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型思考与政治 (豆瓣)

作者: 松下圭一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1
页数: 302
定价: 6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50972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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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内容简介 · · · · · ·

近代化以来，以国家为主体的理论及相关的政策、制度构想相继失败。从地区规模到全球规模，因分权化、国际化、文化化，超越国家的视野不断深化，引发超越“国家”的“政治方式”发生转换。

松下圭一编写的《政策型思考与政治》基于“分权政治”和“政策型思考”的定位，介绍了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换的过程及其特点与区别，并围绕政策的基本理论展开，深入到政策型思考的理论、构造、标准等方面，阐述政策与法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关系，最后从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三个层面谈及政策，探讨了政治与市民文化的联系。

《政策型思考与政治》整理了城市型社会创造的新政治景观和市民政治成熟可能性的相关论点，对如何定位三层次化的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各政府作了理论构想，这对于正在向城市型社会转型的中国及对相关政策课题感兴趣的读者，很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 · · · · ·

[日]松下圭一，日本政治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目录 · · · · · ·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政策与市民……………………………………………………………………002
一　城市型社会的日常生活………………………………………………………………002
二　政治化与组织、支配技术……………………………………………………………004
三　政策的定义与层次……………………………………………………………………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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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社会学日本公共政策松下圭一城市社会科学人文社会工作

丛书信息

　　阅读日本书系 (共96册), 这套丛书还有《战后漫画50年史》,《日本社会的历史(修订版)》,《黄金的世界史》,《经济思想》,《手机小说的秘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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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短评 · · · · · · ( 全部 2 条 )

政策型思考与政治的话题 · · · · · · ( 全部条 )

什么是话题

无论是一部作品、一个人，还是一件事，都往往可以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话题。将这些话题细分出来，分别进行讨论，会有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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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型思考与政治的书评 · · · · · · ( 全部 11 条 )

第十五章政策实现的手法、程序

*只能由政府使用的直接手法由于信息公开、市民参与和行政手续为行政手法的前提，故这部分内容从图中除去。*只能由政府使用的直接手法由于信息公开、市民参与和行政手续为行政手法的前提，故这部分内容从图中除去。*只能由政府使用的直接手法由于信息公开、市民参与和行政手...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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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58:10

第十四章政策费用与财务、财政

第十三章政策开发与管理、行政 p188 国家政客寄生于省厅，希望集权化。不论哪个政党，其国会议员在“政、官、厅”勾结下都容易推动各省厅的纵向官治和集权型行政。第十四章政策费用与财务、财政一、作为行政经营的财务管理 p195各层次政府、行政机构的存续、活动，人事费自...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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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54:07

第十二章政策的决定和政府、基本法

第十一章政策型思考的成熟四、政治家的力量、责任 p163包括政治决断，政治推进方面的熟练要求以下三点：演出——为说服政策而演出；交涉——为政策立案、决定、执行而交涉；经营——为实现政策而经营行政机构。第十二章政策的决定和政府、基本法一、政策的决定和权力的...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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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52:46

第六章政策构想的再编

一、谁是政策的主体p071政策的主体是个人，因为个人是思考和活动的单位。但问题在于个人在政治中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政策的“政治主体”是市民，“制度主体”是政府。迄今为止的日本型构想容易将国家设为政策主体。此时，具有绝对、无谬、包揽性的幻想将仅是观念上的国家神秘化...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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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52:11

第十章政治思考的构造、公共标准

一、政治中的“决断”与人格构造 p134 近代化起步时，政治思考偏向于构建国家政府和追求这个目标的“国家”神话，但由于资产者向市民转变，再加上标志近代化成熟的城市型社会建立，政治终于受到限制，脱魔术化为市民的“组织和控制技术”。此时，作为组织、控制技术的政治思考...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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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48:11

第九章政策型思考的逻辑

一、争论点化、政策化、制度化 p114 需要重新思考如下有关政策的问题：定义——解决问题的手法；手法——通过价值授予、价值剥夺设计思考和行动；逻辑——以结果为目的，以手段为原因思考、行动顺序。首先，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出发来思考：目的——“预测”未来的结果； ...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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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47:22

第八章政策的资源与类型

一、政治的动员力、机动力 p101 国家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化的推动力，是因为创造了作为政治装置的行政和军事机构，提高了政治动员力和机动力。由于对国家即国家层次的政府提升政治动员力和机动力抱有期待，导致提出所谓的“国家主权”观念（博丹）。……博丹将立法设置于中枢，列...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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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46:20

第七章政治技术与政策手法

一、政策的党派性与“科学” p84所谓“政策”首先是党派的“政治技术”。政策作为政治单位间相互对立、斗争的政治技术而得以形成；政策中不存在正确的政策，只有多样性的党派政策。基本法或者合意手续并不是最好的决定方法，其中必然有党派型的讨论、巧言等修辞，特别是宣传...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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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41:37

第五章日本的政策条件

一、近代化与日本的位置回顾日本一百多年的近代化历程时，作为其前史，需要注意幕藩体制的下面亮点。士农工商身份制的分化不仅缘于城市的发达，也与日本型入学崇拜学问相关。从地方私塾到各藩藩校，识字率和读写、计算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从织丰时代开始，武士和农民分离，武...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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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 2017-07-03 21:35:10

第二章城市型社会的政策

一、“大转换”的城市型社会农村型社会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换。农村型社会创造出了地区个性文化，其中包括各种地域生态、风土条件以及念咒、仪式或宗教，而且还以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为基础，通过“身份制”加以整合。因此，伴随着社会剩余的强行聚集，王权自立和城...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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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页数不明，见谅。一、市民型个人与政府委托（一）大量培养市民型个人与以共同体为原型的农村型社会相比较，城市型社会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三个不同：最低生活条件的公共配置➞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以免人们饿死；增加教育和闲暇时间➞文化水平、政治熟悉程度发生变化；充实政治参与的制度➞自治、共和型理念扎根（二）国家的位置转换1.分权化－自治体的自立 2.国际化图4-1 政治形象的模型转换今天，扩展至全球...
2017-07-03 22:39
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一、市民型个人与政府委托（一）大量培养市民型个人与以共同体为原型的农村型社会相比较，城市型社会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三个不同：
最低生活条件的公共配置➞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以免人们饿死；
增加教育和闲暇时间➞文化水平、政治熟悉程度发生变化；
充实政治参与的制度➞自治、共和型理念扎根
（二）国家的位置转换1.分权化－自治体的自立 2.国际化图4-1 政治形象的模型转换今天，扩展至全球的人类社会并不按国家单位纵向分割，而是横向分为五个层次：市民活动，团体、企业，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因为主权的欠缺，以国家为原型的原油构想对上述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的政府定位持批判意见。但主权国家模式并非政府的唯一模式，将自治体型政府、国际机构型政府（国际政治机构和国际专门机构的复合型）定位为自立的政府模式也未尝不可。绝对、污蔑、包揽型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崩溃。在国家层次，政府根据基本法获取市民授权，并通过复数政党运用多数表决方式握有相应权限。这样一来，市民依据基本法将各自政府的权限直接委托给自治体和国家，对于由国家单位构成的国际机构，则采取间接委托的方式，这就是代替单一政府法人论的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多重政府委托论。
另外，政府的三个层次还存在保证一下五方面的基本法（宪章或宪法）：
市民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社会分权（团体、企业和大学的自治）；
复数政党（政策、政府的选择和选举）；
权力分立（议会、行政的分立和法院的独立）；
市民抵抗（对政府批判的自由➞选举）
二、自治体的分权化以城市型社会的建立为背景，自治体的分权化推动了市民活动的发展。因为以下两个条件，分权化不可避免：
市民参与和自治体改革；
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
作为政府，自治体有以下课题：
市民参与型自发性的集结；
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
伴随地区经济力的城市、农村建设；
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权化和国际化’
自治体机构的民主化、效率化。
日本因强调国家观念而创造的“地方公共团体”即自治体的法律用语变为废词。与国家政策相对，自治体政策存在以下三大特性：
政策的地区个性化（自治体个性政策的展开）；
政策的地区综合化（自治体综合政策的构成）；
政策的地区先导化（自治体先导政策的研发）。
称为现代化推动力的国家政策或国法在（1）方面存在全国统一性，在（2）方面存在国家各省厅的分散性，在（3）方面存在国家的时代不一致性等弊端，因而受到批判并要求修改。故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治、集权型必须转换为市民主导的自治、分权型政治方式。
另外，分权化也使自治体在鸽子的课题领域主动称为国际政策的主体，以此展开自治体外交。当然，自治体的分权化和国际化相互联动。
在日本，基础自治体是市町村，广域自治体是县。
在图中有必要留意两点：
基础自治体的“基础行政”是“行政起点”，广域自治体是“补充行政”。国家主导军事战略、经济运营和直辖事业，自治体通过国法的完善，权限、财源的分配等政策及制度标准行使“标准行政”，国际机构的中心课题则是调整和制定世界政策标准。从基础自治体到国际机构，政策课题的抽象度逐渐升高。
近代以后，很容易想起以国家观念为核心，国家➞广域自治体➞基础自治体这一自上而下的官治、集权型通知，但其应当转换为基础自治体➞广域自治体➞国家这一上升的自治、分权型，包括国际机构，它们必须定位为拥有独自课题领域的政府。
自此，各个自治体的政府责任受到市民审视。面对市民，拥有政府身份的自治体已无法如过去一样自我回避，将自身的责任推给国家政府。
三、国际化与国际机构关于国际化，要注意以下两点：（1）个人之间的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国际均质化受惠于成熟的世界共同文化，以《国际人权公约》等世界政策标准的设立为前提，国家政策和文化容易具有的闭锁、孤傲等特性逐步消失。特别是下面两点具有紧迫性，而且两点密切相关，结果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鼓点国际法理论不得不发生改变。
分权化。与国家层次的“国民”、“国籍”概念不同，在自治体层次上，包括外国人的地区市民型“居民”概念得以确立。
国际化。以世界共同文化为背景，基于个人原理的世界市民型人权概念确立。
换言之，国家市民概念在此崩溃。（2）国家间的国际化——政策、制度的国际均质化超越国境的“人权外交”过去视为“干涉内政”的事态如今急剧增多。四、政策水平的文化化以艺术为中心的文化战略，其政策类型可列举为：自治体主导型（德国）、国家主导性（法国）和财团主导型（美国）。尽管日本还有很多问题，但绝对是自治体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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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 一、政治、权利、阶级和政策政治、权利、阶级以及城市、文明从社会剩余的集中以及集中效果的扩大中形成，不管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脉络的缘故，社会剩余未集中，而是维持平等，或者说有浪费的地方。上述“集中”即比起每人平等地持有一单位的剩余，每人持有一万人单位的剩余，以一万为单位进行组织动员更有效果，这就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
2017-07-03 22:36
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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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权利、阶级和政策　政治、权利、阶级以及城市、文明从社会剩余的集中以及集中效果的扩大中形成，不管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脉络的缘故，社会剩余未集中，而是维持平等，或者说有浪费的地方。上述“集中”即比起每人平等地持有一单位的剩余，每人持有一万人单位的剩余，以一万为单位进行组织动员更有效果，这就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金字塔、长城包括奈良的大佛均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的产物。农村型社会的建立和社会剩余，即政治资源的集中效果扩大是政治、权力、阶级自立以及城市、文明形成的跳跃平台。至此，帝王构建的专制进一步通过祭司作为神圣天地或天神支配而戏剧化，剩余的掠夺也被看作天神的赠与而神圣化。象征着一统治、政治支配的事首都即都城的营造。都城是神圣宇宙在地面的投影，并以神殿、王宫为中心，环绕城墙而形成政治、宗教中心据点。接下来，都城因交易、征服而掠夺周边剩余及吸收周边文化而独自壮大，最终构建起文明。王权、帝权与领主权存在紧张关系。领主虽然由在地型（封建制）改变为派遣型（郡县制），但在各帝国的历史中，派遣型长期淹没于在地型的事例随处可见。尽管是王权、帝权，也只限于亲卫队和直属家臣的支持。因此，在近代以后，王权、帝权与领主权的紧张关系延伸为国家与自治体、集权与分权的紧张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祭司阶层借天神将王权、帝权神化及法术化，这种权力随时都可能崩溃，可以说日本天皇也存在于念咒型祭司的系谱中。政治、权力、统治成立后，农村型社会政策饿归纳起来有两点：
课题——统治阶层的生活，统治的维持以及炫耀；
方法——治安、军事与纳贡、征税及其神圣化。
二、近代化I、II、III型政策与国家
日本的国家观念战前蕴涵着天皇主权和国家主权（官僚主权）的矛盾，战后则是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官僚主权）的矛盾，尽管表面上从天皇主权变为国民主权，但国家主权（官僚主权）却从战前持续到战后。
20世纪60年代市民运动、革新自治体导致分权化，80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化引发的国际化使这一国家观念受到考验，分权化、国际化首次导致日本型国家观念的破产。
欧洲近代的state诞生于16～17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动乱之中，此时也是农村型社会共同体、身份制解体之际，反映这一问题意识的是马基雅维利。当时，国家层次的政府即作为行政、军事机构而成立的国家为促使国家理性自立，开始作为政治装置从农村型社会共同体、身份制的制约中向权力即“主权”跃进。“欧洲国家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政治重组的动乱大体结束，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是这一体系的契机。
高举主权的国家成为公认的政治装置。当然，国家并非一半要素构成，而是由拥有各地区特性的行政、军事机构所组成的。另一方面，当时英国议会、法国宫廷、德国地方邦国等鸽子肩负着君主主权。即使在欧洲，国家的成熟也依赖于1800年前后的市民革命。
作为具有各国特性的行政、军事机构，欧家含有政治装置的高效动员力、机动力，因而称为分割欧洲乃至世界的单位。
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即国家政府的技术基础是推动早起工业化的早期工业革命——手工业技术“
行政机构——法制（➞印刷、造纸）、货币（➞矿山、铸造）；
军事机构——火炮（➞火药、弹道学）、舰队（➞造船、航海技术）。
上述早期工业化技术促使政治装置——国家提高了动员力和机动力，推动权利向国内外迅速发展。高举主权和立法观念的国家作为一元、统一型集权装置在瓦解多元、多重的共同体和身份制的同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形成以及国民宗教的确立，并推动工业化及民主化即近代化的进程。在市民革命以后，国家作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即近代化的推动力，其基础不仅从君主转变为资产阶级，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铁路、报纸的发展，获得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技术条件。其后经历了20世纪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普通选举权的扩大，国家演变为大众国家或全体国家。以国家为推动力的近代化看上去与奥根斯基公式同型，其“结构性政策”横跨三个阶段。近代化I型政策——构建政治装置、形成统治基础（绝对国家↔︎早期工业革命→机械化）：
设立行政机构、军事机构、议会、法院、地方制度和国家银行；
统一国语、历法、地图、法制、通用货币、度量衡等；
建造道路、港湾、通信设施，后来的铁路、机场等；
建立教育制度、大学，确立国民宗教，其后形成国民文化。
近代化II型政策——提升生产力、扩大国家财富（经济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动力化）：
资本积累：国内＋殖民地；经济发展：自由贸易＋保护贸易
近代化III型政策——保障生活权、再分配国家财富（福利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化）
社会保障＋社会资本＋社会保健→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
即使再维权政权下发展，也不可能在历史或者政治中发生飞跃。在发展近代化信息、技术和资金的“国际性”同政治理论国粹性这一固有矛盾方面，过去的德国、日本以后后来的俄国、中国等国家均无法避免，今天逐步迈向近代化的新兴工业国家也不例外，更何况这些国家还要花上数代时间来适应近代化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熟练。
三、近代化政策和“双重结构” 近代化政策推动国家政府即政治装置——国家的发展，其中有两个问题被视为原罪而倍受指责：
国家引起阶级（剥削）；
国家引起帝国主义（侵略）。
确实，从先发展国家到后发展国家，世界各地以国家名义发动的镇压、战争、暴力和犯罪不计其数。不过，在经历了一战、二战的20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彻底转变，主要因为近代化III型财富再分配政策纠正了原罪1，而全球性的民族独立和议会型国际机构的建立则改善了2。为了获得近代化I、 II型政策所必要的剩余（原始积累），强制推行剥削。只有I、 II型政策的成功，近代化III型政策推行的财富再分配才能施行。换言之，即使不通过革命，以普通的平等选举或者议会为前提，依靠自治体主导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明显也可以解决I、 II型政策的弊端，这就是伯恩斯坦以英国原型所预测的论点。至此，革命神话画上了句号。尽管在国境未确定的地带的侵略还在上演，但民族独立基本上告一段落，再加上国际机构的建立，今天的焦点已转向设立世界政策标准，即通过国际立法对侵略进行国际制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由此破产。至此，革命神话也宣告结束。
自治体自治体的政策标准（市民最低生活保障）——自治体法←地区个性文化
国家国家的政策标准（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国法←国民文化
国际机构世界政策标准（国际最低生活保障）——国际法←世界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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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 一、政治、权利、阶级和政策政治、权利、阶级以及城市、文明从社会剩余的集中以及集中效果的扩大中形成，不管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脉络的缘故，社会剩余未集中，而是维持平等，或者说有浪费的地方。上述“集中”即比起每人平等地持有一单位的剩余，每人持有一万人单位的剩余，以一万为单位进行组织动员更有效果，这就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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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权利、阶级和政策　政治、权利、阶级以及城市、文明从社会剩余的集中以及集中效果的扩大中形成，不管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脉络的缘故，社会剩余未集中，而是维持平等，或者说有浪费的地方。上述“集中”即比起每人平等地持有一单位的剩余，每人持有一万人单位的剩余，以一万为单位进行组织动员更有效果，这就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金字塔、长城包括奈良的大佛均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的产物。农村型社会的建立和社会剩余，即政治资源的集中效果扩大是政治、权力、阶级自立以及城市、文明形成的跳跃平台。至此，帝王构建的专制进一步通过祭司作为神圣天地或天神支配而戏剧化，剩余的掠夺也被看作天神的赠与而神圣化。象征着一统治、政治支配的事首都即都城的营造。都城是神圣宇宙在地面的投影，并以神殿、王宫为中心，环绕城墙而形成政治、宗教中心据点。接下来，都城因交易、征服而掠夺周边剩余及吸收周边文化而独自壮大，最终构建起文明。王权、帝权与领主权存在紧张关系。领主虽然由在地型（封建制）改变为派遣型（郡县制），但在各帝国的历史中，派遣型长期淹没于在地型的事例随处可见。尽管是王权、帝权，也只限于亲卫队和直属家臣的支持。因此，在近代以后，王权、帝权与领主权的紧张关系延伸为国家与自治体、集权与分权的紧张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祭司阶层借天神将王权、帝权神化及法术化，这种权力随时都可能崩溃，可以说日本天皇也存在于念咒型祭司的系谱中。政治、权力、统治成立后，农村型社会政策饿归纳起来有两点：
课题——统治阶层的生活，统治的维持以及炫耀；
方法——治安、军事与纳贡、征税及其神圣化。
二、近代化I、II、III型政策与国家
日本的国家观念战前蕴涵着天皇主权和国家主权（官僚主权）的矛盾，战后则是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官僚主权）的矛盾，尽管表面上从天皇主权变为国民主权，但国家主权（官僚主权）却从战前持续到战后。
20世纪60年代市民运动、革新自治体导致分权化，80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化引发的国际化使这一国家观念受到考验，分权化、国际化首次导致日本型国家观念的破产。
欧洲近代的state诞生于16～17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动乱之中，此时也是农村型社会共同体、身份制解体之际，反映这一问题意识的是马基雅维利。当时，国家层次的政府即作为行政、军事机构而成立的国家为促使国家理性自立，开始作为政治装置从农村型社会共同体、身份制的制约中向权力即“主权”跃进。“欧洲国家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政治重组的动乱大体结束，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是这一体系的契机。
高举主权的国家成为公认的政治装置。当然，国家并非一半要素构成，而是由拥有各地区特性的行政、军事机构所组成的。另一方面，当时英国议会、法国宫廷、德国地方邦国等鸽子肩负着君主主权。即使在欧洲，国家的成熟也依赖于1800年前后的市民革命。
作为具有各国特性的行政、军事机构，欧家含有政治装置的高效动员力、机动力，因而称为分割欧洲乃至世界的单位。
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即国家政府的技术基础是推动早起工业化的早期工业革命——手工业技术“
行政机构——法制（➞印刷、造纸）、货币（➞矿山、铸造）；
军事机构——火炮（➞火药、弹道学）、舰队（➞造船、航海技术）。
上述早期工业化技术促使政治装置——国家提高了动员力和机动力，推动权利向国内外迅速发展。高举主权和立法观念的国家作为一元、统一型集权装置在瓦解多元、多重的共同体和身份制的同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形成以及国民宗教的确立，并推动工业化及民主化即近代化的进程。在市民革命以后，国家作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即近代化的推动力，其基础不仅从君主转变为资产阶级，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铁路、报纸的发展，获得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技术条件。其后经历了20世纪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普通选举权的扩大，国家演变为大众国家或全体国家。以国家为推动力的近代化看上去与奥根斯基公式同型，其“结构性政策”横跨三个阶段。近代化I型政策——构建政治装置、形成统治基础（绝对国家↔︎早期工业革命→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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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II型政策——提升生产力、扩大国家财富（经济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动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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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引起阶级（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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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从先发展国家到后发展国家，世界各地以国家名义发动的镇压、战争、暴力和犯罪不计其数。不过，在经历了一战、二战的20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彻底转变，主要因为近代化III型财富再分配政策纠正了原罪1，而全球性的民族独立和议会型国际机构的建立则改善了2。为了获得近代化I、 II型政策所必要的剩余（原始积累），强制推行剥削。只有I、 II型政策的成功，近代化III型政策推行的财富再分配才能施行。换言之，即使不通过革命，以普通的平等选举或者议会为前提，依靠自治体主导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明显也可以解决I、 II型政策的弊端，这就是伯恩斯坦以英国原型所预测的论点。至此，革命神话画上了句号。尽管在国境未确定的地带的侵略还在上演，但民族独立基本上告一段落，再加上国际机构的建立，今天的焦点已转向设立世界政策标准，即通过国际立法对侵略进行国际制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由此破产。至此，革命神话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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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构世界政策标准（国际最低生活保障）——国际法←世界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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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型个人与政府委托（一）大量培养市民型个人与以共同体为原型的农村型社会相比较，城市型社会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三个不同：
最低生活条件的公共配置➞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以免人们饿死；
增加教育和闲暇时间➞文化水平、政治熟悉程度发生变化；
充实政治参与的制度➞自治、共和型理念扎根
（二）国家的位置转换1.分权化－自治体的自立 2.国际化图4-1 政治形象的模型转换今天，扩展至全球的人类社会并不按国家单位纵向分割，而是横向分为五个层次：市民活动，团体、企业，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因为主权的欠缺，以国家为原型的原油构想对上述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的政府定位持批判意见。但主权国家模式并非政府的唯一模式，将自治体型政府、国际机构型政府（国际政治机构和国际专门机构的复合型）定位为自立的政府模式也未尝不可。绝对、污蔑、包揽型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崩溃。在国家层次，政府根据基本法获取市民授权，并通过复数政党运用多数表决方式握有相应权限。这样一来，市民依据基本法将各自政府的权限直接委托给自治体和国家，对于由国家单位构成的国际机构，则采取间接委托的方式，这就是代替单一政府法人论的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多重政府委托论。
另外，政府的三个层次还存在保证一下五方面的基本法（宪章或宪法）：
市民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社会分权（团体、企业和大学的自治）；
复数政党（政策、政府的选择和选举）；
权力分立（议会、行政的分立和法院的独立）；
市民抵抗（对政府批判的自由➞选举）
二、自治体的分权化以城市型社会的建立为背景，自治体的分权化推动了市民活动的发展。因为以下两个条件，分权化不可避免：
市民参与和自治体改革；
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
作为政府，自治体有以下课题：
市民参与型自发性的集结；
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
伴随地区经济力的城市、农村建设；
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权化和国际化’
自治体机构的民主化、效率化。
日本因强调国家观念而创造的“地方公共团体”即自治体的法律用语变为废词。与国家政策相对，自治体政策存在以下三大特性：
政策的地区个性化（自治体个性政策的展开）；
政策的地区综合化（自治体综合政策的构成）；
政策的地区先导化（自治体先导政策的研发）。
称为现代化推动力的国家政策或国法在（1）方面存在全国统一性，在（2）方面存在国家各省厅的分散性，在（3）方面存在国家的时代不一致性等弊端，因而受到批判并要求修改。故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治、集权型必须转换为市民主导的自治、分权型政治方式。
另外，分权化也使自治体在鸽子的课题领域主动称为国际政策的主体，以此展开自治体外交。当然，自治体的分权化和国际化相互联动。
在日本，基础自治体是市町村，广域自治体是县。
在图中有必要留意两点：
基础自治体的“基础行政”是“行政起点”，广域自治体是“补充行政”。国家主导军事战略、经济运营和直辖事业，自治体通过国法的完善，权限、财源的分配等政策及制度标准行使“标准行政”，国际机构的中心课题则是调整和制定世界政策标准。从基础自治体到国际机构，政策课题的抽象度逐渐升高。
近代以后，很容易想起以国家观念为核心，国家➞广域自治体➞基础自治体这一自上而下的官治、集权型通知，但其应当转换为基础自治体➞广域自治体➞国家这一上升的自治、分权型，包括国际机构，它们必须定位为拥有独自课题领域的政府。
自此，各个自治体的政府责任受到市民审视。面对市民，拥有政府身份的自治体已无法如过去一样自我回避，将自身的责任推给国家政府。
三、国际化与国际机构关于国际化，要注意以下两点：（1）个人之间的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国际均质化受惠于成熟的世界共同文化，以《国际人权公约》等世界政策标准的设立为前提，国家政策和文化容易具有的闭锁、孤傲等特性逐步消失。特别是下面两点具有紧迫性，而且两点密切相关，结果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鼓点国际法理论不得不发生改变。
分权化。与国家层次的“国民”、“国籍”概念不同，在自治体层次上，包括外国人的地区市民型“居民”概念得以确立。
国际化。以世界共同文化为背景，基于个人原理的世界市民型人权概念确立。
换言之，国家市民概念在此崩溃。（2）国家间的国际化——政策、制度的国际均质化超越国境的“人权外交”过去视为“干涉内政”的事态如今急剧增多。四、政策水平的文化化以艺术为中心的文化战略，其政策类型可列举为：自治体主导型（德国）、国家主导性（法国）和财团主导型（美国）。尽管日本还有很多问题，但绝对是自治体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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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页数不明，见谅。一、市民型个人与政府委托（一）大量培养市民型个人与以共同体为原型的农村型社会相比较，城市型社会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三个不同：最低生活条件的公共配置➞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以免人们饿死；增加教育和闲暇时间➞文化水平、政治熟悉程度发生变化；充实政治参与的制度➞自治、共和型理念扎根（二）国家的位置转换1.分权化－自治体的自立 2.国际化图4-1 政治形象的模型转换今天，扩展至全球...
2017-07-03 22:39
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一、市民型个人与政府委托（一）大量培养市民型个人与以共同体为原型的农村型社会相比较，城市型社会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三个不同：
最低生活条件的公共配置➞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以免人们饿死；
增加教育和闲暇时间➞文化水平、政治熟悉程度发生变化；
充实政治参与的制度➞自治、共和型理念扎根
（二）国家的位置转换1.分权化－自治体的自立 2.国际化图4-1 政治形象的模型转换今天，扩展至全球的人类社会并不按国家单位纵向分割，而是横向分为五个层次：市民活动，团体、企业，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因为主权的欠缺，以国家为原型的原油构想对上述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的政府定位持批判意见。但主权国家模式并非政府的唯一模式，将自治体型政府、国际机构型政府（国际政治机构和国际专门机构的复合型）定位为自立的政府模式也未尝不可。绝对、污蔑、包揽型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崩溃。在国家层次，政府根据基本法获取市民授权，并通过复数政党运用多数表决方式握有相应权限。这样一来，市民依据基本法将各自政府的权限直接委托给自治体和国家，对于由国家单位构成的国际机构，则采取间接委托的方式，这就是代替单一政府法人论的自治体、国家、国际机构多重政府委托论。
另外，政府的三个层次还存在保证一下五方面的基本法（宪章或宪法）：
市民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社会分权（团体、企业和大学的自治）；
复数政党（政策、政府的选择和选举）；
权力分立（议会、行政的分立和法院的独立）；
市民抵抗（对政府批判的自由➞选举）
二、自治体的分权化以城市型社会的建立为背景，自治体的分权化推动了市民活动的发展。因为以下两个条件，分权化不可避免：
市民参与和自治体改革；
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
作为政府，自治体有以下课题：
市民参与型自发性的集结；
市民最低生活的公共保障；
伴随地区经济力的城市、农村建设；
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权化和国际化’
自治体机构的民主化、效率化。
日本因强调国家观念而创造的“地方公共团体”即自治体的法律用语变为废词。与国家政策相对，自治体政策存在以下三大特性：
政策的地区个性化（自治体个性政策的展开）；
政策的地区综合化（自治体综合政策的构成）；
政策的地区先导化（自治体先导政策的研发）。
称为现代化推动力的国家政策或国法在（1）方面存在全国统一性，在（2）方面存在国家各省厅的分散性，在（3）方面存在国家的时代不一致性等弊端，因而受到批判并要求修改。故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治、集权型必须转换为市民主导的自治、分权型政治方式。
另外，分权化也使自治体在鸽子的课题领域主动称为国际政策的主体，以此展开自治体外交。当然，自治体的分权化和国际化相互联动。
在日本，基础自治体是市町村，广域自治体是县。
在图中有必要留意两点：
基础自治体的“基础行政”是“行政起点”，广域自治体是“补充行政”。国家主导军事战略、经济运营和直辖事业，自治体通过国法的完善，权限、财源的分配等政策及制度标准行使“标准行政”，国际机构的中心课题则是调整和制定世界政策标准。从基础自治体到国际机构，政策课题的抽象度逐渐升高。
近代以后，很容易想起以国家观念为核心，国家➞广域自治体➞基础自治体这一自上而下的官治、集权型通知，但其应当转换为基础自治体➞广域自治体➞国家这一上升的自治、分权型，包括国际机构，它们必须定位为拥有独自课题领域的政府。
自此，各个自治体的政府责任受到市民审视。面对市民，拥有政府身份的自治体已无法如过去一样自我回避，将自身的责任推给国家政府。
三、国际化与国际机构关于国际化，要注意以下两点：（1）个人之间的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国际均质化受惠于成熟的世界共同文化，以《国际人权公约》等世界政策标准的设立为前提，国家政策和文化容易具有的闭锁、孤傲等特性逐步消失。特别是下面两点具有紧迫性，而且两点密切相关，结果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鼓点国际法理论不得不发生改变。
分权化。与国家层次的“国民”、“国籍”概念不同，在自治体层次上，包括外国人的地区市民型“居民”概念得以确立。
国际化。以世界共同文化为背景，基于个人原理的世界市民型人权概念确立。
换言之，国家市民概念在此崩溃。（2）国家间的国际化——政策、制度的国际均质化超越国境的“人权外交”过去视为“干涉内政”的事态如今急剧增多。四、政策水平的文化化以艺术为中心的文化战略，其政策类型可列举为：自治体主导型（德国）、国家主导性（法国）和财团主导型（美国）。尽管日本还有很多问题，但绝对是自治体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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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 一、政治、权利、阶级和政策政治、权利、阶级以及城市、文明从社会剩余的集中以及集中效果的扩大中形成，不管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脉络的缘故，社会剩余未集中，而是维持平等，或者说有浪费的地方。上述“集中”即比起每人平等地持有一单位的剩余，每人持有一万人单位的剩余，以一万为单位进行组织动员更有效果，这就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
2017-07-03 22:36
实际页数不明，见谅。
——————————————
一、政治、权利、阶级和政策　政治、权利、阶级以及城市、文明从社会剩余的集中以及集中效果的扩大中形成，不管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相互关联。由于文化脉络的缘故，社会剩余未集中，而是维持平等，或者说有浪费的地方。上述“集中”即比起每人平等地持有一单位的剩余，每人持有一万人单位的剩余，以一万为单位进行组织动员更有效果，这就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金字塔、长城包括奈良的大佛均是“集中效果扩大法则”的产物。农村型社会的建立和社会剩余，即政治资源的集中效果扩大是政治、权力、阶级自立以及城市、文明形成的跳跃平台。至此，帝王构建的专制进一步通过祭司作为神圣天地或天神支配而戏剧化，剩余的掠夺也被看作天神的赠与而神圣化。象征着一统治、政治支配的事首都即都城的营造。都城是神圣宇宙在地面的投影，并以神殿、王宫为中心，环绕城墙而形成政治、宗教中心据点。接下来，都城因交易、征服而掠夺周边剩余及吸收周边文化而独自壮大，最终构建起文明。王权、帝权与领主权存在紧张关系。领主虽然由在地型（封建制）改变为派遣型（郡县制），但在各帝国的历史中，派遣型长期淹没于在地型的事例随处可见。尽管是王权、帝权，也只限于亲卫队和直属家臣的支持。因此，在近代以后，王权、帝权与领主权的紧张关系延伸为国家与自治体、集权与分权的紧张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祭司阶层借天神将王权、帝权神化及法术化，这种权力随时都可能崩溃，可以说日本天皇也存在于念咒型祭司的系谱中。政治、权力、统治成立后，农村型社会政策饿归纳起来有两点：
课题——统治阶层的生活，统治的维持以及炫耀；
方法——治安、军事与纳贡、征税及其神圣化。
二、近代化I、II、III型政策与国家
日本的国家观念战前蕴涵着天皇主权和国家主权（官僚主权）的矛盾，战后则是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官僚主权）的矛盾，尽管表面上从天皇主权变为国民主权，但国家主权（官僚主权）却从战前持续到战后。
20世纪60年代市民运动、革新自治体导致分权化，80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化引发的国际化使这一国家观念受到考验，分权化、国际化首次导致日本型国家观念的破产。
欧洲近代的state诞生于16～17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动乱之中，此时也是农村型社会共同体、身份制解体之际，反映这一问题意识的是马基雅维利。当时，国家层次的政府即作为行政、军事机构而成立的国家为促使国家理性自立，开始作为政治装置从农村型社会共同体、身份制的制约中向权力即“主权”跃进。“欧洲国家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政治重组的动乱大体结束，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是这一体系的契机。
高举主权的国家成为公认的政治装置。当然，国家并非一半要素构成，而是由拥有各地区特性的行政、军事机构所组成的。另一方面，当时英国议会、法国宫廷、德国地方邦国等鸽子肩负着君主主权。即使在欧洲，国家的成熟也依赖于1800年前后的市民革命。
作为具有各国特性的行政、军事机构，欧家含有政治装置的高效动员力、机动力，因而称为分割欧洲乃至世界的单位。
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即国家政府的技术基础是推动早起工业化的早期工业革命——手工业技术“
行政机构——法制（➞印刷、造纸）、货币（➞矿山、铸造）；
军事机构——火炮（➞火药、弹道学）、舰队（➞造船、航海技术）。
上述早期工业化技术促使政治装置——国家提高了动员力和机动力，推动权利向国内外迅速发展。高举主权和立法观念的国家作为一元、统一型集权装置在瓦解多元、多重的共同体和身份制的同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形成以及国民宗教的确立，并推动工业化及民主化即近代化的进程。在市民革命以后，国家作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即近代化的推动力，其基础不仅从君主转变为资产阶级，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铁路、报纸的发展，获得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技术条件。其后经历了20世纪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普通选举权的扩大，国家演变为大众国家或全体国家。以国家为推动力的近代化看上去与奥根斯基公式同型，其“结构性政策”横跨三个阶段。近代化I型政策——构建政治装置、形成统治基础（绝对国家↔︎早期工业革命→机械化）：
设立行政机构、军事机构、议会、法院、地方制度和国家银行；
统一国语、历法、地图、法制、通用货币、度量衡等；
建造道路、港湾、通信设施，后来的铁路、机场等；
建立教育制度、大学，确立国民宗教，其后形成国民文化。
近代化II型政策——提升生产力、扩大国家财富（经济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动力化）：
资本积累：国内＋殖民地；经济发展：自由贸易＋保护贸易
近代化III型政策——保障生活权、再分配国家财富（福利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化）
社会保障＋社会资本＋社会保健→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
即使再维权政权下发展，也不可能在历史或者政治中发生飞跃。在发展近代化信息、技术和资金的“国际性”同政治理论国粹性这一固有矛盾方面，过去的德国、日本以后后来的俄国、中国等国家均无法避免，今天逐步迈向近代化的新兴工业国家也不例外，更何况这些国家还要花上数代时间来适应近代化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熟练。
三、近代化政策和“双重结构” 近代化政策推动国家政府即政治装置——国家的发展，其中有两个问题被视为原罪而倍受指责：
国家引起阶级（剥削）；
国家引起帝国主义（侵略）。
确实，从先发展国家到后发展国家，世界各地以国家名义发动的镇压、战争、暴力和犯罪不计其数。不过，在经历了一战、二战的20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彻底转变，主要因为近代化III型财富再分配政策纠正了原罪1，而全球性的民族独立和议会型国际机构的建立则改善了2。为了获得近代化I、 II型政策所必要的剩余（原始积累），强制推行剥削。只有I、 II型政策的成功，近代化III型政策推行的财富再分配才能施行。换言之，即使不通过革命，以普通的平等选举或者议会为前提，依靠自治体主导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公共配置，明显也可以解决I、 II型政策的弊端，这就是伯恩斯坦以英国原型所预测的论点。至此，革命神话画上了句号。尽管在国境未确定的地带的侵略还在上演，但民族独立基本上告一段落，再加上国际机构的建立，今天的焦点已转向设立世界政策标准，即通过国际立法对侵略进行国际制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由此破产。至此，革命神话也宣告结束。
自治体自治体的政策标准（市民最低生活保障）——自治体法←地区个性文化
国家国家的政策标准（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国法←国民文化
国际机构世界政策标准（国际最低生活保障）——国际法←世界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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