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当一种感觉存在的时候,他们感到它好像永远不会离开；当它离开了以后,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来过；当它再回来时,他们感到它好像从未离开。-----苏格兰作家,演说家和诗人,乔治.麦克唐纳

简单几句话概括

动机是自尊 现象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关系的错误认知 例如在一件事情中自我与外界条件的决定性 例如一件事情在自我身上发生和别人的几率(高估缺点的普遍性 高估优点的独特性) 例如谦逊现象 例如专家年前的紧张 结果是自傲 正面影响是持续力表现力 负面影响是不客观的认知 可用自我控制调节

文章节选

有三样东西是无比坚硬的，钢铁、钻石以及认识自己。——本杰明·富兰克林

自我概念不仅包括关于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自我图式，还包括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即可能的自我。马库斯及其同事注意到，我们可能的自我包括我们梦想中自己的样子，比如富有、苗条、充满激情地爱与被爱的自我。同样也包括我们害怕成为的样子，比如失业的、没有人爱的或学业上失败的自我。这种可能的自我会激发出一种我们所渴望的生活愿景，它对我们能够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

社会比较

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富有、聪明或矮小？一种方式是通过社会比较。我们周围的人会帮助我们建立富有或贫穷、聪明或愚蠢、高大或矮小的标准：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并思考自己为何不同。社会比较可以解释为什么学生进入一所优秀生很少的学校后，会有更高的学业自我概念。当结束了名列前茅的中学学习后，很多在学业上非常自信的学生发现，他们的学业自尊在进入了一些知名的大学后受到了挑战，因为这些大学中的很多学生在中学毕业时都曾是班里的尖子生。这就好比放在小池塘里的鱼看起来会大一些。

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用“镜像自我”来描述个体把别人当做镜子来进行自我感知。库利认为，我们根据自己出现在他人面前的样子来感知自我。之后社会学家乔治·米德精炼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的并不是别人实际上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觉得他们如何评价我们。我们通常感到赞扬别人比批评别人更自在（我们抑恶扬善）。如果某个人因此高估我们对他的评价，其自我意象会变得有些膨胀。

我们祖先的命运决定于别人如何评价他们。当他们受其群体保护时，生存的机会会变大。当他们意识到群体对自己不满时，他们会感到羞愧并做出低自尊的行为反应。马克·利里指出，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有类似的根深蒂固的归属需要，当我们面对社会排斥时会感到低自尊的痛苦。他还指出，我们基于自尊这一心理学尺度来对他人如何评价我们进行监控，并做出相应行为反应。

亚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区的本土文化则把集体主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喜欢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人格被更多地定义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传统的肯尼亚人，比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可能用群体特性来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聊天时，人们比较少地说“我”。当语法或上下文能够清楚地表明主语时，个体会说“去看电影”而不说“我去看电影”。

集体主义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在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够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思维地理》中主张，其结果不只是社会关系与倡导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想一想，一只熊猫、一只猴子、一根香蕉，哪两者更可能在一起？在西方文化中，可能是猴子和熊猫，因为它们都属于“动物”；而亚洲人却比美国人更可能看到这样一种关系：猴子吃香蕉。

当呈现一种栩栩如生的水下场景时，日本人自然地回忆出比美国人多60%的背景特征，他们的讲述以关系为主（比如青蛙在植物旁边）。美国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点目标上，比如单独的大鱼，而较少注意环境特点。心理学家也发现，日本人更多的是对知觉到的情境做出反应。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表明，东亚人的思维更趋整体化，经常在与其他事物或环境的关系中理解和思考对象与人。

人们会高估暖冬、体重减轻、更多的电视频道或更多的休闲时间对自己的积极影响。甚至一些极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彩票或意外瘫痪，对长期幸福的影响也会低于多数人的想象。

我们的直觉理论似乎是：我们想要，我们得到，我们快乐。如果这是事实，这本书的字数就会少很多。实际上，吉尔伯特和威尔逊指出，我们常常“错误地想要得到某些东西”。人们常常想象拥有一个有阳光、海浪和沙滩的田园荒岛假期，但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多么需要日常生活、智力刺激或可口零食”时，可能会很失望。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或小组赢得胜利，我们会高兴很久。但多个研究显示，我们对这些好消息的情绪痕迹消失得比自己预期的要快得多。

在消极事件之后我们尤其会倾向表现出“影响偏见”——高估情绪事件的持久性影响。要求进行HIV检测的人预测其知道结果的五周后会有怎样的感受，人们预期自己会对坏消息感到痛苦，对好消息感到兴高采烈。五周以后，与他们的预期相比，得到坏消息的人的痛苦要小一点，得到好消息的人的高兴也少一些。吉尔伯特及其同事让助理教授来预测他们获得或没有获得终身职位的几年后的快乐程度，多数人认为好结果对他们未来的快乐很重要。“失去工作会压垮我的生活目标。那是可怕的。”然而当事件过去几年后再调查时，那些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与得到职位的人几乎同样快乐。

“哭泣可能会持续整个夜晚，但是快乐会随早晨而到来。”

——诗篇30：5

小结：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组织思想和行为。当我们加工有关自己的信息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回忆它（一种叫做自我参照效应的现象）。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导我们对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图式，以及我们梦想或害怕成为的可能的自我。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认识，影响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自我概念？其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包括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的社会同一性，我们如何知觉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以及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文化也会塑造自我。某些人，特别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拥有独立的自我。还有一些人，主要存在于亚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拥有相互依赖的自我。这些不同的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行为的文化差异。 我们的自我认识存在奇妙的缺陷。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行动。当观察者也无法发现我们行为的影响因素时，我们也会忽视它。这些控制我们行为的内部的微妙过程与我们对它有意识的、清楚的解释不同。我们也往往会错误地预测自己的情绪。我们会低估心理免疫系统的力量，并且因此倾向于高估我们对重大事件的情绪反应的持久性。 你的自我效能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做好一些事，这个信念会起到什么作用吗？这取决于第二个因素：你有没有控制住结果？例如，你可能感觉自己是个合格的司机（高自我效能），但是喝醉酒的司机开车会有危险（低控制）。你可能感觉自己是个有能力的学生或工人，但是害怕因自己的年龄、性别或外表而受到歧视，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前途是黯淡的。 “这真正增强了我的信心。”

控制点 罗特的实验和治疗中，有些人似乎一直“感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被外部力量支配的，而还有一些人则感觉发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努力和技巧支配的”。 你是怎么认为的？人们更常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还是环境的牺牲品？我们是自己生活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是自己处境的俘虏？罗特把这个维度叫做控制点。 控制点 习得性无助与自我决定 动物研究也显示出具有控制感带来的好处。被关入笼子而无法逃避电击的狗，会习得一种无助感。之后这些狗就算处在可以逃避惩罚的情境中也只会被动地畏缩。狗如果学会了自我控制（成功地避开第一次电击），会更容易适应新的情境。研究者马丁·塞利格曼指出这种习得性无助在人类中也同样存在。例如，抑郁或压抑的人变得被动，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无助的狗和抑郁的人都丧失了意志，被动顺从，甚至是死气沉沉的。 在此我们想说明，有些机构——不管是恶意的，比如集中营，还是慈善的，比如医院——为何令人失掉人性。在医院里，所谓的“好病人”是不按铃，不问问题，不试图控制将要发生的问题的病人。这样的被动配合可能对医院的效率有好处，但是却不利于人的健康和生存。对你做的事和别人对你做的事失去控制可能会演变成令人不愉快的压力事件。很多疾病都与感觉无助或选择减少有关，这可能就是集中营和疗养院的病人会快速衰老和死去的原因。医院里那些通过训练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压力的病人只需要较少的止疼药和镇静剂，并且较少表现出焦虑。 马丁·塞利格曼（MartinE.P.Seligman，1942～），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当代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1998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其“习得性无助”概念在学术界广受重视。 ——编者注 兰格和罗丁通过用两种方法治疗一家疗养院的老年病人，证实了个人控制的重要性。一组慈善的看护者强调：“我们的职责是让你们为这个家感到自豪和幸福。”他们给被动的病人以好意的、有同情心的普通照料。三周以后，多数病人被自己、研究者和护士评价为更加虚弱。兰格和罗丁的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则是促进个人的控制，它强调选择的机会、影响疗养院政策的可能性和看护者的责任是“让你过任何想要的生活”。这些病人可以做些小决定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三周里，这个组93%的病人表现出机敏、活力和快乐。 第一组的经验与87岁的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凯的经历很类似： 去年夏天，我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妻子的膝盖患有关节炎，而在那个时候，我的腿断了。我们去了一个疗养院。那儿只有疗没有养，医生和护士长做所有的决定，似乎我们只是会动的物体。感谢上帝那段时间只有两周——疗养院的护士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并且非常热情；我认为那的确是城里最好的疗养院。但是我们从进入到离开都是微不足道的人。 研究证明，个人控制系统确实可以增强个体的健康和幸福。 ●对环境有一定控制权的囚犯——可以移动椅子，控制电视，并且开关电灯——会较少体验压力、出现健康问题或故意破坏的行为。 ●给工人完成任务的回旋余地和让他们拥有一些决定权，可以提高士气。 ●专门机构里的居住者如果可以自己选择早餐吃什么，什么时候去看电影，晚睡还是早起，那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且更快乐。 ●庇护所里无家可归的居民很少可以选择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更谈不上控制自己的隐私，所以在寻找住处和工作时更可能产生被动和无助感。 个人控制：西班牙现代的瓦伦西亚监狱里那些行为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得到进入课堂、参加体育运动和享受文化娱乐的机会。工作所赚的薪水可以存入账户，还可以购买额外的餐点。 像自由和自我决定这样的好东西人们会嫌多吗？心理学家施瓦茨声称，个人主义的现代文化确实存在“过度的自由”，反而导致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临床抑郁症的增多。过多的选择可能会导致无所适从，或像施瓦茨所说的“自由的专制”。在从30种果酱和巧克力中做出选择后，人们表示其选择的满意度比那些从6种物品中做出选择的人的低。更多的选择可能会带来信息超载，也带来更多后悔的机会。 在其他实验中，人们对无法反悔的选择（比如“最后大甩卖”中的选择决定）的满意度比对可以反悔的选择（当允许退款和更换时）的满意度要高。可笑的是，人们似乎喜欢和愿意为推翻选择的自由而付出代价，尽管这种自由“可能会让你产生不满意”。无法反悔会让人们心里感觉更好。这个原则可以解释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国家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人们对无法反悔的婚姻表示了更高的满意度（“一次性成交”）。现在，尽管人们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人们却对他们拥有的婚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总结反思：尽管自由会走向极端，但个人控制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对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的研究是相对较新的，但是对掌控生活和实现潜能的强调却是一贯的。霍雷肖·阿尔杰的书中始终贯穿着白手起家的观念。我们在诺曼·皮尔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畅销书《积极思维的力量》（“如果你用积极的方式思考，你会得到积极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也发现了这种观念。我们还在很多力劝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取得成功的自助书和演讲也发现了这种观念。 自我控制的研究让我们更加坚信传统美德比如坚毅和乐观。但是，班杜拉强调自我说服（“我认为我能，我认为我能”）或有意地吹捧（“你太令人惊讶了！”）不能从根本上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的主要来源是对成功的体验。如果你在减肥、戒烟或提高学习成绩方面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功，你的自我效能感就会增强。

“仅仅为他们是他们自己而称赞所有的孩子，简直是在使赞扬贬值。”最好通过认可好的表现来表达赞扬和增强自尊……当个体行为表现变得更好时，自尊会得到增强，而其结果又会强化好的行为和进步。那些结果同时也有益于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研究表明了效能感和控制感的好处。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效率的人以及那些内控的人，比那些习得性无助和悲观的人会应对得更好，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自尊，即我们对自我的全面评价，是我们所有的自我图式和可能的自我的总和吗？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有魅力的、强壮的、聪明的，并且注定会是富有的和被人爱的，我们就会有高自尊吗？这就是心理学家做出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他们提出，要使人对自己的感觉更好，就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更有魅力、更强壮、更聪明等等。克罗克和沃尔夫主张，有一些特别的方面对人们的自尊尤其重要。“一个人的自尊可能取决于学校中的良好表现和外表的魅力，而另一个人的自尊可能取决于为上帝所爱和遵守道德标准。”因而，第一个人感觉自己聪明漂亮时会有较高的自尊，而第二个人则在感到自己正直时才会有较高的自尊。

但是布朗和达顿主张，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尊观点并不全面。他们认为因果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那些以综合的方式评价自己的高自尊个体，更可能看重自己的外表、能力和其他方面。他们更像是初为父母之人，爱他们的孩子，喜欢孩子的手指、脚趾和头发。（父母并不是先评价自己孩子的手指或脚趾，然后才决定如何从整体上评价孩子。）

为了证实他们关于整体自尊影响自我知觉的观点（“自上而下”），布朗和达顿给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介绍了一种假设的品质，叫做“综合能力”。他们给学生呈现三个单词，如“汽车（car）”、“游泳（swimming）”、“榜样（cue）”，并要求他们想出一个能联系这三个词的词。（提示：这个词以p开头。）当告诉学生这种能力非常重要时，高自尊的人会比被告知这种能力没什么用时更可能报告他们有这个能力。看起来，在综合方面对自己感觉良好的人，在其特殊的自我图式（“我具有综合能力”）和可能的自我上会发出耀眼光芒。

心理学家马克·利里认为，我们的自尊感犹如汽车上的油量表。人际关系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导向意义。因此，当我们遭遇威胁性的社会拒绝时，自尊指示表会警告我们，以促使我们更敏锐地觉察他人对我们的期望。研究证实社会拒绝会降低我们的自尊，同时增强我们渴望被接受的意愿。当我们被藐视或抛弃时，我们感到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这种痛苦如同仪表盘上闪烁的指示灯一样，会驱使我们通过行动来发展自我，并在其他地方寻求社会接纳和认同。

自尊的阴暗面

低自尊的人在抑郁、滥用毒品和一些形式的行为过失方面面临更高的风险。高自尊则有利于培养主动、乐观和愉快的感觉。而那些在“很小的年龄”就有了性活动的男孩子倾向于有比平均水平更高的自尊。心理学家道斯指出，那些黑帮头目、极端种族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也同样具有更高的自尊。

当发现自己的高自尊受到威胁时，人们常常会以打压他人的方式来应对，有时甚至是以暴力的方式。一个心高气傲的孩子，如果遭到社会性拒绝的威胁和挫折，那将是相当危险的。在一项实验中，希瑟顿等人以能力测验中的失败性来威胁一组大学生，而另一控制组则不受此威胁。结果，只有那些高自尊的人在面对威胁时会表现出明显的敌意。

在另一个实验中，布什曼和鲍迈斯特让540名大学生志愿者写下一段文章，并由另一个学生对他们进行夸奖（“好文章！”）或做出讽刺性的评价（“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烂的文章”）。然后让文章作者和这个学生一起玩一个反应时的游戏。当作者的对手失败时，他就可以用任意强度和任意时间长度的噪音来攻击对手。在文章受到批评后，那些自尊最强的人——同意“自恋的”陈述比如“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具有异常的攻击性”。他们使用噪音折磨的时间长度是普通自尊者的3倍。受伤的自尊引发了报复性行为。

鲍迈斯特说：“那些满怀热情地倡导自尊运动的主张基本上不是幻想就是胡说八道。”他自称“发表的有关自尊的研究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自尊的影响是微小的、有限的，而且并不都是好的。”他指出，高自尊的人常常是令人讨厌的，而且常常喜欢插嘴打断别人，他们喜欢对人评头论足，而不是与人交谈（与那些害羞、谦虚、不爱出风头的低自尊的人相比）。“我的结论是，自我控制远远比自尊更有价值。”

那么，那些常常做坏事的自我膨胀的人，是否是在掩饰他们内在的不安全感和低自尊呢？那些过分自信和自恋的人，是不是在用一个夸大自我的面具来掩盖其弱小的自我呢？许多研究者都试图要找到包藏在这种外壳里的低自尊。然而，通过对欺诈者、黑帮成员、种族灭绝的独裁者和令人讨厌的自恋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鲍迈斯特等人指出，“希特勒具有非常高的自尊。”

道斯总结说，“隐蔽的自尊缺乏是现代心理学家的“以太”，以太曾经被认为是布满整个空间的光波媒介。经证实它是无法探测到的，而且以太的概念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引入而被抛弃了。那些认为隐蔽的低自尊是万恶之源的信念甚至更加荒谬，所有现有的证据都和它矛盾。

高自尊的阴暗面也存在于压力中，同时发现低自尊的人更容易患上多种临床问题，包括焦虑、孤独、饮食障碍。当感觉很糟糕或受到威胁时，他们更倾向于透过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注意并记住别人最坏的行为并认为伴侣不爱自己。

萨米瓦利和她在芬兰特基大学的同事进一步指出，施暴者表现出的是一种自卫式的夸大自我的自尊模式。那些具有“真正自尊”的人，即那些无需通过寻求成为注意焦点或被批评激怒后才能明确感到自我价值的人，会更经常地去保护暴力行为中的受害者。当确信自己感觉很好的时候，我们的自我防御意识会降低。我们也不会那么脸皮薄和毒舌，不会去吹捧那些喜欢我们的人或指责不喜欢我们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纳粹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据统计，二战期间，约有600万犹太人、数千万其他人种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

但是，鲜有人知的是，希特勒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饱览群书，举止高雅，精通六国语言，会驾驶飞机，以其前所未有的邪恶才华迅速捕获了一大群信徒。而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好女色，似乎是圣徒般的生活谜一样地深深吸引了许多人。崇拜者蜂拥而至，瑞典探险家奥汀·海斯在见过了希特勒之后这样描写道：“非凡自许的我，今天，终于遇到了一位能够让我折服的人了。”就连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也曾鬼使神差地写道：“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存在啊，非凡，已经不能为之形容，大英帝国需要一个希特勒！”只可惜，希特勒那非凡的才华，配的却是恶魔般的灵魂，最终只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千古罪人。

——编者注

和自尊脆弱的人相比，把自尊更多地建立在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不是分数、外貌、金钱或别人的赞美之上的人具有明确的自尊感，会一直感到状态良好。克罗克及其同事对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与自尊建立在如个人品质这样的内部因素的人相比，自尊主要建立在外部因素基础上的人自我价值感脆弱，会经历更多的压力、愤怒、人际关系问题、吸毒酗酒以及饮食障碍。克罗克和帕克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试图通过变漂亮、富有或受人欢迎来寻求自尊的人，对真正能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却视而不见。另外，如果良好的自我感觉成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不易敞开心扉接受他人的批评，而是会更加倾向于去抱怨别人而不是与他们产生共鸣，更加强迫自己追求成功，而不是在行动过程中享受快乐。久而久之，如此寻求自尊并不能满足我们对能力、人际关系和自主性的深层需求。对自我形象少关注一些，多注意开发自己的才能和发展人际关系，最终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幸福感。

虚假普遍性和虚假独特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观点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效应。如果我们赞成加拿大全民公决或是支持新西兰国家党，我们会满怀希望地以为别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好像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种常识。 塔尔玛德说：“我们并不是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是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事物。” 虚假普遍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归纳性结论只是来自一个有限的样本，而这个样本显然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推及别人，用自己的反应作为线索来推断别人的反应呢？此外，我们多半和那些同我们态度和行为相近的人交往，并透过这些熟悉的人来评判世界。 而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则更容易发生。我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这样，那些喝得醉醺醺也不系安全带的司机会高估（虚假普遍性）其他开车的醉鬼的数量，而低估（虚假独特性）系安全带的普遍性。从我们更多地把优点而非缺点归因于自己的倾向出发，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某种行为越不常见，我们就越容易高估它的频率（如果20%的人是自私的，则人们会把相对于自己的其他自私者的数目估计得远远高于20%）。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误是相对普遍的，而我们的优点却是非同寻常的。 总之，自我服务归因，自我恭维的比较，盲目乐观，以及自己缺点的虚假普遍性，所有这些倾向是导致自我服务偏见的根源。 对自我服务偏见的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以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呢？一种解释将自我服务偏见看做是我们如何处理和记忆个人信息的副产品。回想一下之前的一个研究，已婚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务。正如迈克尔·罗斯和西科利所指出的，也许这不正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过什么，而往往很难回忆起自己没做过什么或者仅仅是看他人在做吗？我能很容易想到这样的画面，自己捡起衣服，但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数有多少。 那么，这种有偏见的知觉仅仅是一种知觉错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倾向，还是出于自我服务的动机呢？现在，从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多种动机。我们寻求自我认识，渴望评定自己的能力。我们寻求自我证实，渴望验证自我概念。我们寻求自我肯定，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自尊的动机也促进了自我服务偏见的出现。 自我服务偏见如何起作用 自我效能和自我服务偏见的反思 许多读者肯定会觉得，自我服务偏见或者给人们带来沮丧和苦恼感，或者让人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的确，当那些带有自我服务偏见的个体面对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筹的人时，会有自卑感。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持有自我服务偏见，确实有一些人正承受着低自尊的痛苦。 在实验中，自尊刚受到打击的人（例如被告知在智力测验中的成绩很差），更容易去贬低他人。相对于自我刚得到提升的人，自我刚受到创伤的人会更倾向于用自我服务来解释成功和失败。因此自尊受到威胁后，可能会激活自我保护性的防御机制。当个体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时，他们会使用自夸、推脱和贬低他人等方式来肯定自己。更普遍的是，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倾向于会对他人的怠慢作出过激的反应，其实他们感受到的拒绝并不存在，而只是因为他们惯于责备别人。取笑别人的人其实和被取笑者一样可笑。 高自尊和自我服务偏见总是形影不离。那些在自尊测验中得分高的人，即那些用好话来评价自己的人，在解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时，在评估其所在的团队时，在拿自己和别人相比时，同样会为自己说好话。 自我服务偏见的适应性 自尊有其阴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当好的一面出现时，相比于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的人往往更能尽情享受并保持这种良好的感觉。即使是错觉性的自我提升也是与许多心理健康指标联系在一起的。谢莉·泰勒和她的同事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拥有更多的天赋和积极的品质能使我们对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觉，而且这种对自己的正性的感觉能为我们提供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压力环境的资源。”不抑郁的人将他们的失败归于实验任务或者觉得它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而抑郁者的自我评价及其对他人如何真实看待他们的评价都没有表现出夸大。 格林伯格等人在他们的“恐惧管理理论”中提到了积极自尊适应性的一个理由——它可以缓解焦虑，包括我们对死亡的焦虑。童年时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我们达到了父母的要求，就会受到关爱和保护；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种要求，父母可能就会收回对我们的关爱和保护。这样，我们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全感联系起来了。格林伯格等人认为，积极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们消除对最终死亡的恐惧。他们的研究表明，提醒人们个体终将面临死亡（让人们写一篇关于死亡的短文）有利于个体肯定自我价值。而且，当面临威胁时，较强的自尊可以减轻焦虑。 正如有关抑郁和焦虑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务知觉中可能存在某些实用的智慧。认为自己比真实中的自我更聪明，更强大，更成功，这也许是一种有利的策略。骗子们同样会显得更诚实可信，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话。对自我的积极信念同样会激发我们更加努力（自我实现预言），并在艰难中保持希望。 自我服务偏见的不良适应 尽管自我服务偏见产生的自尊感可以帮助我们抵制抑郁，但它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良适应。那些因自己出现社交困难而责备别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够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的人更不快乐。 “别人的过错在我们眼前，我们的过错在自己背后。”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 印象管理 自我服务偏见、虚伪的谦逊和自我妨碍都揭示出个体十分在意自我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始终在管理自己给他人营造的印象。无论我们是引人注意、胁迫他人还是表现出无助的样子，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总是在向周围的观众表演。 自我表现是指我们想要向外在的观众（别人）和内在的观众（自己）展现一种受赞许的形象。我们致力于管理自己营造的形象。我们通过推诿、辩解和道歉等方式来支撑我们的自尊并检验我们的自我形象。在熟悉的环境里，这些并不需要意识参与就能发生。而在不熟悉的环境里，例如我们想给宴会上的某个人留下印象或是在和异性聊天时，我们都能确切地意识到我们正在为自己营造印象，所以就不会像和熟识的老朋友在一起时那样谦逊了。当我们准备给自己拍照时，我们可能还会特意到镜子前试试各种不同的表情。 出于我们对自我表现的关注，毫无疑问，当失败可能会使人们看起来很糟时，人们就会采取自我妨碍的方式。例如，人们冒着健康的风险接受致癌射线的辐射以至于皮肤出现皱纹；变得食欲不振；屈从于同伴压力而去吸烟、酗酒和吸毒。当然，当人们的自我恭维在一些明察秋毫的专家面前被揭穿时，人们会表现得更谦逊一些。

对某些人而言，有意识地自我表现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行为，注意他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社会表现以达到社会赞许的效果。那些在自我监控倾向量表上得分很高的人（这些人往往赞成“我倾向于成为人们希望的样子”）会表现得像社会中的变色龙——他们不断根据周围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和环境合拍，他们很可能会支持一些其实他们并不想赞成的观点。由于总是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很少会依据自己的态度而行动。对于高自我监控者而言，个人态度是为其社会调节功能服务的。它可以帮助这些人适应新工作、角色和人际关系。

“有的人对舆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对之万分恐惧，因为对他人来说，舆论是专横的。”

——伯特兰·罗素

那些低自我监控的人则很少关心别人是怎么想的。他们更多地受其内在的指引，从而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感觉和信念来说话做事。如果要他们列举一下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他们会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不考虑听者的态度。我们大多数人则处于行骗专家式的高自我监控和榆木疙瘩式的低自我监控这两个极端之间。

展现自己以给人留下好印象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人们希望自己被看成是有才华的，同时又是谦逊和诚实的。谦逊可以营造良好的印象，无端的夸耀则恰恰相反。这样就存在虚伪的谦逊现象：我们表现出的自尊常常要弱于我们私下感到的自尊。但当我们的确做得很好时，过分谦逊（“我是做得不错，但这不算什么”）反而会给人留下故作谦虚的印象。营造一个既谦逊又有才华的好印象，这确实需要一定的社会技巧。

群体特性：在亚洲国家，自我展示会受到抑制。

孩子们需要学会让自己和群体保持一致。

在一些以自我克制为美德的文化中，如中国和日本，人们更多地展现出谦逊。在中国和日本，人们较少表现出自我服务偏见。孩子们要学会如何与别人分享成功的荣誉并勇于承担失败的责任。“当我失败时，那是我的错，不是集体的错”。在西方国家，孩子们则要学会在成功时感到骄傲而在失败时归因于环境。据菲利普·津巴多报告，其结果是不爱出风头的日本人，更谦逊和害羞了。

世界各地的人，尽管在自我表现方面有所相同，但在各自心里却都在自我美化。

小结：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观众。我们在不同程度上监控自己；我们在意自己的表现，不断调整它以创造一个我们所希望的形象。这种印象管理的策略可以用来解释虚伪谦逊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人们贬低自己，恭维未来的对手，或是当众感谢他人而私下里却把荣誉归于自己。有时人们甚至会以自我挫败行为来实施自我妨碍，用来为失败提供借口，从而保护自尊。

作者后记：傲慢的危险与积极思维的力量一对相反的事实

自我效能感可以鼓励我们在逆境中不轻言放弃，即使一开始就失败了也要坚持下去，全力以赴而不要因为怀疑自己而分心。高自尊也具有类似的适应性意义。当我们相信自己的美好未来时，我们就不容易消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的成功。

那些有关盲目乐观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服务偏见的事实，提醒我们自我效能感无法解释自我在社会世界中的全部问题。要是积极思维就能够挽回一切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婚姻不和、贫困或是消沉时，我们就只能责怪自己了：“真不害臊！要是我们多努力一些、自律一些或不那么愚蠢的话，哪会这样啊！”却没有考虑到困难常常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使我们不但责怪别人甚至苛责自己。生活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以及最让人沮丧的挫折，都来自对自己的高预期。

这一对相反的事实——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服务偏见——使我想起300年前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的那句名言：任何一个单独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真理如果脱离了和它互补的真理，就只能算是部分真理而已。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任何一个单独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真理如果脱离了和它互补的真理，就只能算是部分真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