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诗考论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之说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在下编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场。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甫暻、陈湘琳、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分别涉及苏轼、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学家。虽然都是个案研究，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式。金甫暻是韩国学者，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小，《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一书就苏轼“和陶诗”的形式、内容、背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其中对韩国“和陶诗”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资料，这对于认识东亚汉字圈的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一书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注重“美感经验”的发掘，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验、地域记忆、空间书写、生命底色、文化风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该书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运思精细，阐微发覆，以“细读”和“体察”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欧阳修，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内省式”，侯体健的则可以说是“外烁式”。《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从“晚宋文学生态”的大背景入手，展开对刘克庄周围世界与环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另具手眼。该书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也别出心裁，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是个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无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与新观点。本套丛书除了朱刚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是他们向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六部书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师审读学生辈文稿，本应优点说全，以资鼓励，缺点讲透，俾便精进。这篇序文信笔写来，却多为褒饰之语，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未违“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的可贵的学术努力，在新材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均已提供的不宜轻视、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共探学问之道，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如今，我们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我倍感欣慰。不过，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他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