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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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发现，无论是周扬还是冯雪峰，都陷入了一个自己也难以自拔的怪圈里：一方面，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倾向，反对从观念和政策出发，但他们同时又强调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免使自己掉在生活的大海里迷失方向；要求作家必须研究政策，政策指导我们去了解实际斗争生活。生活和政策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实在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关系。这说明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文学界高层面对创作出现的主观主义、概念化问题，也不可能拿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他们的犹疑和矛盾，既是制度、体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是中国现代性的矛盾。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1页 -
革命文艺的感召力和纯粹性、民众立场和道德色彩，总会给人以激荡和热情，特别是具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但是，革命文艺因其功利的诉求，大多采用浪漫主义和象征的修辞手法。这一明快的方式不仅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易于转化为实践行为，它昂扬的激情虽然空泛，但也易于触动接受者的情感。这一表达策略和目的性，以及它无私的、献身的、理想的情怀、鼓动性和狂欢性，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7页 -
通俗小说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模式化。事实上，所有通俗的、大众的文化都一定是模式化的。一个被大众熟悉的模式才有可能被大众所接受，他们阅读、观赏、倾听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心理期待不断兑现和落实的过程，也就是获得快感和满足的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6页 -
针对“有错误倾向”的文学现象，一般都在文艺性报刊或其他权威报刊发表“批评文章”、“社论”、“评论员文章”，形成对作家、作品的压力。采用“座谈会”的方式，对一些“越界”文学现象和作品加以定性。也就是把它们“孤立”在社会舆论和公众伦理反感之中，通过“防止”、“排斥”的手法使之成为“非主流”现象，再把文艺引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对文学作品的认定，不是“文学标准”，而是“社会价值标准”，把一般文学问题向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方面归纳、提升和并置起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9页 -
它（新写实小说）之所以主张“还原”生活本相，消解创作中的主观倾向性，强调表现平庸的“世俗化”的“现实”，对小人物的凡俗琐碎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烦恼、生存的艰难和孤独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也即表明，他们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包括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作家）所一贯坚持的批判、介入和干预“生活”的激进姿态，而回归到平民化的立场和写作态度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9页 -
90年代以前的文学主要是由“知识者”的作家、批评家所主导和垄断的，这种垄断权包括了对“启蒙”、“批判”、“心灵表现”等知识谱系的占有和使用，他们在坚持这些知识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实际也成为他们的权威和利益集团。然而现在，他们必须与“旧文人”、“书商型作家”等“体制外作者”分享文学的资源、读者和经济利润，不得不与其他知识谱系如“日常”、“欲望”、“性叙事”、“普通生死”等平起平坐。与此同时，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变化，广大读者的阅读渠道开始多元化，文学阅读不再是文化消费的中心，这也使作家不得不与他们过去所轻蔑的各种大众读本在同一个时代相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9页
作者: 孟繁华, 程光炜
isbn: 7301194897
书名: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页数: 436
定价: 39.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