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与中国人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在旧中国，对于“法不外乎人情”或“法合人情”的命题，人们是很难提出异议的。但什么是“人情”，则因人因时而异。上一个世纪的“人情”跟本世纪的“人情”大不一样，法律革新家所理解的“人情”跟法律保守主义者所理解的“人情”也大不一样。对“人情”的不断更新的解释，正推动着法的变革和进步。 “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内容本身加以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在司法审理中，这个命题就是要求法官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法情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所谓“人情所恶，国法难容”，也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有权威性；知道了“人情”也即知道了“国法”。知晓“人情”比知道国法更重要，因为国法的是非毁誉赏罚是以“人情”的好恶为标准的。村夫村妇都很易于判断邻里的行为犯不犯法。当他（她）指责某人为“犯法”时，你若问他（她）:“某人犯了哪一条法？”他（她）断然不知。但他（她）知道某人的行为“伤天害理”“不合情理”，这就是“犯法”。还有所谓“法不责众”，实际上就是认为“众人之情”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效力。既然众人对这件事都不怎么反对，都能容忍，说明此事“合乎人情”，至少不太悖逆人情，因而就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犯法”，就不应施以处罚。当一件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使公众满意时，人们由衷地感到欣慰——“法律与情理是相通的”。在很多人看来，法的执行只不过是情理的实现。如有人执着于法律的书面规定，则常常被人斥为“不通情理”。 (查看原文)

  懒残僧 1赞 2024-01-21 15:57:33

• “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这两个常用语正表达着一个十足的古代中国式的观念：情、理、法三者合起来，通盘考虑，消除互相冲突处，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才是我们判断人们的行为是非善恶、应否负法律责任的最根本依据。单是三者中的任何一者，是不可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法的。此即三位一体。 另一方面，“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这两个常用语的词序，很值得注意和分析。 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后顺序也断非偶然，而是反映着人们对其轻重关系的一定认识。即是说，在中国人看来，“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但有时人们说“人情大于王法”也可能是在遣责法官徇情枉法，这是值得说明的）。信仰情、理、法兼顾或“三位一体”的中国人，对国外那种“法律至上”的传统是十分难以接受的。据台湾地区《工商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描述，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初到美国后，把美国视为一个“无情、无理、只有法”的国家— 因为中国人自古就不鼓励诉讼，一般人均以一生未进法院为荣。而现在台湾也不注意法制宣传教育。任何问题发生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摆平关系，而不是研究法律知识。他们习惯靠关系办事，凡事都按情、理、法的顺序处理。…因此，这些自合湾赴美经商的“淘金者”初抵美国后，没有可运用的关系，美国在他们的眼中便成了一个无情、无理、只有法的国家了。0 (查看原文)

  懒残僧 1 回复 1赞 2024-01-21 16:06:29

> 全部原文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