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の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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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视角：都市与近代性 《天津政俗沿革记》（王守恂撰）是一部私人撰写的地方志，总览了截至清末的天津概况。该书的序（1938）如此概括天津的历史： 　天津地处偏僻，昔非冲要。自与海外列国通商以后，于此为往来出入之门户。轮楫交驰，冠裳骈集，遂蔚然成一巨埠。而时局之推迁代谢，亦因以千奇百变，每出寻常想象之外，方诸往迹，迥不相同。故一切政治风俗，势皆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随机而应务矣！若夫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在王守恂看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历史变迁与之前的时代截然不同，天津正是在此变化中迎来了繁荣，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豪之情。 图0-1所示的年画描绘了20世纪初期的天津街头。年画是正月张贴的吉祥图画，天津近郊的杨柳青即是著名的年画产地。这幅画绘的是从北面眺望天津旧城，画面正中遥遥可见鼓楼。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城墙拆除后的宽阔大街，欧式马车、自行车、人力车同时行驶其上。道路两侧植有树木，街灯林立，男女情侣和警察的身影亦被绘入画中。旧式住宅和店铺鳞次栉比，装有烟囱的西式建筑伫立其间。 姑且不论这幅画是否完全反映了现实景象，但描绘新奇事物来寓意吉祥这种表现形式，可以让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义和团被平息，气象一新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这样的城市景观是在怎样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呢？ 本书希望具体分析华北港口城市天津的各种社会现象，以此来考察这一历史变迁的意义。19世纪后半期以降，天津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诸多方面都经历了显著变化。将这些新要素理解为「近代性」，正是本书的研究视角。 有必要略为抽象地说明一下「近代性」这个概念。我并非想要目的论式地预设某种特定的历史方向的实际存在。具体的历史现象本就无限复杂，即便能通过历史学探究发现某种倾向，那也只是为了理解复杂现象的一条辅助线而已。我认为近代性亦... (查看原文)

  陌生的面孔 2024-10-02 06:45:26

• 我们很难基于某种单一的根本原因来说明历史的变化。既然如此，所谓历史研究，归根结底应该是每位研究者都尝试用自己的视角和切入点来梳理复杂现象，并以此洞察人类社会。 有鉴于此，本书将把清末天津的若干「崭新」社会情况视为近代性，通过关注这些新情况来考察清末城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的历史变迁。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支撑政治或统治、行政的价值观。我并不认为政治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一成不变。本书想要尝试的正是理解各种随时代而变的现象（当然，最终结果也可能是指出某些方面其实并未发生改变）。 具体而言，本书将主要关注四点：政治参与和公共性、社会管理的进展、国民意识的深化和归属意识的重组、启蒙和民众文化。这些要素其实彼此紧密相连。正如前文所述，我认为并不存在被统合进某种清晰构造的「近代」实体。 在此，有必要阐明本书所说的近代与学术史中的「西洋近代」的关系。 鸦片战争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理由是它开启了中国与「西洋近代」（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法）的接触。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被迫加入世界体系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对此学界已经出现了几种批评声音。有学者主张清末以降的历史其实处在中国固有的社会变动的延长线上。还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颇有裨益的观点——应当摒弃中国与「西洋近代」相对峙的一国史视角，转而关注亚洲既有的广域纽带的连续性。 我想从本书的立场来评论一下上述主张。首先，诸如「近代世界体系」这样的结构显然是理论上的设想，按照魏丕信的逻辑很容易对其提出质疑。从更具体的维度来看，英国人在天津等通商口岸从事商业贸易时，常常会因为中方不彻底履行条约或阻碍贸易而烦躁不已。由此可见制度的隔阂十分明显，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充分结构化了的世界体系（至少天津等通商口岸没有被统合进这个「体系」）。 话虽如此，通过强调「中国」「传统」的连续性来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存在问题。「近世」东亚自16世纪以来便已...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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