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新出墓志

长安新出墓志

碑刻贮藏着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如果说碑刻犹如刻在石头上的史书，那么墓志碑刻的纪念性则如凝固在岩石上的精魂。碑志还标识着一个区域的文化高度，有着地缘的因素，似乎是一部地方史的文字备忘录，它是用生命书写的史章，镌刻在冰冷坚硬的石头上。

在长安这块中国古代隋唐文明养分浸染最深的土地上，出土了众多的石刻史料，当人们沉思凝视着一块块墓志碑刻，仿佛回望着古人的精神家园，重温起那些风云起伏的历史岁月。古代京畿内的长安县“地沃物丰”，为“京师衣食之地”，物质基础和地理形势决定了这里是“膏腴之地”、“上富雄地”，从皇家贵族到达官贵人、从士子胥吏到禁军武士，从高僧大德到女尼道冠，都在这里生活过、游览过，数千年的沧桑经历见证了多少王朝的人文变迁。面对终南山麓，眼底翠绿遍地，尤其是佛寺道观众多，被誉为风水宝地，他们把长安作为自己最终归宿处，纷纷买地造茔，立碑竖碣，不仅留下了众多的碑刻碣石，而且历史研究价值极高，遗存集藏非常丰富。

整理公布出土墓志材料目前在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成熟阶段，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唐墓墓志陆续出版，更是由“冷”转“热”的最佳时机。文物出版社几十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出土的碑刻史料，主持承担长安的墓志石刻整理项目也是责无旁贷的任务，特别是要把近年来出土的新资料公布与世，更是迫在眉睫的事。在长安博物馆诸位同仁日爬夜梳的辛勤劳动下，一块块墓志拓片被锤打出来，一篇篇文字被初步整理出来，其间的努力与辛苦只有我们通过不断沟通知道。

墓志石刻它不单是我们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从本家人、本家族、本民族的内心深处审视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史书要以纪事为主，那么墓志更关注的人，是人的品格、德行和命运，以及人的播迁。而有什么能比人本身更使后世人感兴趣呢？石刻墓志正是起了弥补史书不足的遗憾。

随着长安的墓志碑刻不断出土，还将会继续编录下去，仅本卷纵观之后就有几个特点：一是辑轶补遗，搜辑齐全；从北朝隋唐到宋元明皆有，只要是在长安土地新出的墓志几乎搜罗齐全，有一半之上为首次披露者。二是图片清晰，校点精善；对石刻墓志采用拓片原样影印的方式，保留原来的风貌，使拓片图像与文字校点互参为比，既示人全貌又经过文字勘校。三是资料珍稀，线索宝贵；由于这些墓志石刻均是本地出土的，最可靠还是以原物为准，所以不仅史料珍稀，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非常宝贵。正如整理者所说的有利于学术界从第一手史料角度进行观照，目的是便于匡补史实，有着文化传承的价值。

要达到古籍整理优秀成果的标准水平，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整理者对古代文体意识和语言修辞运用要给予注意，例如唐代著名文士李岘、崔博言、郑虔、李峤、张读、张籍等人当时撰写的碑志内文，有效的增补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语言，有着文化审美和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使不是“官方语言”而是“社会话语”，但拾遗补缺难能可贵，这方面知识以前比较缺憾，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墓志碑刻除了作为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外，在书法发展流变上更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在长安出土墓志中有许多唐代名家笔迹，像徐浩的书法就不多见。墓志刻石包括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汉隶、魏碑、唐楷各占时代主流，其中夹杂着许多令人难认的碑别字，需要长时间的揣摩考释，但破译的乐趣也融入字里行间，犹如一个古老的文字宝库等待后人去寻找。

出土的唐代墓志作为中国古代史料整理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天下之公器”，这意味着它不再可能仅仅由一小部分整理者垄断把持，而是天下学者皆可以进入的学术领域，从这个角度讲，尽快公布长安新出墓志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又是提高石刻文献利用价值的一项责任，以便广大学者在获得学术信息方面有着更广阔的自由，并能和学术前沿接轨，永葆学术的生命力。关注古代石刻史料的读者皆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日新月异”的进展，对新史料补充与更正往往每几年就有一批新的贡献，而墓志彰显于世正是这一类的宝贵文物资源，也是不可再生、不能替代的文物财富，文物出版社目前正在与各地考古研究所联合推出一批新出土的石刻墓志，我们希望能得到古籍整理专家学者更多地支持和关注，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中不朽的人文经典。

本书辑录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按中国历史纪年编年顺序编排，并注明公元纪年。所辑录墓志每篇均有録文，并配以图版和说明，说明内容包括：年代、尺寸、形制、纹饰、行敷、字数及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处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