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超越时代和先觉者的痛苦
止庵读知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也不是研究者的赏玩，而是那种只能体会无法言说的深入骨髓的读，这一点毋需看他如何理解自己和知堂这种隔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只要看他写的书话，读他的语言和想象他写作时的神气就能知道。在当代，不恭一点说，仿知堂写作语言特点仿的最像的，恐怕非止庵莫属。我相信很多读者现在读止庵的书，很多时候也是认同他这种语言上的模仿和继承。这并无不妥，在任何时候，能消化得下知堂的叙事和说理风格绝非易事。现在止庵来作这样一部《周作人传》，不从作者下的关于传主的苦功说，也不从他掌握和陆续整理出版的相关材料有多少来说，单单从他在写作语言以及气质的养成同传主的传承上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读这本《周作人传》大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尽管止庵事先称这部传记作品是要把那些“未完成”诉诸笔墨留以纪念，“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但其实是在集多年的研究力量和材料写一部知堂老人的思想评传。我们知道传记作品从些微的形式上来说也有高下之分，那些以时间和历史时间做经纬，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记，充其量不过是年谱的扩充，而在缺乏确实历史材料基础上写出来的作品又像极了传记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真正成了为人揶揄的“传记文学”；真正有勇气而又有担当的，莫过于一部思想评传，因为思想评传着眼的是传主的生平价值，关照的其实是传主一生的精神生活，他既容易陷入传记作者本人的主观推理的泥沼，又容易在相同的材料中得出引起争议的结论。说到底，评传勒令传记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结论和审美摊开来给读者看，而不再可能隐藏在硬邦邦的史料背后，这就是思想评传的超越和艰巨。
同样使人不时地想到“超越与艰巨”的，当然还是知堂先生本人。无论他的因为耳闻目睹当年日本新村之后产生的社会空想主义认同，还是他的以“贞节”大限为核心的妇女观，还是他的以儿童审美和身份确认为核心的儿童观，更有他的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的文学”观，以及走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老路的“闭户读书”、独享“艺术和生活自身”的晚年精神追求。走过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一路上无时不在超越着当时之世，也独自饱尝了多方打击的艰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人的背影还浸淫在“叛逆”的阴霾之中，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特别是，当所能见到的关于知堂这个人的材料都已经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这恐怕是对知堂文字和思想有所涉及的人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吧。
而且，了解知堂老人生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难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因为纵观知堂老人的一生，有两个地方不容忽略，即二周兄弟失和事件与知堂在北平沦陷之时的“留平不出”。在鲁迅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和周作人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再写一部知堂传记而且是以“评”为主的传记，如何处理这两段史实，这是最直接反映作传人写作思路的。我们看到，止庵在这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些苛刻，在正常引述材料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那样做丝毫的进一步的发挥，没有任何根据史料间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文字。以二周兄弟失和这一段的叙事举例来说，并没有出现用感情色彩表现作者本人道德判断的语句出现，甚至，在这一段落的附注和引注中也未加入他人业已发表的对“失和真相”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和结论，而这种情况在一般学术性评传中是司空见惯的。止庵似乎将对知堂的挚爱深藏于胸，然后决绝地执行材料的组织，而且并不用心要让这些用到的“材料来说话”，不要被人视为这是知堂拥趸的杰作。但是，他越发克制自己发表观点或者“使这材料来说话”，越发使人感到一种在纸面上极难寻觅的对传主的感情。发现这一点，不是因为了解作者本人，乃是出于同样对知堂的持久关注，而这样的知堂迷之间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吧。
这部传记在写知堂的1939年及后来事伪“留平不出”有它的特点，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一样，要着力在周作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遭遇事件对其最后决定的影响，在主要事件交代一过，作者立即将主要笔墨投诸于传主在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思想解读之上，解读所涉及到的文章时，也并不出于为解释“事伪”而取舍。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作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知堂编年的文章的解读上——虽然也有个别的对历史事件波及传主的结论性的语句，也并不替传主讳言其言行最后所决定的性质，但是却使人感觉并不要从历史事件来写这个人，而是着重对其留下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思想探寻和价值挖掘。对于见过多种知堂传记的读者来说，不得不说这种写传的理路是高明的。很多传记作家写作时，往往对于传主思想价值的探寻尚未成型之时，受到历史事件材料的干扰，就迫不及待地以历史事件替代了思想历程，做出了草率的结论。这是无法驾驭材料的表现。对于为什么要作传，止庵是想清楚了的，而且坚决一以贯之。
我深信，每一个喜爱知堂文字和文艺审美的读者，在他们内心深处，都隐隐地有着这样一念头，这年头隐藏之深，恐怕竟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那就是希望能用“宽容”的价值理念来替当年被人定性为民族叛徒的人翻案，至少是在思想价值上的。我本人即曾经有着强烈的类似于此的念头。“宽容”曾经是知堂老人在世之时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承受，知堂的时代里人们多不能理解他、谅解他，今天人们谈什么都要扯到“现代性”上来，现代人能否抉择知堂的时代和自己的时代更好地来理解知堂呢，这真是对“现代中国”最残酷的评判标准和考量。
这部知堂传记的尾声，妄图用时间之沉重来结束一个终身思考者的最终命运：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老虎桥杂诗》、《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木片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平家物语》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本书302页）
好像是一种结果，也好像是一种结局，似乎是时代先前所辜负的吧，在这样的记述里，知堂晚年写文追慕的那种淡薄宁静一仍如前，稀见译作和最后作品、散佚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再版，有告慰传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后人对其的追念在里面。止庵确曾长期致力于知堂作品的挖掘、译介和出版事业，他这样来说是恰当的。就因为知堂是时代的先觉者，这个人曾经独自品尝过人世间不该遭遇的太多东西，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能理解他似的。
2009-7-16
读这本《周作人传》大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尽管止庵事先称这部传记作品是要把那些“未完成”诉诸笔墨留以纪念，“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但其实是在集多年的研究力量和材料写一部知堂老人的思想评传。我们知道传记作品从些微的形式上来说也有高下之分，那些以时间和历史时间做经纬，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记，充其量不过是年谱的扩充，而在缺乏确实历史材料基础上写出来的作品又像极了传记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真正成了为人揶揄的“传记文学”；真正有勇气而又有担当的，莫过于一部思想评传，因为思想评传着眼的是传主的生平价值，关照的其实是传主一生的精神生活，他既容易陷入传记作者本人的主观推理的泥沼，又容易在相同的材料中得出引起争议的结论。说到底，评传勒令传记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结论和审美摊开来给读者看，而不再可能隐藏在硬邦邦的史料背后，这就是思想评传的超越和艰巨。
同样使人不时地想到“超越与艰巨”的，当然还是知堂先生本人。无论他的因为耳闻目睹当年日本新村之后产生的社会空想主义认同，还是他的以“贞节”大限为核心的妇女观，还是他的以儿童审美和身份确认为核心的儿童观，更有他的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的文学”观，以及走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老路的“闭户读书”、独享“艺术和生活自身”的晚年精神追求。走过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一路上无时不在超越着当时之世，也独自饱尝了多方打击的艰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人的背影还浸淫在“叛逆”的阴霾之中，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特别是，当所能见到的关于知堂这个人的材料都已经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这恐怕是对知堂文字和思想有所涉及的人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吧。
而且，了解知堂老人生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难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因为纵观知堂老人的一生，有两个地方不容忽略，即二周兄弟失和事件与知堂在北平沦陷之时的“留平不出”。在鲁迅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和周作人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再写一部知堂传记而且是以“评”为主的传记，如何处理这两段史实，这是最直接反映作传人写作思路的。我们看到，止庵在这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些苛刻，在正常引述材料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那样做丝毫的进一步的发挥，没有任何根据史料间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文字。以二周兄弟失和这一段的叙事举例来说，并没有出现用感情色彩表现作者本人道德判断的语句出现，甚至，在这一段落的附注和引注中也未加入他人业已发表的对“失和真相”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和结论，而这种情况在一般学术性评传中是司空见惯的。止庵似乎将对知堂的挚爱深藏于胸，然后决绝地执行材料的组织，而且并不用心要让这些用到的“材料来说话”，不要被人视为这是知堂拥趸的杰作。但是，他越发克制自己发表观点或者“使这材料来说话”，越发使人感到一种在纸面上极难寻觅的对传主的感情。发现这一点，不是因为了解作者本人，乃是出于同样对知堂的持久关注，而这样的知堂迷之间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吧。
这部传记在写知堂的1939年及后来事伪“留平不出”有它的特点，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一样，要着力在周作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遭遇事件对其最后决定的影响，在主要事件交代一过，作者立即将主要笔墨投诸于传主在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思想解读之上，解读所涉及到的文章时，也并不出于为解释“事伪”而取舍。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作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知堂编年的文章的解读上——虽然也有个别的对历史事件波及传主的结论性的语句，也并不替传主讳言其言行最后所决定的性质，但是却使人感觉并不要从历史事件来写这个人，而是着重对其留下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思想探寻和价值挖掘。对于见过多种知堂传记的读者来说，不得不说这种写传的理路是高明的。很多传记作家写作时，往往对于传主思想价值的探寻尚未成型之时，受到历史事件材料的干扰，就迫不及待地以历史事件替代了思想历程，做出了草率的结论。这是无法驾驭材料的表现。对于为什么要作传，止庵是想清楚了的，而且坚决一以贯之。
我深信，每一个喜爱知堂文字和文艺审美的读者，在他们内心深处，都隐隐地有着这样一念头，这年头隐藏之深，恐怕竟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那就是希望能用“宽容”的价值理念来替当年被人定性为民族叛徒的人翻案，至少是在思想价值上的。我本人即曾经有着强烈的类似于此的念头。“宽容”曾经是知堂老人在世之时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承受，知堂的时代里人们多不能理解他、谅解他，今天人们谈什么都要扯到“现代性”上来，现代人能否抉择知堂的时代和自己的时代更好地来理解知堂呢，这真是对“现代中国”最残酷的评判标准和考量。
这部知堂传记的尾声，妄图用时间之沉重来结束一个终身思考者的最终命运：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老虎桥杂诗》、《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木片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平家物语》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本书302页）
好像是一种结果，也好像是一种结局，似乎是时代先前所辜负的吧，在这样的记述里，知堂晚年写文追慕的那种淡薄宁静一仍如前，稀见译作和最后作品、散佚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再版，有告慰传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后人对其的追念在里面。止庵确曾长期致力于知堂作品的挖掘、译介和出版事业，他这样来说是恰当的。就因为知堂是时代的先觉者，这个人曾经独自品尝过人世间不该遭遇的太多东西，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能理解他似的。
200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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