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法律与政府

即使是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经想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如果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五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他的时候，在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这按说是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

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本书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所以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续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决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识到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从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的时候，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都站在他一边来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经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抗议太阳竞争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最新版上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要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