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风骨

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政治思想却未同步。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资先生于2010年写下这段话，八年后再看，状况只是更糟，甚至是向四十年前的再回潮。

功利主义下科学从精神沦为实用工具，成为批量生产的器物，而非能够启迪人心的明灯。

人文并非虚无缥缈一无所用的东西，而是对知识的渴望，对时代的涤荡，对初心的呼唤。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如同爱家、爱亲人一样发自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当然也和爱家和亲人一样包含着道义和责任，乃至牺牲。但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得这么痛苦，“虽九死其犹未悔”；为爱国而要在本国忍受那么多误解、屈辱，甚至累及身前身后名。近邻日本是民族主义极为强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现在处于弱势时“反求诸己”的能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知识界、政论家以及文艺作品对时弊的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美国衰落说”在国际上颇为流行，其中讨论得最起劲、危机感最强的可能倒是美国人自己，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但是根本不能想象在两派辩论中会涉及爱国与否的问题。衰落论者也不必先表白这是出于爱美国之心，并无灭自己威风之意。同样，他国持美国衰落论者也不会“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空前紧密而复杂的世界中何以自处，仍是不断向每一个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爱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倡导精神文明中的主旋律。如何理性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需要出发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想，20世纪末，乃至“跨世纪”的在位与在野的思想精英们，理应比19世纪中叶的先辈心胸更为宽广。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

“对人格独立对珍惜和追求”“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衡量美国兴衰定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对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p7他们告别的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p10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书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来说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和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p12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p14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对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对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p16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开始学习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对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如果说，前三十年点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点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但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但“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到道路转型到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荣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通识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p51当法统与道统合一之后，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可以“无法无天”。在这种背景下，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当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p60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中，如此颂扬苦难，其作为是让人逆来顺受，不去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不为扭转这种条件而进行抗争。p71最常见的一种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对惊奇而求真知对渴望，是不容虚饰对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p98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比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第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第《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群众性当排外行动与同仇敌忾当民族正气如何区分？英明的统治者应善于区分不同的情况，正确引导。把“民气”引导到励志革新图强，以取得真正与外国平等的资格。如以明治维新为开端定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昏聩而怯懦的清政府完成了不这一任务。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无能保护国家人民的权益，也不敢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抗击侵略，却幻想个别、零星、自发的反抗，甚至或是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可以推翻自己订下的城下之盟，始而鼓励群众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失败招祸之后又屈从外国的压力翻手加以镇压。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