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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与回归带来的文学新貌
2012年02月09日 10:45 杜悦 来源：中国教育报
历史的沧桑 原生态的呼唤
——2011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学类书籍述评
■本报记者 杜悦
厚重的历史，独特的人生，原生态的呼唤，耀眼的“星光”，让2011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的文学类图书显得多姿多彩。这个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相关媒体及网站开展的评选活动至今已尘埃落定，榜上精彩的文学类图书却依然可圈可点。
文学与历史的联姻
在此次入选的2011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学类的15本书中，历史题材小说与纪实文学占了近半数，“历史的背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这或许由于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重大主题书大量出版，成为出版史上特殊的一年。这些历史类主题的书籍与近年来历史小说和历史解读类读物出版热的合流，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出版景观。
此次入选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小说《推拿》写的是当代人的生活，其他作品的选材与时间至少都要追溯到70年以上。具体而言，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以上世纪初哈尔滨著名的大鼠疫为背景，方方的《武昌城》叙述的是1926年武昌城被围困时的一段历史，麦家的《刀尖》讲的是抗战时期一位中共传奇特工的故事，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小说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王树增的《1911》索性以历史时间为书名，让人一目了然其所述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何建明的《忠诚与背叛》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挖掘了小说《红岩》中众多人物的真实生活原型，而王安忆的《天香》则以江南刺绣为线索，演绎出晚明时期上海“天香园”乃至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由此不难看出，历史题材的作品重重压在此年度中国文学作品出版的天秤之上，一头独重。
同时，此次选入“文学类”的一些作品的文体形式不免让人有些困惑。比如《忠诚与背叛》，该书从档案资料入手，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挖掘小说《红岩》背后的人物史实，它到底应该姓“文”还是姓“史”，让人难下定论。从大背景看，近年来中国文史著作的文体跨界现象十分惹人注目，其是非功过在此姑且不论，我们只能沿用黑格尔的说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换句话说，我们最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看待这种现象。依照个人观点，这种现象不妨视为文学与历史的联姻。
特殊的人群 独特的人生
独特是文学作品的成功要素，此次入选的作品有的是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罕见，也有的是由于作者的人生经历较为特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相辅相成。
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写的是一般人很难了解的盲人按摩师群体的生活。书中按摩师王大夫与小孔是一对恋人，他们没有房子，且经常倒班“上钟”（上班），一次短暂的间休时间，两人终于有机会溜回集体宿舍约会。他们匆匆脱下衣服，手忙脚乱地爬上王大夫所在的上铺，衣服全部杂乱无章地甩在了地上。两个人拥抱热吻之时，突然感觉大势不好，因为盲人平时都是将脱下的衣服按先后顺序依次叠放好，这样下次穿起来才方便，而此刻两个人的衣服这样乱丢在一起，万一有人进来，不得不爬到地上拣衣服，一时又很难分清哪件是自己的衣服，那将是怎样的尴尬……
在这部小说中，盲人与正常人一样，有快乐、忧伤、爱情、欲望、野心与梦想，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活中又存在着好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辛酸。当有人问及毕飞宇，作为一个视力健全的人，如何能够把盲人的生活写得如此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毕飞宇说，他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执教，给一批失明的孩子上课。后来，因为长期伏案写作肩背不舒服，他常去盲人推拿店。“在接受他们推拿的过程中，我不断和他们进行攀谈，了解他们的故事，走进他们的世界。可以说，小说源自真实的生活体验。”
《我的阿勒泰》的作者李娟，来自底层，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叫“车排子”的荒凉之地。她没见过父亲，她试图去找他，父亲却不肯见。李娟没有户口，上中学时，学校曾拒绝接收她。高一那年，妈妈带李娟回到了四川老家，做小生意赔了钱。后来一家人没法在四川呆下去了，决定重新回到新疆。李娟转到富蕴县二中，后来索性退了学，跟妈妈学裁缝。她们的生意并不好，于是只好再一次撤退，进入山野，跟着哈萨克牧人转场。在阿勒泰山区，她们开过小店，卖小百货。李娟也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流水线工人，将近20岁的时候，她开始业余写作和投稿。这个没上过大学，没有受过任何专门文学训练的女孩，用简单干净的文字，真实记录了北疆半游牧状态的艰辛生活。
原生态的魅力无法阻挡
毛主席语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亲爱的父母亲、婆、外婆和全家人：
分别已经近一个月了，十分想念，全家人都好吗？
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侯永禄长子侯胜天徒步串联路过大寨时，写给这个大家庭的第一封家书。这种以毛主席语录开头的家书今天看起来非常可笑，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农民家书》的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在真实与质朴中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的变迁。
该书以时间为顺序，收录了一个普通家庭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到本世纪初的往来信件，每封信都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迹。正如侯家子女在该书序言《家书抵万金》所说：“父亲写信，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该书的质朴风格也是它受到好评的地方。
与此类似，真实与质朴也是《我的阿勒泰》的成功法宝。一般人冬天都怕大风雪，李娟说，她盼望大雪，下雪了，她可以去用麻袋背雪，融化雪水，喝茶、洗头、洗衣服。大风不好，一两天就刮得头发又粘又硬地粘在一起……她的笔并不回避苦难，也不夸大苦难，而是将一切事物自然平和地娓娓道来，毫无时下一些网络文字的矫情、做作与夸饰之风，正是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自然平实的写作风格，为李娟赢得了赞誉。如同机械化时代的人们开始追逐有机食品，原生态的文学景观也以它的清新淳朴召唤人们返璞归真。
耀眼的“星光”
猎奇与追星是大众文化的两大特征。出版领域明星出书热的现象，可以视为影视造星与大众追星运动向出版领域的延伸。将2011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的文学类图书与前一年的上榜书相比，明星书的特征更为明显。
2010年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文学类图书，同样是15种本，但内容构成与2011年有较大的差别。2010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文学类图书首先囊括了一些所谓传统作家的作品，如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麦家的《风语》等，同时包括一些新兴作家的畅销小说，如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崔曼莉的《浮沉（2）》等，其中影视明星之作完全没有被收入视野。
2011年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学类图书15本书中，倪萍的《姥姥语录》、白岩松的《幸福了吗？》和林青霞的《窗里窗外》榜上有名，占了该类书总量的1/5，一次评选有如此多的“星光”涌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几本书当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吸引人之处，但是平心而论，全国13亿人口中，家有智慧慈祥姥姥的人恐怕数以万计，已出版亲情类美文的作家也不下数十人，为何只有倪萍能摘取桂冠？同理论之，单就内容而言，白岩松的《幸福了吗？》、林青霞的《窗里窗外》也并非空前绝后，艳压群芳，但为何唯有这两本书获此殊荣？林青霞作为台湾影视明星，白岩松作为央视名嘴，倪萍作为影视两栖明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至今在各类大众媒体上“能见度”极高，他们的言行与生活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与茶余饭后的谈资。由此而言，这几本书的入选恐怕首先得益于作者头上的耀眼光环，而不是内容的精彩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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