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年代：1919年前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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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丁初我即发表《女子家庭革命说》，主张家庭革命、男女平等和女子解放：“鸣呼！革命何物乎，权利之代价，奴隶之变相，不得已而一用之爆药也。故今日非处专制压制之下不必言革命，非处再重专制压制之下，更不必言女子之家庭革命。”这种家庭革命的呼唤，也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 1907-1908年间，“三纲革命”已被提出了，发出所谓“排孔征言”，对中国文化发起全面的批判。他们指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因而主张：“一、人人平等，二、父子平等，三、男女平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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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的初衷，也是《新青年》的初衷。陈独秀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治不是推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礼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 在现代政治体制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袁世凯、杨度、康有为选择了国情，试图改変国体以适应之；陈独秀们则选择了现代政治制度、要改变国情以适应国体，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这并不奇怪，因为启蒙主义者本来就是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往往顺应国情而不惜修改甚至放弃理想；理想主义者却总是为理想的实现而改变现实。 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克服专制传统之下形成的意识状态，建立新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的核心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 如果国民仍然是低头弯腰的奴オ，不仅会重新出现皇帝，而且即使不出现皇帝，最高权力拥有者也会与皇帝相去不远。一旦国家的真正主人难以摆脱奴才的姿态和奴才意识，政府官员就自然会成为主子。 《新青年》创办的初衷，一方面要造就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个人，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一方面必须破除“特别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神圣性使人知道，传统并非神圣不可改变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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