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曾经，并不是很久以前，大姐头的态度会让我义愤填膺，火冒三丈，但现在，我会从它们的历史语境下看待它们，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冲自己微笑。

“当我们刚来这儿时，薇拉，人们也可能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正在毁掉这个国家，大喝免费橙汁，吃国家卫生局的鱼肝油增肥。但他们没有。人人都对我们很友好。

但那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当然，我们首先是白人，我可以这么说，但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我们工作努力，做事低调。我们学习<br>语言，融入社会。我们从不申请福利津贴。我们从不触犯法律。”

“我触犯过法律。我吸过大麻。我在格林汉姆公地被捕过。爸爸变得如此不安，以至于他试图坐火车回俄国。”

“但那正是我要说的，娜迪娅。你和你的左倾朋友们你们从未真正感谢过英格兰所给予你们的稳定，秩序，法律法规。如果你和你那类人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同俄国没什么两样了一到处是排队买面包的长龙，人们的双手被砍掉。”

“那是阿富汗。砍掉双手也是一种刑罚。”

我俩都提高了嗓门。我们正在转入老一套的争执中。

“随便什么吧。你明白我的观点。”她轻蔑地说。

“我在英国长大成人让我最感激的是它的宽容、自由、日常的友善。（我在空中摇着手指，以此来强调我的观点，尽管她看不见我。）还有英国人总是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

“你把受压迫者与乞丐混为一谈了，娜迪娅。我们是穷人，但我们从不是乞丐。英国人相信公正，公平竞争。就如板球。（她对板球知道什么，他们按规矩比赛。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纪律感和秩序感。“

“不，不。他们相当无组织无纪律。他们喜欢看小人物向世界伸出两根手指。他们喜欢看大人物遭到报应。

”正相反，他们种完的体系，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看到我们是如何长在一屋下却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了吧

”他们拿自己的统治者开玩笑“但他们喜欢强有力的统治者。”

假如薇拉提到撤切尔，我就会挂电话。一阵短智的沉默，我们都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我向我们共有的过去求助。

“还记得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女人吗、薇拉？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什么女人？什么公共汽车？你在说些什么？”

她当然记得。她不曾忘记柴油机的气味，刮雨器的嗖嗖声，公共汽车把刚落下来的雪变成烂泥时那不稳定的左右摇摆；车窗外的彩灯；1952年的圣诞夜。薇拉和我，裹得严严实实的以对抗寒冷，在后排座、位上紧紧地依假在母亲身边。一个穿皮大衣的好心女人从走道那边斜<br>过身子，把六便士塞在母亲手中：“给孩子过圣诞节。

“那个给妈妈六便土的女人。妈妈，我们的妈妈，没有把硬币摔到她脸上；她哺喃地说：“谢谢你，女士。”然后把它放进了钱包。真丢人！

“哦，那个。我认为她有点醉了。这事你以前提起过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要提它。

“就是那个时刻一远非那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一把我变成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

电话那头沉默着，有一刻，我以为她已经挂了电话。然后她又说：也许正是它把我变成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涂脂抹粉的洋娃娃。我从未喜欢过她，你知道。”她用乌克兰语说。

“我也从来没喜欢过她。但我以为她会照顾我父亲。”

哈！她只会照顾他的钱！你可怜的妈妈，她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全都让那个女人花在了脂粉和透视装上了。”

还有车。她买了三辆车，你知道。”

“三辆车！真是蠢啊！除了两条好腿，谁会需要更多的东西？告诉你吧，她穿着那些尖尖的鞋子是走不了远路的。

尽管精神病医生宣布我父亲头脑清醒，但瓦伦蒂娜还是比她意识到的更接近事实，因为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觉察到妄想症的真实特征。1937年，当我父亲从卢罕斯克回到基辅时，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妄想症的瘴气中。

它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維隙中：它腐蚀了朋友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敌人无处不在。假如你不喜欢某人卖给你猪仔时的方式，或是他看了你女朋友一眼，或是他向你素要你欠他的钱，或是考试时他给了你低分，你只要向NKVD（人民内务委员会）打个小报告，他就会遭到清除。假如你喜欢某人的老婆，只要向NKVD打个小报告，西伯利亚的劳动定额就会帮你扫清障得。无论你多聪明、多有天赋，也无论你可能有多爱国，你仍然会对某人构成威胁。假如你太聪明，你肯定是个潜在的叛徒或破坏分子；假如你太笨，你一定迟早会说错话。从最低层到最高层，没有人能躲过妄想症的来袭，实际上，那个在这片士地上最有权力的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就是患妄想症最严重的人。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官紧闭的大门18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