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喽啰与头目而不得

       止庵这部传记的特点是资料比较翔实，用事实说话，当然我也是就感觉而言——全书大约八九成都是带引号的传主的日记、文章或者他人的话。这样的传记读起来可能会枯燥，但在展现一个真实的周作人方面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其实以周作人的文章、经历、与鲁迅的关系等等，本身就极具看点，他的传记又能有多枯燥呢？总的来说，这传写得不错。

    在周作人所具备的诸多看点中，作者显然最关注他思想的变迁，可以说，此传乃是周作人的思想史。不过周的思想前后虽有矛盾之处，但总的看一致更多。归结起来，周作人的思想大概是这么几点：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教育无用论，伦理自然化，道义事功化，伟大的捕风。前三者是消极的一面或曰道家的一面，主张一切从个人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贡献，文学是言个人之志，谁也不为；后三者是积极的一面或曰儒家的一面，主张即便是无用的风也还是要去捕的，文章也还是要于社会有益的，要探究人情物理，要做实事不务虚名。应该说，周作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身上的自由主义色彩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更浓，他跟左右都不是一派，而是在耕耘自己的园地，开自己的小店。他对传统的反对很激烈，思想革命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但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将中国传统中过度的重伦理、重道义纠正过来。他极力称许的人情物理，不知是否对李泽厚提出“情本体”有所启发？这二人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是颇近的。个人感觉周作人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周称得上是一位思想家。

    文学方面，周作人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二在翻译。闲适一路的小品文不是他的独创，他自己也从清代公安派一路追溯上去的，指出这是中国散文历来一脉。在救亡的语境下，提倡闲适自然是要遭非议的，但从文学的长河看，这一路的散文别具重要意义，周氏的文章注定是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周氏自己对于翻译十分看重，特别是关于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学的翻译，直到晚年仍在工作。这一方面是他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养家糊口的无奈，让人唏嘘。

    在抗战期间担任伪职在一般人看来是周作人人生的污点，周氏成了汉奸，对此该怎样看？周作人之所以会出任伪职，有多个复杂的因素：一是周与日本的关系，在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热爱并翻译日本文学等，周说他所受“理”一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西方，所受“情”一方面影响主要来自日本，周氏比一般人对日本的了解更深，对日本的感情也更深，他是能看清日本的弱点和侵略的罪恶的，但他绝非一般中国人那样简单的仇日。二是他认定中国绝无胜算，这仗注定是要输的，因此反抗是无用的，何况日本人还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差点要了他的命，说到底他就是个软弱的知识分子，经不起别人威逼的。三是他讲“道义的事功化”，自己对于汉奸的虚名无可奈何，唯有在伪职上做些爱国的实事，例如保存北大校产、消极抵抗奴化教育等等。四是周氏为家庭责任所拖累，这使得他既没能在抗战爆发时如别人般南下，还要在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养家糊口。总而言之，作为一介书生，周作人出任伪职是形势所迫。而他之所以没像中国历史上历来有节气的文人一样抵抗到底或者自刎谢国，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那样的虚名，而要实实在在的做些事情，也许只是因为他软弱怕死——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道义的事功化”就成了他投敌的一个借口或者托词罢了。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周不是纯粹的汉奸，他还是爱国的。

    抄知堂先生几句话，以结此文：

    “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时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

    “……我有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相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许可不做喽啰，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文坛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