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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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帝王使用它们。这些东西又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王,使民众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盗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帝王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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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候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戒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其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其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何必更改呢?所以,圣明的帝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朴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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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俗语说:‘家中积累有千金的家产,就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汉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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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气相同就能互相影响带动,声相同就能互相呼应。现在,帝王在上面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德义,民众在下面与帝王相谐调,所以心和就能气和,气和就能形和,形和就能声和,声和就会出现天地安和了。所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茁壮稻谷生机勃勃,红色瑞草萌生成长,山岭不光秃,湖泊不干涸,这是天地安和的最佳状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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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桑弘羊将国家理财做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是源于他进步的财政经济思想。人们常说,思维决定作为,思路决定财路,诚然有理。在桑弘羊看来,农亚并非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但它却可以带动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创造财富。桑弘羊认为,商品流通可以“均有无而通万物”,可以解决各地的资源过剩和短缺;如果商品缺乏流通,那么,许多物资无法交易,必然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桑弘羊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稳定京师物价,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就贱价抛售;某种商品物价低廉时就加以购买,说明这已经开始运用市场价值规律来稳定物价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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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魏相上书劝谏,说:“臣听说教乱诛暴的军队,叫作义兵,兵行仁又羽称王于天下;自已受到敌人侵犯,被迫起兵应敌,叫作应兵,应兵可以取:为一点小仇很,忍不住心中的愤怒而出兵,叫作忿兵,忿兵往往失败:为了贪求别的士地和财宝而出兵掠夺,叫作贪兵,贪兵也一定败亡;依仗国家强大,人口众多企图靠武力在对方显示自己的威力,叫作骄兵,骄兵一定会被对方消灭。这五种情况,并不只是人为的因素,实为上天的意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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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评论说:古代给一件事物取一个名称,一定依据这个事物的形貌来取定,远的取之于类似的事物,近的取之于自身。因而在儒家经典中,将君王比喻为头颅,臣下比喻为大腿和手臂,表明君臣是一体、相辅相成的。所以君臣之间互相配合,是古今的常理,自然形成的。考察汉朝建立以来的各位丞相,汉高祖创立基业的丞相萧何和曹参功居第一位;宣帝中兴,丙吉和魏相著闻当世。这些贤相在位时,官员的升降井然有序,各类机构健全,官员朝气蓬勃,公卿大臣多数都很称职,天下盛行礼让风气。观察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就可知道当时的盛世,绝不是一句空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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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雅)卷
说:‘怀念你的先祖,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功德。’这是圣德的根本。《诗传》说:‘能审二十九
察好恶,顺应情性,那么就达到了治理国家的圣王之道。’陶冶性情的方法是,一定
要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聪明通达的人,切忌苛求别人的短处;见闻浅薄的人,
切忌自己壅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切忌性子暴烈;仁爱敦厚的人,切忌优柔寡断:
恬淡安静的人,切忌迟疑而失去机会;胸襟广阔的人,切忌疏忽大意而有遗漏。一
定要解剖自己,警惕不足,修养道义,然后才能保持中庸以应对变化,而那些奸巧
伪善的人,才不敢结党营私,钻营升迁。恳请陛下知所戒惧而崇尚圣王之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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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过‘有了过失而不改正,那才是真正的过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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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指爱人,义是指做事有准则。爱人就要以消除残暴为要务,坚持准则就要把除去祸乱放在心上。刑罚的设立在于适中,不是无原则的减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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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能够随着时世的变化改变策略,而庸俗的人不知道变通,认为用上古结绳记事的方法,可以再次治理秦末的乱政;用上古干戚之舞,就可以除去汉高祖的平城之围。像熊、鸟那样运动锻炼,虽可延年益寿,但不是治愈伤寒重病的办法;做深呼吸运动,虽然强身健体,但不是接骨的良药。治国如同养身,平常注意调养,有了疾病就用药物治疗。刑罚是治理混乱的药石;德教是达到太平的谷物肉类。企图用道德教化铲除残暴,等于用白米肥肉治病;用刑罚治理太平,等于用药石养身。现在,承袭历代音王德留下来的积弊,正值艰难之时,自几代以来,法纪宽松,政务崇尚宽恕,如同赶车人丢弃了缰绳,马口脱掉了衔勒,拉车的四匹雄马横冲直撞,而道路又狭窄顿气,这正是应当紧急精马刹车教难的时候,怎么还有闲暇慢条斯理,调节铃档的节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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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俗话说:‘最大的忧患是做事的人不了解他所做的事,而了解做事的人又没机会去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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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这是因为扶助它的脚有很多的缘故。这句话所说的事虽然很小,但可用来比喻国家大事。因此圣明的帝王安全时不忘记危机,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因而天下虽然有变乱但始终无倾覆危亡之患。”曹冏希望用这个观点感悟曹爽,但曹爽没有采纳。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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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极其广大,各种事情极其繁多,而君王却极少,就像天空和太阳。因此,圣明的君王实行教化,要自己掌握住根本,把事务委托给手下的人去办理,这并不是好逸恶劳,实在是由于国家的体制适宜于如此。处理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区分事情办得好还是不好,是很难观察出来的,等到事情的发展显示出了成功与失败,这时候再去区分功劳与罪过就很容易识别了。如今皇上常常是精心于初始的构建,却忽略对结局的考察,这正是治理的功效所以不完美的原因。人君如果确实能够处于平易而抓住根本,于成功失败的结局之后考察功劳与罪过,那么手下的官员们就没有地方逃避奖赏与惩治得处理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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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的过失,荒谬的言行,这是人的本性所难免的,但是全都要用刑法来绣正,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人能够安身立命了。近世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大都不抓根本大事,却对微小的过失抓住不放,这大概是因为畏惧、躲避豪强却又担心荒废了职责,因此就谨慎地使法律周密,以搜罗微小的过错,使得上奏的揭发罪行的文状接连不断,表面看来是在为公事尽职,实际上是扰乱了法规。因此,圣明的君王对那些琐碎细密的公事不感兴趣,而对于那些揭发凶恶、奸诈的大事的奏章则一定要过问,那么,损害国家政事的邪恶的人或事,自然就被抓住了。创立基业的功勋,在于设立政令,制定规章,使得遗留下来的风尚能够使后人有所继承;遗留下来的功业能够辅助、纠正年小而又软弱的后人。后代能够凭借前代制定的法规,即使是昏庸的人,仍然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即使是蠢笨无知的人,也如同有才智的人,使得后人足以得到帮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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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人鲁褒作了一篇《钱神论》讥讽这种现象,说:“钱的形象,像天地一样有圆有方,人们亲它爱它如同兄弟,尊称它,叫作‘孔方’。它没有美德而倍受尊崇,没有权势而炙手可热,出入宫廷高门,可以转危为安,起死复生;它能变尊贵为卑贱,置活人于死地。所以愤怒争执时没有它就不能取胜,冤屈困厄时没有它就不能得救;冤家的仇怨没有它就不能解怨释仇,美好的声誉没有它就不能传扬播布。当今都城的王公贵族,权势要人,个个爱我们的‘孔方兄’而没有休止,拿钱的手,紧抱着钱始终不放松。当今的人们,心中只有钱罢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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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上书说:“天下有五难、四不可,而您却全部具备:不避艰险锋芒迎头而上,是一难;聚集英雄豪杰,是二难;与将士官兵分担劳苦,是三难;以弱胜强,是四难;振兴恢复帝业,是五难。四不可:不可长久地享受大名,不可长久地夸耀大功,不可长久地把持大权,不可长久地保持大威。您做那些难事而不以为是难,处在不可的境况中,却还以为这样可以,这是我内心感到不安的地方。您应该考虑功成身退之道,尊崇推举亲近的人,把重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谦逊有礼地返回封地,那么辞让天下的吴太伯、辞让国家的曹子臧,就不会在历史上独占美名了。现在您忘却了高高至极的危险,贪婪权势则受疑忌,即使在官位的高台上面遨游,在宫城重地自由来往,我认为这危险覆亡的忧虑,超过了兵败颖川、阳翟的时候。”司马冏没有听取,孙惠称病辞离而去。司马冏对曹摅说:“有人劝说我放下权力返回封国,怎么样?”曹摅说:“事物都禁忌太盛,您如果确实能身居高位而考虑到危亡,撩起衣服离开这里,这是善策之中的善策。”司马冏也没有听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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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温峤:“凡是干大事,应当和天下人共同参与。军队取胜在于团结,不应当有分歧。即使合作者心怀异志,尚且应当对外表现出无所察觉,何况是自己显露离心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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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徒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贼窃发。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馀人,烧钱帛三十馀万缗匹、谷二万馀斛,于是人情恇惧。
六月,癸卯,天未明,(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去,贼执元衡马行十馀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附沟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贼遗纸于金吾及府、县,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故捕贼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许孟容见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诣中书挥涕言:“请奏起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戊申,诏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复壁、重橑者皆索之。
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本道人杂沓往来,吏不敢诘。时淮西兵犯东畿,防御兵悉屯伊阙。师道潜内兵于院中,至数十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己烹牛飨士。明日,将发,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亟追伊阙兵围之。贼众突出,防御兵踵其后,不敢迫,贼出长夏门,望山而遁。是时都城震骇,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意气自若,都人赖以安。
东都西南接邓、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趫勇,谓之山棚。元膺设重购以捕贼。数日,有山棚鬻鹿,贼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按验,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故尝为史思明将,勇悍过人,为师道谋,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以属圆净,圆净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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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癸巳,李勣战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请军出它道者皆与会进至鸭绿博、高厨发拒战,勒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湘继、製然阿力先引乓室平壤城下,勋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首演九十八人,特自幡诣勘降,勋以礼接之。泉男建犹团门拒守,频遣兵出战,馨败。舅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勋,请为内应。后五日,信城开门,勣仪兵登城鼓龈,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檎之。高丽悉平。
&,十月,戊午,以鸟茶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逸多自言能合不题药、上将饵之。东合侍郎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命,非药可延。贞观之末,先帝跟那罗迷婆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爱,恐竅笑我狄而止。前鉴不远,愿陛下深察。”上乃止。
李煎将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人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丁已,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南生为右卫大将军。李勋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馀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首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丁卵,上祀南郊,告平高丽,以李勋为亚献。己已,谒太庙。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