - 位置 722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马尔萨斯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 标注 (蓝色) - 位置 725 所 笔记 - 位置 728 在十九世纪的中产与现代的中产生产生活方式比较，是否以底层为获利回吐 第二节 韦伯的分层思想 标注 (蓝色) - 位置 749 传统上，说起韦伯的分层理论，人们首先要谈的就是他的多元分层思想。人们认定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常常是这样表述的（波普诺， 1999 ： 239 ～ 242 ）：韦伯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方面或基本维度，即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财富指全部经济财产的构成，因财富的不同，人们区分为穷人和富人。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则是一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良好评价或社会的公认。实际上三种地位并不分立，而是交织在一起的 标注 (蓝色) - 位置 759 同样，权力与声望以及金钱与声望的关系也是如此，并非任何权力都能带来声望，赤裸裸的金钱权力绝对不是被人们认可的社会声望的基础。相反，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却常常可以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基础，事实就是如此（ Weber ， 1994a ： 113 ） 标注 (蓝色) - 位置 780 韦伯认为，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是社区内部权力分配的三个重要方面。阶级与经济秩序相联系，身份群体与社会秩序相联系，政党与政治或法律秩序相联系 标注 (蓝色) - 位置 783 韦伯甚至认为，阶级实际上还谈不上是共同体，因为阶级还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有着一致利益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并没有形成互动，彼此没有关联。 笔记 - 位置 784 经济地位形成了，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形成 笔记 - 位置 784 经济地位形成了，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形成 标注 (蓝色) - 位置 792 分层原本强调的是垂直的地位差异，而共同体强调的是横向的互动和认同，所以，共同体显然是一种弥合地位差异的视角。韦伯在分层的研究上突出共同体的特性，这与其缓和利益冲突的倾向相一致，当然也可以成为我们构建社会和谐的理论工具 标注 (蓝色) - 位置 824 韦伯的阶级定义与马克思的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从经济角度考察阶级，都认为阶级是一种由客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然而在区分阶级地位的客观经济指标的内容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马克思主张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不占有是区分阶级的核心指标，这样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与劳动力的出卖者——工人就被视为社会的两大阶级。而韦伯强调的是因为生活机会的不同而产生的地位差异，占有不占有生产资料只是影响生活机会的一个因素，而影响生活机会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 标注 (粉色) - 位置 833 总之，马克思是从生产的领域去区分阶级，而韦伯是从市场的领域去区分阶级。 标注 (黄色) - 位置 839 ）因为作为一种经济行动，阶级行动是要获取收入、利润、利益的行动，它只出现于能够获得这些收益的市场之上，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特殊经济利益。所以，那种为了共同阶级利益而作出共同努力的阶级行动并不普遍。相似的经济利益并不一定形成共同的有组织行为。因为这样的行动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抉择，而绝大多数人并不一定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笔记 - 位置 842 被动性的选择 笔记 - 位置 842 被动性的选择 标注 (粉色) - 位置 849 五 笔记 - 位置 853 市场与生产的前后发展与差异在哪里 笔记 - 位置 853 市场与生产的前后发展与差异在哪里 标注 (粉色) - 位置 861 第一，有直接的、集中的利益冲突的目标或敌人。比如，工人反对每天都在直接控制他们的经理，而不是反对一个看不见的股份持有人。这一点强调利益冲突的直观性 笔记 - 位置 863 今天的阶级斗争该如何 笔记 - 位置 863 今天的阶级斗争该如何 标注 (蓝色) - 位置 868 在韦伯看来，身份是人们相互之间所做的主观声望评价。他频繁使用身份群体（ status group ）的概念，认为，身份群体是由受到同样的肯定或否定社会声望评价的人构成的群体。韦伯提出，身份群体虽然是一种主观声望评价的结果，但并不是没有基础。身份群体的基础有三种：第一，生活方式；第二，正式的教育；第三，出身的声望或职业的声望（ Weber ， 1994b ： 125 ）。也就是说，同一身份群体的成员之所以具有相似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是源于他们长期相似的生活方式、经验的与理性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和职业的熏陶。韦伯认为身份群体至少要有以上三个方面之一为基础 标注 (橙色) - 位置 874 韦伯认为，身份群体与阶级不同，阶级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而身份群体则是由“社会评价”所制约的声望决定的。阶级与身份群体当然会有联系，比如占有财产也会对维持身份起作用，在企业界，富有也会是一种身份。但身份群体与阶级并没有必然联系，两者甚至常常是对立的。富有者与贫穷者也可能属于相同的身份群体，比如在同一所大学的学生无论贫和富都属于同一个身份群体。韦伯还举例说，很富有的老板和没有钱的雇员可能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的身份群体，在打台球和打牌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正是身份群体吸引人之所在 笔记 - 位置 879 身份群体更趋向于精神来说，物质的发展是否已经会抵消经济阶级的锐化， 标注 (蓝色) - 位置 882 身份群体的区分显示了韦伯的所谓“价值合理行动”（rational action ），即建立在行动者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信仰基础上的行动。这种行动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利益得失，而是价值观判断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身份群体的行为导向受到相似生活方式、相似教育背景的影响，于是社会上就形成了很多超越阶级的交往的小圈子，甚至有跨越阶级的通婚。 标注 (蓝色) - 位置 910 韦伯还认为，所谓身份群体有两种，一种以分工为基础，另一种以世袭为基础，后者如等级、种姓，这是身份群体的极端形式。在这种极端形式里，身份群体成为一种封闭的体系，并且有法律、宗教、经济权力的保障。 标注 (粉色) - 位置 916 韦伯认为，政党是一种自由联合的协会。参加者的目标，作为领导者是为了获得权力，作为积极的党员是为了理想或物质利益。政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总是在有计划地争取某种目标，而阶级和身份群体就不是这样，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韦伯认为，原则上讲，大的共同体内部都会有党派化的倾向，无论是国家还是俱乐部，内部都会有派别。所以，政党是追求派别的政治利益的群体。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权力，因为有了权力才能够施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如果用经济区分阶级，用声望区分身份群体，那么，就可以用权力区分政党。 标注 (蓝色) - 位置 929 韦伯将政党分为“庇护型政党”和“主义型政党”两种，他认为，前者旨在维护其党员的利益，后者则为某种信仰而奋斗。他认为，信奉主义的政党也会趋向官僚化，最终难免走上“庇护型政党”的道路，即党徒越来越热衷于中饱私囊，而不再贯彻党的崇高理想。对于后者的这种演变，米歇尔斯的“寡头论”已经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笔者将在以后关于社会精英的部分讲授） 第三节 涂尔干的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959 涂尔干认为 200 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出现最为严重的混乱，为了解决社会失范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群体，建立起规范体系；而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职业群体（涂尔干， 2000 ： 15 ～ 17 ）。他认为传统社会是通过机械团结的方法联系的。传统社会瓦解后，社会出现了极端混乱的状况。其实他所说的状况，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滑坡、信任断裂；用社会学家的术语说，就是严重的“社会失范”。涂尔干说的是当时的法国和欧洲，原来联系人们的是熟悉关系和熟悉群体，村庄、村落、家庭、邻里等，但由于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维系社会的方式很难继续存在。于是，涂尔干想寻找一种东西，能够把社会重新联系起来，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社会整合”。正是在寻找实现社会整合的新的途径和方法时，他提出职业群体这一渠道：“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 标注 (蓝色) - 位置 989 分工的有机团结的特点。涂尔干认为，表面看来分工造成人与人的分化，实际上，“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涂尔干， 2000 ： 91 ）。“群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了各自的功能，相互已经难以分割”（涂尔干， 2000 ： 110 ）。分工使人与人形成了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分工“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涂尔干， 2000 ： 364 ）。所以，涂尔干就将“归因于劳动分工的团结称为‘有 标注 (粉色) - 位置 1023 ，作为韦伯分层理论特色的，以及作为韦伯的更为实质的贡献，是其提出了“身份群体”。身份群体是社会声望、社会荣誉地位相似的人组成的群体。但是，韦伯的身份群体内容十分庞杂，包括从等级群体直到俱乐部、兴趣群体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韦伯认为有两种最为主要的身份群体：一种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职业群体，另一种是以世袭为基础的等级群体。所以，韦伯实际上是将各种类别的共同体凑在一起，将这个大杂烩称为身份群体 标注 (粉色) - 位置 1027 而涂尔干对共同体的思考，则要清晰得多。他强调的就是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职业群体，实际上是提出了不同于前两位理论家的另一种社会共同体，即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的特点是兼顾马克思的经济和韦伯的身份群体。因为职业有明确的经济含义，有些职业本身就同属一个阶级，比如，公司老板。职业作为共同体，内部具有实质的社会互动，是有真实意义的社会群体。 第三讲 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1097 在欧美学术界，最早对保守倾向的帕森斯功能主义思想提出质疑的理论家有三位，他们是米尔斯（ C.W.Mills ）、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 ）和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他们对帕森斯的批评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帕森斯及其理论如日中天，因此，这几个人颇有反潮流的意味。从理论倾向看，他们都属于冲突派。也就是说，当大家都比较强调社会和谐一面的时候，他们比较强调社会不和谐的一面。到了 60 ～ 70 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矛盾、冲突激化的形势，于是，理论界受到他们思想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变得流行起来。这时候，涌现了众多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沃勒斯坦（ I.Wallerstein ）、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赖特（ Erik Olin Wright ）、奥索斯基（ Stanislaw Ossowski ）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 第一节 达伦多夫的社会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1116 达伦多夫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我国的现实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在我国比比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 2005 年，全国的“群体事件”就有 87000 起之多。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冲突是工业生产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冲突都是必然存在的。我们要研究冲突的规律，从而控制冲突的发生 标注 (蓝色) - 位置 1121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剖析了马克思以来的阶级冲突学说和阶级冲突状况，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作出了全新阐释。其二是前一书的姊妹篇：《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着重研究了社会冲突而不是阶级冲突 标注 (粉色) - 位置 1123 达伦多夫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它们究竟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独有的呢，还是它们的存在是工业生产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它们会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持续特征？如果冲突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持续的特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冲突，换言之，我们的对策是什么？ 笔记 - 位置 1126 社会冲突是阶级冲突的更迭，反应表现 笔记 - 位置 1126 社会冲突是阶级冲突的更迭，反应表现 标注 (蓝色) - 位置 1156 第一，资本方面的重大变化：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寻找资本主义变迁之根源是对的，但是，资本主义变化的结果与马克思预测的却相反。马克思晚年在分析股份公司时已经多少预感到了这一点。19 世纪后半期股份关系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20 世纪，它已经在各类行业中发展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今天，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三分之二的公司是股份制公司，其财产超过全部企业财产的五分之四。那种同时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资本家，已经不是今天的主要形式。既然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分离，那些没有所有权的经理与工人之间的距离反而缩小了。与此相反，所有者则完全被排除出生产领域，其功能专一化为“剥削”。这样，没有了功能的资本家让位于“发挥重要功能但没有了资本的群体”。工业上的这样一个新的统治群体，完全不同于那种“完全的资本家”（capitalists ；Dahrendorf ，1959 ：42-43 ） 标注 (粉色) - 位置 1188 达伦多夫说，资本和劳动的分解和分化是社会发展所致，而中产阶级则从它一出生就处于分解、分化状态。达伦多夫更倾向于将中产阶级区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那么中产阶级对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的意义是什么呢？达伦多夫认为，按照我们既有的阶级模式去设想，中产阶级的上层是资产阶级的延伸，而中产阶级的下层——白领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延伸。其社会后果是什么呢？达伦多夫认为，其结果是使得阵线更为混淆，这是一个比分化和分解还要复杂的异质型群体。 标注 (蓝色) - 位置 1230 达伦多夫总结了权威关系的五个特点。第一，权威关系总是表现为一种上级与下级的关系。第二，只要有权威关系存在，为社会期望所认可的关系模式就是，上级通过命令、要求、指示、警告、禁止来控制下级的行为。第三，这样的社会期望与稳定的社会位置相联系，而不是与个人的品质相联系，因此，这是一种合法的关系。第四，权威与权力不同，它不是一种随意控制他人的一般关系，权威总是明确地指明哪些人必须接受控制，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允许控制。比如，一个企业家在企业组织内具有权威，但到了他的教区却可能只是一名教徒，他必须接受教区内其他人的权威。第五，既然权威是一种合法的关系，那么，拒绝服从权威的命令就要受到惩罚；支持合法权威关系的有效实施，确实是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Dahrendorf ，1959 ：166-167 ）。 标注 (蓝色) - 位置 1253 他大体上的论证思路是从“社会角色”分化开始，分析潜在的利益如何变成显在的利益，又如何转化为冲突的群体，如何导致阶级的冲突，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 标注 (粉色) - 位置 1263 所有社会组织都存在社会角色的统治与服从的对立的分化，但是，为什么有些发生了冲突，而另一些却没有转化为冲突呢？关键是这里有一个转化的机制或转化的过程。达伦多夫的贡献在于剖析了这个转化的机制或过程。 标注 (橙色) - 位置 1326 3 ）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不允许建立社会组织，这样，尽管有准群体和潜在利益存在，社会控制也可以阻止准群体向利益群体转 标注 (橙色) - 位置 1342 冲突重叠的程度越高，冲突的强度就越高。达伦多夫举例说，比如，在一个国家里有三种主要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冲突，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如果这三种冲突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则会大大提高冲突的强度。达伦多夫还举例说明了经济地位、声望地位与权力地位的重叠与分散的关系 标注 (蓝色) - 位置 1383 第一，正在冲突的群体双方都必须正视和承认冲突的必要性与真实性，承认冲突对方的利益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一味否认对立，一味强调共同利益，抹杀冲突的界限，反而不利于冲突的调节。第二，冲突的利益群体必须具有组织，如果没有组织，一片混乱，冲突就无法调节。第三，冲突的双方必须遵守一些正式的“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 ），这些规则提供了双方关系的基本框架。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将社会冲突制度化。制定规则可以保障两个敌对群体双方的利益，减少双方受损害的程度，增加冲突行动的可以预测的特性。当然，达伦多夫还强调冲突双方立足点的平等，不要预先就认为自己优于对方，只有这样，制度和规则才能发挥作用（Dahrendorf ，1959 ：225-227 ）。 笔记 - 位置 1389 对于运动的制度化可以借鉴 笔记 - 位置 1389 对于运动的制度化可以借鉴 标注 (黄色) - 位置 1422 第四，价值冲突论、文明冲突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在交往中会发生分歧、冲突，由此造成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价值冲突论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有影响。近年来，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亦可以归入这一派（亨廷顿，2002 ）。当然，亨廷顿讲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世界上七八种主要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1433 他认为，世界体系观点的提出是欧洲政治优势受到挑战后的结果（沃勒斯坦， 1985b ： 307 ） 标注 (粉色) - 位置 1453 沃勒斯坦在序言里又重新提起人们讨论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问题：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为什么发端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我们知道，韦伯曾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过此问题，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归因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后来他又发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中国之所以一方面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很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受到中国固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阻碍；儒家蔑视工商业、崇尚人格化的伦理道德，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沃勒斯坦则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发端于中国，不仅仅因为伦理的阻碍、意识形态的障碍。他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在集团利益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差异。中国由于幅员辽阔，经济扩张仅通过内部扩张就可以实现，而不需要向海外扩张。中国在境内的东南部建立了强大的稻米生产基地，从而解决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欧洲人的内部空间有限、内部资源枯竭，这促使他们革新技术、采用新工艺和向海外扩张（沃勒斯坦，1998a ：40 ～45 ）。这个道理与改革以来中国国内区域之间发展差异颇有相似之处。比如，温州地区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内部自然资源枯竭，结果反而刺激了该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改革30 多年后，温州已经成为中国民营资本、民营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 标注 (橙色) - 位置 1463 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可以分为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两个方面。精神方面是因为“农本商末”的意识形态，物质方面是因为：内部的扩张余地较大，缺少刺激出新科技和新经济模式的动力。 标注 (蓝色) - 位置 1472 第 标注 (蓝色) - 位置 1506 “不平等交换”（exchange ）这个概念最初是伊曼纽尔（Emmanuel ）在1972 年提出的，沃勒斯坦又给予进一步解释，即剩余价值不仅从生产者身上转给其他受益者，而且，转移的方向是朝向核心国家。这样不仅核心区域的无产阶级与边缘区域的无产阶级是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核心区域的资产阶级与边缘区域的资产阶级也是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换言之，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既从边缘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获利，也从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身上获利。于是，在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从经济落后国家转移的剩余价值多，所以其资产阶级的比例也比经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比例高。 标注 (粉色) - 位置 1512 为什么马克思当年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倒反而在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发生了。那是因为，东方经济落后国家是沃勒斯坦所说的边缘国家，这里的无产阶级受到来自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当然矛盾就更容易激化，革命就更容易发生。 标注 (粉色) - 位置 1533 从理论角度说，沃勒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Principle of 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的影响。该理论指出，在资本与市场的作用下，一些地区的发展是以另一些地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 标注 (粉色) - 位置 1538 Nurkse ）曾提出“贫困恶性循环”（ circle of poverty ），讲的是循环累积的另一端，即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Nurkse ， 1953 ） 标注 (蓝色) - 位置 1624 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我国的社会结构也会受到核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大影响。如上所述，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我国劳动者的收入被压得很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了经济发达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各阶级可以从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各阶级身上获利。这样，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不发达国家就塑造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恰恰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转移。而经济不发达国家则由于转出巨额的剩余价值而形成了巨大的底层社会。以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有大约1 亿4000 万城市农民工，无论就他们的技术水平看还是就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看，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然而，他们的工资水平无论就国际标准讲还是就国内标准讲都是十分低廉的，他们生产的产品很多都廉价地销往海外。在欧美市场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价格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中国制造的商品。有的人还以此为荣，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殊不知，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边缘国家低廉工资的劳动者，造成了比例过高的底层社会。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因为底层巨大的社会必然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社会上的利益群体和阶级群体处于对立的状态，社会关系是一种紧张的状态，社会矛盾容易激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与剩余价值的大量转移有关。 标注 (粉色) - 位置 1640 勒斯坦所说的边缘与核心的关系。在世界体系中，如果我们不摆脱边缘地位，大量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输送到了核心国家，其结果是我们为富裕国家培养着中产阶级，而形不成中产阶级在本国的主体地位。中国是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培育出自己的中产阶级主体，完全可以不依赖出口外贸经济，而形成本国的巨大消费市场，形成良性的国内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应该一味地任由雇主压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应该任由雇主过度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笔者的研究证明，由于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受到制度的排斥，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的图形，也就是说底层过于巨大。所以，扩大我国的中产阶级，改变底层过于巨大的现状与摆脱我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第三节 布雷弗曼与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变迁的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1658 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是典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他自己曾经做过工人，所以他对生产过程特别熟悉，他的主要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主要是研究马克思逝世近 100 年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试图探讨，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各种产业技术的变化对劳动的性质和对工人阶级的构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标注 (粉色) - 位置 1672 问题是到了高技术、高信息时代，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还符合实际吗？布雷弗曼认为仍然符合实际。他证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条件下，分工和管理的精髓仍然是使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尽可能细化，尽可能脱离专门知识、专门训练。因为训练高技术者需要很高的成本，比如说训练出一个博士、一个科学家需要很长时间。而分工可以让很复杂的事情非常简单化，把复杂劳动变成简单的劳动环节，于是，工人就被安置在从事非常单一劳动的环节上 标注 (橙色) - 位置 1676 在号称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分工使得劳动者在技术上出现两极化。一极是那些高技术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时间具有极其高昂的价值，享受极高的薪金；另一极是简单操作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时间几乎分文不值。布雷弗曼说：“这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一般规律。”（布雷弗曼， 1978 ： 77 ） 标注 (橙色) - 位置 1689 布雷弗曼认为，劳动分化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泰勒制的劳动分化，第二个阶段是科技革命之后的新的劳动分化。我们先看看泰勒制的劳动分化。我们知道泰勒也是具有一线劳动经验的，他做过普通工人、机工班长，后来又成为总工程师。他很聪明，创造了劳动分化的、技术分解的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他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劳动过程分解，把工人的技术分解。他仔细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到底需要几秒钟 标注 (粉色) - 位置 1696 从前工艺技术与劳动者是合为一体的，劳动者占有工艺技术，由于是高技术的劳动者，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所以，工资水平就比较高。泰勒制以后，技术被标准化为一系列的动作，技术与劳动者被剥离开来。这样，劳动者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工资水平自然就变得比较低下 标注 (蓝色) - 位置 1699 第二个原则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原则。布雷弗曼说，这就是概念和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在工厂里，发号施令和执行命令相分离，管理和被管理相分离。当然，脑力劳动者、管理者总是少数，多数是体力劳动者、被管理者，所以，这还可以节省生产成本。 标注 (蓝色) - 位置 1712 第二，科技革命对工人的影响是后者被高度控制。他认为，科技革命以前，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控制也只能是部分控制或某一方面的控制，而科技革命之后却变成管理部门能够掌握整个劳动过程和控制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科技越发达，控制手段越突出 标注 (橙色) - 位置 1721 第四，针对科技革命对工人的影响，他提出，办公室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的结果是劳动者日益被剥夺了技术。他提出一个概念：“去技能化”或“非技术化”（ deskilling ），即技能与工人相分离，多数劳动者是更加没有技能了。他认为，办公室人员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越来越大，在职业条件上，他们已经丧失了从前高于工业工人的那些优越条件；绝大多数所谓白领，包括销售人员、服务业人员，都是低薪劳动者。关于科技革命对工人的这样一种影响，理论上也称作“布雷弗曼命题”（ Braverman’s thesis ）。所以，布雷弗曼的结论是，如果将低层白领也归入工人阶级的话，那么，西方的总体社会结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的本质仍然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垄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 标注 (橙色) - 位置 1728 布雷弗曼证明，在现代科技革命下，社会结构两极化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方面是高层管理者、高层技术人员，但另一方面是人数众多的低层白领人员和蓝领人员。 标注 (粉色) - 位置 1739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试图对科技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后来由于受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研究所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到 50 年代初又迁回西德。 标注 (蓝色) - 位置 1751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可以承担特殊历史使命、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工人阶级，已经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失去了革命精神。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变化有如下四个方面。 笔记 - 位置 1753 精神的自足性发展 笔记 - 位置 1753 精神的自足性发展 标注 (蓝色) - 位置 1760 第二，在职业分层中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在重要的产业部门，蓝领劳动者的队伍不断缩小，白领劳动者的队伍不断扩大，非生产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过去是两极化的职业分层，现在是人们的职业差异在缩小，地位在趋同 标注 (橙色) - 位置 1781 马尔库塞的结论与“布雷弗曼命题”完全相反。布雷弗曼是典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劳动分化还在继续，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工人阶级仍然具有否定地位。而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既然过去那种非人条件下的劳动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也就失去了 标注 (蓝色) - 位置 1784 他激烈地抨击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现实，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连批评和抗议都没有了，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各阶级都提不出不同的观点了，这个社会就要死亡了，所以他把著作定名为“单向度的人”。 标注 (橙色) - 位置 1792 第 第四节 普兰查斯的阶级理论 标注 (橙色) - 位置 1796 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于 1936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希腊雅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他曾就读于希腊雅典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索邦本部等著名学府，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希腊共产党国内派。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也曾到法兰克福、雅典等地讲学；还担任了法国大学出版社《政治丛书》的主编。后因法国左派联盟失败而患抑郁症，于 1979 年 10 月 3 日自杀身亡，死时年仅 43 岁。 标注 (橙色) - 位置 1803 普兰查斯的主要贡献是在政治理论方面。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其政治学理论，而他自己则试图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他对于政治学理论做了很多基础研究，剖析了国家、权力、阶级等基本概念。他认为，国家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因此，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它的基础。他并不赞同经济决定论，而是主张“多元决定作用”，认为国家权力的特点是“相对自主性”（波朗查斯， 1982 ： 2 ）。 标注 (黄色) - 位置 1829 列宁也是偏重于从经济方面定义阶级的。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标注 (粉色) - 位置 1836 普兰查斯总结说，马克思对于社会阶级的分析从来都不是单单指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而是指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结构的整体，讲所有这些关系的整体（波朗查斯， 1982 ： 60 ） 标注 (黄色) - 位置 1876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态度，但无数的例证都说明事情绝不是这样简单。因此，这始终是困扰理论界的一个难题。对于这样一个难题，后来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试图区分出阶级位置、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来加以解释。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七讲 笔记 - 位置 1879 误读了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包括文化意识形态 笔记 - 位置 1879 误读了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包括文化意识形态 第四讲 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标注 (粉色) - 位置 1988 什么叫做新韦伯主义呢？我们知道韦伯在解释分层时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多元思想。马克思是从一个向度去解释分层现象的，韦伯强调的是多元性；马克思更多从剥削的关系、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去解释阶级关系，韦伯更多是从市场去解释；马克思更多讲的是生产的过程，韦伯则讲的是消费的过程。韦伯认为，阶级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人们生活水平不同的群体。人们的生活机会不一样，即我所观察到的人们在实际消费过程中过着不同的生活，他解释这就是阶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凡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解释的理论家，我们一般把他归为新韦伯主义的派别 第一节 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2014 吉登斯指出：马克思在阶级概念上强调的是对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占有和不占有，这样，马克思创造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阶级结构，除“过渡”型阶级稍复杂一些。韦伯的观点则要更为复杂，他的阶级概念在保留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同时，还引入“市场技能”（ marketable skill ）的因素。这样，在非所有权的体系内就产生了众多的群体分化。达伦多夫用占有和不占有权威（ authority ）、权力定义阶级，此模式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应用于任何一个具体社会时，人们都会发现潜在的数量众多的阶级群体（ Giddens ， 1975 ： 100 ） 标注 (粉色) - 位置 2022 吉登斯提出了“市场能力”的概念，其含义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 attributes ）。他认为，由于马克思过于强调“生产劳动”，过于强调现代技术将生产操作降低到无技术的、无差别劳动的水平，所以，马克思没能认识到“市场能力”并不是直接来自财产所有权（ Giddens ， 1975 ： 103 ）。吉登斯认为从市场能力的角度看，工资劳动者也拥有特殊的“财产”：“就是他带到契约关系中等待售卖的劳动力。 标注 (橙色) - 位置 2036 3. 标注 (粉色) - 位置 2074 为了解释为什么阶级有的时候有行动、有的时候却没有行动，马克思提出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别， 标注 (蓝色) - 位置 2088 表面看来流动与阶级结构似乎无关，其实不然，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将人们输送到不同的阶级位置上，每个人的流动机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流动机会控制和制约（ governed ）着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学家常说，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机制，一种是开放型的，另一种是封闭型的。无论是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代际流动，还是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变迁流动，流动的封闭性越强，则阶级内部成员的一致性就越强。因为，代际流动的封闭性（ closure ）有助于形成一代有着共同生活经验（ common life experience ）的群体 标注 (蓝色) - 位置 2128 。第一个层次，最初级的、最低程度的阶级意识，就是社会群体只感觉到了阶级身份，感觉到了和其他阶级有差别。比初级的再高一个层次是有了“阶级冲突的概念”，即社会群体意识到有对立的利益、有对立的阶级存在。第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革命的阶级意识”（ revolutionary class consciousness ）。吉 标注 (粉色) - 位置 2153 吉登斯表述的，关于将政治与经济和经济管理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寻求社会稳定的一种统治经验。此种统治经验对于我国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和经济管理涉及人们经济利益的分配，涉及集团的利益，当然与政治有关。但如果将这些总是与政治、政府、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显然容易激化利益群体与政府、国家管理者的矛盾，容易强化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所以，分离经济与政治显然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 标注 (橙色) - 位置 2174 四 笔记 - 位置 2176 与卢卡其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联 笔记 - 位置 2176 与卢卡其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联 标注 (橙色) - 位置 2217 些高会费的俱乐部、会馆等。如果要进入这些俱乐部、会馆就要交纳很高的费用，这一点将低收入者阻挡在门槛之外。又如，目前一些大学开设新型高学费的 E-MBA 教育，学费高达 25 万～ 26 万元，结果许多企业的经理、老板以参加这样的学习组织为荣。这类学习加强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互动，促成了富有阶层内部的社会网络。当然，这些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建立商业信任关系的作用 标注 (橙色) - 位置 2238 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 标注 (橙色) - 位置 2241 第二个特点是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多元利益群体 第二节 帕金的社会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2305 帕金认为，社会排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合法性，本质上，它是一个社会集团采用合法手段牺牲另一个集团的利益。从这一角度看，任何一种社会分层制度都是社会屏蔽与社会排他。新韦伯主义扩展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认为，剥削不仅仅是指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任何一种社会排他都可以定义为剥削；只要是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剥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基督教徒对天主教徒，白人对黑人，男人对女人的关系都具有剥削的性质（ Parkin ， 1979 ： 46-47 ）。 标注 (蓝色) - 位置 2312 第二是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帕金认为，在社会屏蔽方面，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与财产制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技术证书监控着劳动分工中的关键职位，决定着谁可以进入这些职位，谁不能进入这些职位。 标注 (粉色) - 位置 2329 所以，资本主义表面上反对血统继承，主张个人奋斗，但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模式——不仅是阶级的再生产，而且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再生产。资产阶级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把个人主义的原则进一步延伸，结果产生了一种表面上是个人主义原则的社会屏蔽制度。 第三节 洛克伍德的分层思想 标注 (粉色) - 位置 2532 那么怎样研究职员的阶级意识呢？他认为，就是研究那些影响着职员，使他们产生与体力工人认同（ identification ）或不认同的（ alienation ）感觉的因素。很明显，职员的阶级地位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的，他们出卖劳动力是雇佣劳动者，但他们在意识上完全不同于工人阶级。这是为什么呢？ 标注 (粉色) - 位置 2673 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 1969a ： 604 ）这样，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阶级归属的三因素观点，第一是家庭出身，第二是生活条件，第三是政治立场。用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而不是一个人自己的经济地位来决定其阶级地位，确实有“血统论”之嫌。当然，考虑到 1939 年的中国，刚 第一节 新涂尔干主义的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2857 对于阶级关系的分析，目前，新的模型强调屏蔽的制度化手段，如：产权、证书、许可证等。虽然社会屏蔽理论对于理解阶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新的话语，但要想实际操作阶级分层，还有很大难度。格伦斯基等认为，实际上社会屏蔽理论真正可以应用和操作的是职业群体。比如，非常现实的社会屏蔽机制就是专业协会、技术协会等，它们基本上是区域型组织而不是全国的大组织。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失范、社会共同体与社会整合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28 前文已述，涂尔干当年所遇到的社会局势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颇有相似之处。当年，欧洲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逐步建立起市场机制。由于维系传统社会整合的纽带已经瓦解，而新的整合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欧洲社会曾经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相比之下，今日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难题。中国30 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开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国遇到的难题比欧洲大得多。欧洲当年的人口总共不超过4 亿人，社会转型用了100 多年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危机，甚至还因为转型激化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日中国面临13 亿人口的转型，转型的时间比欧洲要短得多，而且遇到的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农村问题、城市问题等，都比当年欧洲遇到的问题要严峻，更何况中国完全是靠自己内部的调节来化解危机，而没有企及外部扩张因素。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43 毛泽东主席曾说，这样的做法是乱了敌人，但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社会规范搞混乱了。笔者以为，规范混乱也是一种“社会管理形态”，也就是人们不认同规范和规则，动辄否定规范或规则。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迄今，中国的一些社会冲突仍然根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66 所以，改革与观念变迁密切相关。近些年，人们对贫富差距、社会公正问题的激烈讨论，比如“郎咸平与顾雏军之争”等，均源于观念上的冲突。观念上的混乱使得人们的是非界限没有了。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70 比较受尊重的社会群体——律师、医生、教授也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近来有“黑蛇、白蛇、眼镜蛇”之说，可见社会示范群体的声望危机。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92 传统中国社会，也就是民国以前的、君主制时代的中国社会，从民间来看，有两种力量在整合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一是士绅阶层，其二是家族、宗族。士绅阶层是政府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重要缓冲力量。它一方面与政府结合，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它又与民众相联系，是民间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者和表率 标注 (粉色) - 位置 2999 1949 年以后，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共同体与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大体上由“单位制”完成社会整合。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个人对于单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连结婚、生孩子都要单位批准。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生活困难、疾病等都由单位解决。所以，单位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城市里一部分没有单位的人归街道、居委会管理，全社会基本上没有“盲点”。农村则由人民公社、生产队完成社会整合。 第一节 美国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来源 标注 (蓝色) - 位置 3213 功能主义是如何解释社会分层现象的呢？它认为，既然社会上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贫富差别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那么，它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必然对社会发挥着某种功能，满足着社会的某种需要。满足何种需要呢？它认为，在社会进行的全部活动中，有些活动只有具备特殊品质、特殊能力的人才可以做，而另一些活动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因此，社会对于不同品质、不同能力、不同责任、不同劳动的人给予不同的报酬、地位就完全合理。换言之，给那些担负重大责任、能力强、贡献大的人以较高报酬和地位，可以刺激人们的奋斗心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标注 (粉色) - 位置 3401 6. 帕森斯主要观点的总结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帕森斯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最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分层体系中，一个人的地位、身份由他人的道德价值观评价决定。第二，判断地位高低的依据是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 system ）。第三，这种共同价值体系是由首要的社会制度、机构塑造的，哪种制度能够成为首要制度，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决定。第四，实践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会得到较高地位，并得到较高报酬。 第二节 功能主义分层原则及其批判与修正 标注 (粉色) - 位置 3452 戴维斯 - 莫尔提出三种社会：家族主义社会，重视家族关系，家长的地位高；神权社会，宗教功能重要，僧侣地位高；世俗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地位上升。第三，不同社会的平等程度是不同的，极端的例子可以分为均等社会与不均等社会。第四，不同社会的流动机会不一样，有高流动率的开放社会，也有低流动率的封闭社会。第五，不同社会阶级的团结程度不一样，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影响阶级的利益。 第三节 功能主义分层理论与中国改革以后的收入分配政策 标注 (蓝色) - 位置 3672 除 第一节 赖特的社会分层理论 标注 (粉色) - 位置 3852 赖特的著述颇丰，围绕的主题是阶级与分层。他 1976 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于 1979 年发表，题为《阶级结构与收入决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探讨阶级结构怎样影响收入资源的配置。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他此后的全部研究。 标注 (蓝色) - 位置 3946 赖 标注 (蓝色) - 位置 4016 赖特承认组织资产与技术资产也很容易混淆。组织资产也可以被视为仅仅是技术资产的一种特殊类型，即一种管理的技术。他说这是两种以技术为基础的剥削（ skill-based exploitation ）：一种通过对特定技术劳动力数量的供给加以限制的机制而产生，另一种围绕工作、生产的组织本身而形成（赖特， 2006 ： 96 ） 第一节 关于十大社会阶层的模型 标注 (粉色) - 位置 4577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阳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 第二节 倒丁字形社会结构 标注 (蓝色) - 位置 4986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应该认清，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人为因素就可以改变的。重大社会事件、社会政策变量可以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其影响也不是无限度的。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很难期望在短期内完成。第三，如果完全不顾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为干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会带来更为惨痛的教训。 标注 (蓝色) - 位置 5012 第四，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关键问题是中层太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间阶层主要是由四个职业群体构成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出于对管理成本增加的忧虑，我国在管理对策上希望精简机构，不愿意将管理人员、干部的队伍扩大，但其他三个群体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扩大对社会是有益的，也是现代化趋势。我国目前更为稀缺的是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为此，就要在对策上加大这方面的导向和培训投入；同时，开拓操作型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认证渠道，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身份不应设置户籍等障碍。对于商业服务业人员，目前主要应提高他们的教育、专业和职业水平。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分层观点 标注 (蓝色) - 位置 5131 桑德斯认为，利用不均等的财产收入、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去刺激人们积极工作，并不是组织社会和管理社会的唯一办法。一个社会也有可能均等地分配财产、收入、资源、地位等，但这种均等化的做法会造成更严峻的社会问题。桑德斯说：“在失去经济的奖励和惩罚以后，唯一能够替代的办法就是采取威胁、管理上的强迫手段。换言之，采取的手段包括将人们监禁，在殖民地强迫劳动，甚至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标注 (蓝色) - 位置 5147 平等（ equality ）与公正（ justice ）的关系是桑德斯论证中的一个焦点，在理论脉络上他师承哈耶克等人的思想，并梳理出了系统的平等观念。桑德斯区分了三种平等。 标注 (蓝色) - 位置 5155 在以上三种平等中，桑德斯接受第一、第二项原则，而反对第三项原则。受到哈耶克的影响，他认为，结果平等实际上损害了机会平等与程序平等。因为，为了获得结果的平等，你就不得不区别对待每一个人。 标注 (粉色) - 位置 5185 桑德斯总结说：“资本主义有活力、动态，就是因为它不平等。任何试图将财富、收入拉平的做法，其代价必然是窒息创新、创造、发明，窒息社会、经济的发展。”（ Saunders ， 1990b ： 53 ） 第三节 布迪厄的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 标注 (蓝色) - 位置 5396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社会分层思想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对于布迪厄使用的 taste 概念，国内虽有译为“品位”的，但笔者以为布迪厄强调的是品质趣味，故本书还是使用“品味”概念。在《区隔：关于品味鉴赏的社会评判》（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一书中，布迪厄将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展现出的阶级差异描写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在文化视野下考察阶级的杰出著作。所以，虽然在布迪厄之前早就有人研究过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比如，凡勃伦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参见本书第一讲），但布迪厄的创造还是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本教材仍然将布迪厄的文化阶级论视为一种新的视角，仍然作为新的流派来讲授。 标注 (橙色) - 位置 5576 从食品的空间图上看，资本总量高的上层阶级，饮食上以牛肉、鱼为主，而资本总量低的下层阶级则吃的是那些又咸又肥、口味重、反复煨炖的低营养食品。同是中上层阶级，也有差异。表现在横坐标上，文化资本比较高而经济资本并不很高的阶级，比如教师，他们的饮食中面包、奶制品、酸乳酪、糖、非酒精类饮料（如：水果汁、果冻）等，比例较高。这种饮食结构与那些经济资本比较高而文化资本比较低的阶级，就很不相同。比如，制造业、商业雇主的饮食中，酒、腌肉、开胃糕点、口味重的食品比例较高。此外，布迪厄还指出，饮食惯习的差异还反映了各个阶级花费在烹饪上时间的差异。调查表明，体力劳动工人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烹饪上面。被调查的体力工人中，有 69% 的人说他们喜欢花费时间精心准备饭菜，而其他阶级，如初级管理人员、小店主、高级管理人员等，则都比这个比例低。布迪厄还认为，饮食惯习与身体、健康、形体也有密切关系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特征 标注 (粉色) - 位置 5715 二 标注 (蓝色) - 位置 572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城乡差异巨大的社会。我们历来是城乡分布很不平衡的社会，许多人以为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城乡户籍制度造成的，但实际上，城乡差异的形成历史很久远。古代中国有所谓“国人”、“野人”之分，“国人”就是指在城市里面居住的人，“野人”就是指在城外、乡下居住的人。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城墙最多的国家，城墙就是用来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 标注 (蓝色) - 位置 5740 在本教材中，笔者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的方法，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试图揭示社会结构模型。结果发现，问题比金字塔的情形还要严重，中国是一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具体分析参见本教材第八讲） 标注 (橙色) - 位置 5745 连落草的水泊梁山兄弟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座次。改革开放以前，户籍制度与利益的挂钩以及单位制等，强化了身份制度。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笔者认为我们社会对于淡化身份制，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推进。过去那种非常强化的——比如说农民都不能够进城——体制已经大大弱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身份制是几千年形成的，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标注 (粉色) - 位置 5752 与身份的特点相关联，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官民”社会，即官吏与一般平民形成了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的群体。这种情形在汉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社会中均表现得很突出。根据对汉朝阶级结构的研究，官员不仅身份地位高、占有较多财产，而且“属于特权阶级。根据制度规定，他们可以依照各自的身份，专享某些物质生活资料” 标注 (粉色) - 位置 5759 而中国社会由于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轻视商人阶级，商人阶级虽然有资产但社会地位并不高，无法与作为社会中心的官员阶级相抗衡 标注 (黄色) - 位置 5773 我们知道，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全社会甚至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以来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致。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指令都是从上面发出的，下级官员都由上级官员任命，下级必须听命于上级，在上下层的比较中，上层当然影响作用很大。 标注 (橙色) - 位置 5787 改革以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突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作用。比如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提高技术精英的社会地位。改革以来也比较强调培育企业家——经济精英的队伍。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的体制，我国的经济精英只能隐藏在政治精英的队伍里，或者说政治精英完全取代了经济精英。 标注 (粉色) - 位置 5841 强调精英的作用不意味着忽视广大基层群众的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如上所述，长期以来的整体结构是金字塔形状的，下层、基层群体的比例和数量均十分巨大。如果不重视这个群体，如果忽视这个群体的利益，必然带来严重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的下层和基层群体是农民，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巨大的农民群体对于社会不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总结说：中国自秦末以来，总计有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1967 ：588 ）。搞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就像有一个内在的周期律一样，新王朝刚建立的时候总是蓬蓬勃勃，一直发展到鼎盛时期。到了后期财富过于集中，下层或底层聚集着巨大的生活困苦的群体，社会矛盾激化，于是有领袖人物组织社会底层、农民发动暴力起义，推翻上层建立新王朝。总之，数千年间农民或下层、基层、底层起义总是延绵不断，所以自古以来当局总是强调要稳定。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变 标注 (橙色) - 位置 5941 中国城乡户籍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政府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控制尚不十分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公民尚有迁居之自由。然而，在20 世纪50 年代期间，随着工业化的高涨，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城市，并由此引发粮食和副食供应、交通、住房、城市服务等诸种问题。于是，中央政府曾先后两次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限制农民流入城市。一次是在50 年代中期，中央曾专门为“劝止农民流入城市”发了指示，并从1955 年6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经常性的、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二次是在“大跃进”后的1959 、1960 年，由于当时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食品、生活用品等供应上的短缺，中国便开始实行几乎完全制止农民流入城市的政策。按照当时的规定，全国每年只允许1.5‰的持有农业户口的人转为非农业户口（即城市户口）。这里面包括一些因工作上有成绩而被提升进城的干部和干部家庭成员，一般农民绝无可能进入城市。这种政策一直实行到1979 年的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第四节 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影响 标注 (蓝色) - 位置 6293 笔者曾经探讨了政府对于经济领域、对于市场干预的四条界定，特列于此。笔者认为，首先，政府的干预或调控不应该是直接干预具体企业的运行，而是通过法律、法规调整市场的管理原则。第二，国家的干预不是简单行政手段的干预，而是通过经济杠杆，比如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等。第三，国家与市场以及企业的关系，都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约束的。法律、法规不是政府单方向的对企业、市场的约束，法律也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第四，法律、法规的建立应是普遍参与的，如果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都参与了法律、法规的制定，那就会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如果上述四条界定都做到了，那么就会比较公正 标注 (粉色) - 位置 6442 从地方的部门利益看，与市场利益最接近的是工商、税务和银行，所以，老百姓谚语说：“地方上养着三条狼：工商、税务和银行，不信你就看楼房。 标注 (橙色) - 位置 6447 私营企业投资者 1184 万人，所有者权益超过 1 个亿的企业仅占 2.2% ，人数很少，所有者权益的中位数仅为 200 万。可见，在中国的企业主、老板层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老板。而且，目前在中国，做工商业经营、做买卖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私营企业主，而是个体工商户，其人数近年持续上升。目前我国的个体工商户总数超过 2500 万户，个体工商业者超过 5100 万人。 标注 (粉色) - 位置 648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有个报告，说 40% 的土地收益被房地产商拿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房地产商占的利益是太大了一些。所以，今天中国富翁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房地产商占了很高比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土地政策就有很大漏洞，因为它造成的土地资源的配置是对大资本有利，而对普通老百姓不利。我国宪法上说，我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变成房地产商所有，于是收益自然也就归大资产者。我国城市土地出让、批租的时候，都是面积比较巨大的，没有巨额资本的人被完全排斥在外。所以，土地名义上说是全民的，但实际运作的时候，恰恰对中低收入层为主的全民不利，对极少数巨额资本者有利。总之，从土地政策的变量看，这与前面说的应向中小资产者倾斜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早起读书现学现卖#社会分层十讲-第十讲 2018/6/25 本书完

三点笔记

1. 按照当时的政策，私房主除自住房屋以外，其他房屋一律交由国家管理，这些房子后来就逐步变为公房。政府将这些房屋非常廉价地租给城市里没有房屋的家庭，该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城市房屋居住大大实现了均等化。所以，私有房产改造的政策取向非常明确，就是住房均等化。这样城市里的一个通过出租房屋而获得利益的阶层就逐步消失了。

2. 笔者曾经提出，从相对的意义上看，市场转型以前，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因为，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小企业和社会上的普通劳动群众相比，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福利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当然，国有企业职工与一般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有明显区别，所以，笔者称之为“类中间阶层”。“类中间阶层”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重要社会阶层，这也是政策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证明。

3. 数据测量证明，1949年以后到“文革”以前这段时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一般为6%～7%，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低收入组得到全部收入的比例为9%～10%。可见“文革”时期的政策真的改变了收入、财富的分布。当然，所有具有理智的人都认为，用这样的手段来缩小收入差别不是好的事情，甚至是一场灾难。

4. 总之，在上述政策群的作用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有了全面提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媒中十分流行的术语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了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很受社会尊重的群体，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这样一个群体会被当作“臭老九”。所以，改革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可以被视为政策改变分层地位的一个很好案例。

5. 权力与市场搅在一起，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蔓延开来。再加上中国自古就是关系社会，以家庭、朋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极其复杂，这样就为权钱交易创造了极容易繁衍的环境条件，其实，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东亚社会都有这个特点。所以，韩国、日本虽然已经高度现代化，但权钱交易的现象还是频繁发生。从地方的部门利益看，与市场利益最接近的是工商、税务和银行，所以，老百姓谚语说：“地方上养着三条狼：工商、税务和银行，不信你就看楼房。”

6. 我国宪法上说，我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是变成房地产商所有，于是收益自然也就归大资产者。我国城市土地出让、批租的时候，都是面积比较巨大的，没有巨额资本的人被完全排斥在外。所以，土地名义上说是全民的，但实际运作的时候，恰恰对中低收入层为主的全民不利，对极少数巨额资本者有利。总之，从土地政策的变量看，这与前面说的应向中小资产者倾斜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7. 前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及1979年改革开放，三大历史事件及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方式是重大轰动式的、重大冲击式的，在政策群的影响下，社会分层结构也以骤变的方式发生变化。而2003年以后的政策调整，采用的方式是微调式的。这样，它对分层的影响也就区别于过去的方式，更多是一种温和的影响。

8. 重大冲击式的政策调整，往往是迅速改变社会结构，但这种冲击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的震荡、动荡；相比之下，微调的方式比较有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能避免震荡、动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政策微调方式的运作，体现出执政的成熟化，体现出执政者按照法治的方式、按照常规运作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当然，政策微调的影响强度必然小，政策能够改变社会运行的力度和幅度也必然较小。

9. 总之，改革30多年来，中国大陆始终处于迅速的社会变迁之中，如果想对变迁的规律进行总结，就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三点感想

1. 说治理不好房价问题的，政策选项中没有解决办法的， 看过来，一个通过出租房屋而获得利益的阶层就逐步消失了。只要是单一目标，没有完不成的，至于完成后的结果嘛！人类是健忘的。

2. 作者的观点和提法真是有趣，那做大做强就是在重建中间阶层，加强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了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缩小收入差别的极端手段，带来的改进也不过是最低阶层分层增加了50%，好像效果也没有这么明显。

4. 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境遇改变倾注了大量的笔墨，是因为涉及切身利益呢?还是因为重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发展很重要呢？

5. 权钱交易，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东亚社会都有这个特点，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伦理的淡漠岂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手段了？民谚总是如此的生动有趣和有力。

6. 表面的上的规则和实际执行中的规则的不同，无疑显示出执行意识和执行力上的问题。小到个人，大到大人，都是有拖延症的呀！

7. 微调式政策的时代中，我们体会到的更多是社会本身发展带来的变化。

8. 重大调整，效果明显，社会混乱。微小调整，社会变动小，效果也小，作者在这里提出的放假政策的问题，好笑和前面土地政策的提法截然不同了，嗯，大小之辨也在着墨多少中呀！

9. 对于规律的总结，也是需要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的。

#早起读书现学现卖#社会分层十讲-第九讲 2018/6/25

三点笔记

1. 强调精英的作用不意味着忽视广大基层群众的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如上所述，长期以来的整体结构是金字塔形状的，下层、基层群体的比例和数量均十分巨大。如果不重视这个群体，如果忽视这个群体的利益，必然带来严重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的下层和基层群体是农民，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巨大的农民群体对于社会不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历史中，社会阶层流动率一直比较高。当然，造成流动的原因有很大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中，造成高流动率的更多是政治原因；在此后的近30年历史中，造成高流动率的更多是经济原因。根据笔者的测算，我国20世纪90年代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率，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近似，在国际上均属于流动率比较高的范围。这证明目前中国社会还是有相当活力的。

3. 如前文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前是政治分层社会，改革开放后逐渐演变成经济分层社会，两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巨变，造成在同一个家庭内部，也常常出现阶级混杂的局面。家庭中，有的兄弟姐妹致富了，也有的兄弟姐妹致贫了，有的当老板了，有的却下岗了。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帮助是很普遍的，所以，血缘关系起到了转移支付的作用，家庭纽带起到了弥合阶级裂痕的作用。当然，近来中国城市进入独生子女的时代，家庭规模普遍小型化，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使得家庭关系弥合阶级裂痕的功能被大大弱化。

4. 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没有流动的自由，这就将中国人口中的最大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积极性束缚住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也是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5. 总之，基于上述原因，这种以干部分层级别作为全社会分层基础的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后，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分层制度，甚至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也不能动摇这一制度。例如，当时被 “下放”的干部到了农村后，仍被视为上层人，老百姓仍根据他们原来的级别来判定他们的地位。“文革”后，这些多年“靠边站”的干部的级别又迅速得到恢复。这些都是官本位制度曾相当巩固的明证。

6. 单位身份制的特点是，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较大，而同一单位成员之间的差异较小，单位内部成员之间还是平均主义盛行。再加上单位内成员大体上是终身制，成员在各单位之间的流动很少，这就造成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这种体制束缚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与竞争机制和市场经济都是相抵触的。

7. 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及其素质的迅速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阶层作为一种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突破了我国过去的身份制与单位制的束缚，因而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群体之一。该群体素质地位的提高表明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它将发挥更大的正向作用。

8.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官本位制”又有复兴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市场改革高潮阶段，随着下海之风的盛行，官本位曾一度有很明显的衰落。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在巨大资源究竟是由市场配置还是由国家机器配置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以后，国家机器还是显示出突出的功能。随着国家财政收入数额的剧增，政府调控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甚至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点。这些均导致政府科层组织地位的上升，权力位置的吸引力大大上升，政府工作又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最热门选择之一。再加上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制度和近几年以公务员级别为基础的工资套改等，使得官职地位的分层，仍然发挥了一定的本位功能。

9. 综上所述，在1979年的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保留着很强的传统社会特点，其中身份制就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1979年改革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各种身份制度的衰落与解体，新的分层体系的形成。而其变化的总趋势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尽管我国的分层结构仍有着为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特点。

10. 总之，从社会现实看，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策可以改变结构。当然也要注意，并不是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改变结构，如果考察政策改变结构的具体过程就会发现，它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它总与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笔者曾经组织撰写了著作，研究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人生命轨迹的影响（李强，1999）。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邓小平南方谈话等等。第二，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出台的政策并不是某个单一的政策，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政策群”，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关联的、导向明确的一系列政策。

三点感想

1. 强调精英的作用有利于快速发展经济和社会，但忽视大众的利益容易崩盘重启。

2. 中国社会因为各种原因社会阶层流动率还比较高，还是有相当活力的。

3. 独生子女化削弱了社会的稳定性，从多种层面上都是如此。

4. 户籍制度操作过于严格容易影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慢让制度稳定压力变大需要更严格的操作。

5. 干部制度就是官本位的体现，碎裂的社会分层是可以快速恢复的。

6. 单位身份制的特点是，单位间区别大，单位内平均化，这么就好理解临时工了，单位制度无疑也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了。

7. 体私营工商层的兴起及其素质的迅速提高是维持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

8. 国家财政收入是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指标，政府控制资源增多了，官本位自然就增强了。

9. 我国的总体趋势和世界各国现代化是一致的，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10. 我国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力量弱，容易被政府改变，尤其是被政策群改变。

#早起读书现学现卖#社会分层十讲-第八讲-第九讲 2018/6/24

三点笔记

1. 倒丁字形结构和结构紧张是个老问题而不是个新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新中国成立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拥有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

2.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毛泽东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用这样的政策来缓和结构紧张。毛泽东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向倒丁字形结构的底层倾斜，其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

3. 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状态，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因就是此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如果要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

4.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应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变，即完成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的任务。目前，完成第一步战略遇到两大障碍：户籍障碍和城市容纳力的障碍。为此要继续推进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模式与城市容纳力研究。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

5. 新自由主义，亦称新右翼理论（New right perspective），是以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是有组织社会的最好基础。

6. 桑德斯比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层，他承认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会产生更大的不均等。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镇压性（more repressive），因为后者需要靠强迫手段让人们履行其社会角色。由于社会缺少适当的经济奖赏手段，于是不得不求诸强力。桑德斯认为，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一旦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国家的强制力度将会降低。

7. 桑德斯总结说：“资本主义有活力、动态，就是因为它不平等。任何试图将财富、收入拉平的做法，其代价必然是窒息创新、创造、发明，窒息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方面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前面介绍的图闵对于功能主义的批评也同样可以用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或新右翼分层观点。

8. 所以，中国的情形与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局面恰恰相反，当前不是阶级的死亡，反而是阶级的成长和定型的时期。因此，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理论，对于中国当前的局面有着特殊意义。

9.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分层思想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品味起到一种系统匹配作用，品味相似的人相互之间容易结合，因此，品味是人们之间能够相互适应的重要基础。布迪厄认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由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品味构成的，甚至包括措辞、语调、姿态、微笑等等，所以，品味也就成了阶级的一种象征和标志（Bourdieu，1996：169，174）。

10. 上层阶级、支配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品味与下层阶级的品味不同，支配阶级属于“自由和奢侈的品味”，该品味的特点是不考虑直接的经济必需和物质需求，注重单纯的艺术形式，艺术形式的重要性高于功能和内容。硬性的物质方面仅仅成为一种符号，功能方面也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布迪厄还提出，支配阶级拥有一种合法的品味（legitimate taste），这表现在音乐、绘画、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此外，特别能体现上层阶级、支配阶级的行为方式还包括：礼貌、有距离、讲规矩等等。

11. 与资产阶级表现出的安逸、自信、高雅、自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不自然、有约束、听天由命、不自信、被动的人生态度。

12. 工人阶级的“大众流行品味”重视直接的经济必需和物质需求，因为他们有经济生活的压力；注重现实、简单，鄙视颓废的艺术形式；遭到“合法的”奢侈品味的藐视；表现为下层阶级的行为方式：更为物质化的互动方式、距离较近、不在乎彼此接触、直言不讳、不讲究礼节；在音乐上，表现为喜欢轻音乐、古典音乐，比如喜爱“蓝色的多瑙河”等（特纳，2001：195～196）。

13. 正如笔者在阐述“阶级结构定型化”的理论时指出的，中国目前进入了具有阶级阶层特征的文化模式形成的时期，与20世纪80～90年代初期的“文化混合模式”迥异，商店、餐饮、旅馆、服务、装修、服装、家具等，都以拉开档次为特征。在这一时期，品味、格调受到突出的重视。近来流行的所谓“小资”、“小资情调”，国外传来国内追捧的“BoBo族”、“布尔乔亚情调”、“波西米亚风格”等，都是具有阶级特征的品味、惯习形成的表现。由于突破了“文化混合模式”时代，各个阶级的品味产生重大差异，所以，雅俗共赏文化模式时代的代表“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近年来虽然演技、舞台效果等水平并不低，但越来越众口难调，常常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

14. 中国官僚体系比世界各国更为发达，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控制着全社会最主要的资源，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财产资源变成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这恐怕与中国秦以来一直奉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关。

15. 总之，从总的评价上看，精英结盟有助于中国大陆的稳定与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米尔斯的警告，即精英结盟容易造成忽视社会下层阶级利益的问题。

三点感想

1. 历史中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保持了倒丁字形结构，社会容易走向结构紧张的情况。

2. 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导致了社会容易走向对立和冲突。

3. 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该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而改变社会的分层形式。

4. 社会结构的变迁，作者认为需要两步，先完成大部分人员的城市化，再增加中间阶层人数，消除丁字形结构的一横。

5. 新自由主义的分层观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带来的，是经济措施的配套意识形态工具。

6. 桑德斯认为资本主义用不平等促进人们的工作热情，而苏联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只能使用政治和暴力手段促进人们的工作人情了。

7. 资本主义有活力、动态，就是因为它不平等。但如果认为越是不平等越是发展那就是瞎想了，如果认为可以长期维持一个均衡的不平等状态也是极为困难的。

8. 中国的情形和发达国家的情况还是不同，阶级分析还是有其实现基础的，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新的学术热点放弃这个理论工具。

9. 布迪厄别开生面的研究了文化在阶层分析中的重要意义，为社会分层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拿自己所在阶层的观点去评判不同阶级人员的行为的道德水平是不合理的。

10. 支配阶级属于“自由和奢侈的品味”，他们已经不需要在乎社会道德的了，重视别人看法和道德的那说明还没到支配阶级。

11. 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体现为极度在乎自己那点可怜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他们怯懦而虚伪。

12. 工人阶级的“大众流行品味”重视直接的经济必需和物质需求，更在意亲切的接触和互动。不过中外就是有差别，美国的工人更喜欢轻音乐和古典音乐，额，果然是文化差异。

13. 春晚没人看，大家不满意不仅仅是地域文化差异，而且也是社会不同阶层已经在经济分别外还形成了不同的格调。

14. 这么早完成大一统果然是有负面作用，长期的发达的官僚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米尔斯的警告，既然没有听说过，可见很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