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铸剑》内含的生命哲学（本文已发表于《青岛文学》2020.8刊）

冀翼，80后写作者，思考者，公众号：妄想症患者病历本。欢迎订阅。

鲁迅《铸剑》内含的生命哲学 新时期以来，《铸剑》作为鲁迅的一篇重要作品，长久被评论界所忽视，只有残雪、莫言这样的文学创造者才对它产生了一定的偏爱，并且写过一些感性重于理性的分析文章。也许这恰恰证明，只有具备艺术精神的艺术家，才能对鲁迅最深层次的生命产生共鸣。 《铸剑》是否是鲁迅最深层次生命的展现呢？我门可以通过感悟，以及对文本细节与鲁迅的生命轨迹进行分析比较，来得出结论。 鲁迅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就是出走，他不只一次在各种文章里提到出走，例如《娜拉走后怎样》、《过客》等等，可以说，走、出走，是鲁迅思考的一个着重点。出走是鲁迅生命经历的一个焦点词汇。鲁迅“走异地，逃异路”去求学，为的是改变自己，改变社会。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这路应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是“封建制度的逆子贰臣”、“叛将”，证明他是从封建文化里“走”出来的“新”人。“铸剑”正象征着这样一个挣扎思考与锤炼的过程。 让我们来看一下，小说中的出走是怎样与鲁迅生命中的出走相结合的。 眉间尺出走去报仇时的年龄是十六岁，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但他醒着。他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而鲁迅自己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入了江南水师学堂。算起来，正是十六、七岁的样子。 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而他当时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中说：“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这“柔肠欲断”、“涕不可仰”的神态，真与眉间尺“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的形象相类。是一样地“不冷不热”的性情。 这次出走（现实中和文本里），都暗示了铸剑的开始。是觉醒的第一步，是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鲁迅人生中影响同样大的另一次出走，便是那次兄弟失和。这次失和而出走，在小说里的体现，便是那位黑衣人——宴之敖。 许广平的《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这次出走真正震撼了鲁迅的灵魂，表面上是与周作人的生活冲突，其实暗含着两种生命形态的不可调和，也廓清了鲁迅对于自己需要摒弃的部分之认识。兄弟俩从此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次出走，使鲁迅确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宴之敖作为眉间尺的成熟版，就是暗示了不同时期的作者自己。 两次对鲁迅的人生意义影响重大的出走，都反映在了小说中，可不可以说，鲁迅是把《铸剑》写作了自己的心灵成长文本？精神成长文本？我认为，通过分析《铸剑》，就可以基本厘清鲁迅的生命哲学。并且通过这样的分析，来承接鲁迅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科举案发，从此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而后，鲁迅就被寄养在大舅父怡堂处，据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说：“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这一年鲁迅12岁。 随后，鲁迅的父亲病倒，庸医胡乱而荒唐的用药，使父亲病死。其间，鲁迅每日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体验了耻辱与绝望。这一切，都使鲁迅绝望于中医而选择西医，对日后的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在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和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中说：“《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① 但是我认为，在人生的认知层面，鲁迅学医，以及之后的弃医从文，都是他要做事情、改变事情的表现。是他对“现实性”、“功利性”的重视与体现。鲁迅早期曾用笔名“迅行”，便是取快速行动的意思。这“行”便有“现实性”的意义。早年的经历，又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反对旧势力、旧礼教的叛将。一切加之其身的屈辱，都在努力寻求一个“现实性”的出口。于是，他终于寻得了——复仇。 复仇精神作为鲁迅的一种人生观，渐渐地演变成一种复仇哲学。因为鲁迅看到，只有将复仇精神提升到哲学（生命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地做到坚定的复仇，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些什么。而到最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其哲学与生命的高度融汇，而使得手段与目的相混杂。（此处容后文详谈） 二 鲁迅为了做事情，改变事情，追求现实性的改变，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复仇的坚定性、彻底性。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坚定与彻底。小说中，鲁迅通过眉间尺与老鼠的对峙，以及由［1］此产生的复杂情感来进行揭示，这种多余的自然情感是复仇坚定性与彻底性的首要绊脚石。 小说一开始，出现了两个角色：眉间尺与老鼠。通过眉间尺对老鼠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发现了眉间尺的“不冷不热”的性情。残雪在文章《艺术复仇》中说：“老鼠从里到外都令人憎恶，但它也同他一样是一条生命，在遇到大难时也同他一样会有着求生的本能，将心比心，眉间尺对它产生深深的同情是很自然的。可是这种同情心却是大忌，老鼠只要活着，就要继续对他作恶，于是他杀了老鼠…”②这是从同情心方面来谈眉间尺的软弱。 同时我认为，作者选择老鼠作为第一个恶的形象，是与后面的王这个恶的形象作对照，老鼠与王同为“恶”的形象，不同点在于老鼠相较眉间尺来说，是弱者。而王相较眉间尺来说，是强者。对强者进行挑战，似乎很庄严，而对落水的老鼠进行攻击，就不那么庄严了，反而催生出攻击者自身的同情心理。因为对弱者的同情是人的天性。以及，对弱者施行暴力带来的心理负担： “……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只听得吱的一声，他蹲下去仔细看时，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大概是死掉了。 　　他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他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 小说不同于《野草》诸篇及其他篇什，采用“复仇”二字，而是多用了“报仇”二字。“复仇”从字面上来感受，更多透露出悲壮美。而鲁迅则刻意消解这种美感，用了世俗化的“报仇”二字。“复仇”用在眉间尺与王之间是合适的，却难以用在眉间尺与比他还弱小的老鼠之间。“复仇”固然壮美，但却容易姑息了对老鼠这样的作恶者的打击。这是作者对表面的“善行”（手段的“善”）与结果的“善”之间作出的选择。并且，由于鲁迅性格的现实性与功利性，选择了结果的“善”，这就必然带来手段的“非善”，而这种手段的非善带来的心理负担的问题，通过小说后面的部分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铸剑”。 鲁迅认为，不能因为恶人是弱者，就不予打击。因为其为恶的性质，是与强者相一致的。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著名立论。同样有趣的是，老鼠同样是“扑通一声”落在了水瓮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而《铸剑》（《眉间尺》）发表于192 7年4月、5月的《莽原》2卷8、9期上。可以说，这个《铸剑》细节是在延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立论，提出“恶”者不论强弱，都应打。 这是在给人们指路。是在总结血的教训，为后来者提供血的经验。而在作者的精神层面，则是一种排除多余自然情感的思考。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债鬼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所以，宴之敖自己主动从心里清除了相关联的自然情感，最终，只剩下了纯粹的复仇。 正如《这样的战士》一文中描写的战士，“但他举起了投枪”五次出现，表现出战士对“战斗”的彻底性，“韧”性。仿佛我们看到了不为一切外物与感情所动的投枪机器，这便是“自觉排除”了“柔情善意”后，取得的效果。 那么，排除自然情感是如何与《铸剑》相结合的呢？或者说，铸剑的意象是怎样暗示和象征了排除自然情感的行为的呢？ “当最末次开炉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第一，剑是金属，象征了一种与软弱相反的强硬气质。 第二，剑最后变成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冰是与热的、暖的感情相反的，散发出冷森森的寒气。 第三，剑本身的属性是为了伤人的，攻击的。 那么，铸剑的过程就是从软弱向强硬，从温暖到冷冰，从不伤人到伤人的过程，这个过程，象征了剔除了人作为生物的原始情感，剔除掉“除恶”带来的心理负担（手段的非善）从而排除自然情感以利复仇的行为。 三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复仇的现实性目的也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性的目的，即眉间尺为父亲复仇的目的。其二是社会性的目的，即改造社会。 通过排除自身多余的自然情感，从而达到了复仇的现实性目的（个体性的）。但是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复仇的牺牲，并没有带来更多现实性目的（社会性的），即未能改造社会。小说结尾处，麻木的看客再次出现，暗示了复仇的社会性现实目的的失败。 在眉间尺复仇受挫之后，他遇到了这样的情境： 路旁的一切人们也都爬起来。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了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得浑身发火，看的人却仍不见减，还是津津有味随的。 鲁迅通过这样的描写，表达出复仇的社会性目的难以达成，看客与闲人万年长存。同时，与壮美的复仇之旅不协调的是，眉间尺不得不纠缠于这种零碎繁复的纠纷里，脱身不得。表面上看，终极目标是杀掉王，这种纠缠只是一种无奈，其实，改善国民性、改造社会，才是复仇的终极意义。现在终极意义非常渺茫，个人的恩恩怨怨又何必了结呢？ 如果说复仇的终极意义——改造社会，难以达成的话，那么个体的复仇还有什么意义？鲁迅似乎感觉到了复仇的虚无。这是鲁迅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促使了作者为复仇寻找另外的意义。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样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的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为什么帮眉间尺报仇呢？“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可以说，报仇的现实性目的，已经不是（不全是）他帮眉间尺报仇的目的。那么，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报仇”本身，也即铸剑本身） 小说最初于1927年4月、5月发表于《莽原》2卷 8、9期时，题为《眉间尺》；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又改题为《铸剑》。 我认为，作者有意将一个动作性的词“铸剑”来替代名词性的“眉间尺”，正是为了突出铸剑的进行、铸剑的过程。是非剑到剑的中间状态。这篇小说就是要揭示作者理解与实践的这一生命过程。 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值得注意：宴之敖向眉间尺要两件东西，一是剑，二是头。而身体则作为多余的“负担”，被清除出去。 一般来说，头是隐含着指挥的、思想的、精神的取向。 而身体则隐含着盲目的、本能的、肉体的取向。 所以铸剑的过程也是灵魂摆脱肉体制约，以获得自由的过程。这个获得自由的过程要通过复仇或称铸剑来实现，那么，获得自由的过程就成了复仇与铸剑的新意义。也就是说，现实性目的的达成，成了获得精神性目的的手段。 眉间尺、王、宴之敖三个人物的次第出现，表现出了作者对复仇哲学得以成立的三要素的抽取。 首先，眉间尺代表的是凡人。由于鲁迅接受过尼采的思想，“不冷不热”的眉间尺（早期）更多地具备“庸众”的特点。他是一个尚未觉醒的人，一个未能摆脱肉体局限的普通人。 而后，在母亲的叙述中，王出现了。王作为复仇的对象，是主人公（庸众）觉醒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爱我的敌人。”就是发见了敌人对意义生成的重要性，敌人是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剑”如果没有砧砍的对象，本身就失去了“剑”的功能，失去“功能”的剑不能称之为剑，而只是物质意义上“剑”形的钢。另外，敌人能够激发庸众的复仇心理。小说中有一细节： “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眉间尺赶紧问。 　　“没有回来！”她冷静地说。“我四处打听，也杳无消息。后来听得人说，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亲。还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 查《铸剑》出典，未有此细节之记载，所以可以定论，这个细节是作者添加的，是有意为之的。 制造眉间尺的父亲“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的王，激发了眉间尺的复仇意志： “眉间尺忽然全身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 最后，宴之敖出现了，他代表的似乎是“复仇意志”本身，而复仇意志只有在复仇过程中呈现，“复仇”的完成，似乎也即是“铸剑”的完毕。但是，“复仇”的完成，“剑”的意义也消解了。这三个人物表现出了作者认为的复仇三要素，这三个要素是相互交融，缺一不可的。 小说结尾处，眉间尺的头、王的头、宴之敖的头无法分辨。就暗示了三者互为因素，又相互交融的结果。而在同一个金鼎内的蒸煮，又暗示了三者互为因素、相互交融的过程。最后，三者合为一体，不可分辨（三头共一身），却又各自分明（三个因素），暗示了鲁迅的生命哲学是一个过程的哲学。可以用“铸剑”、“复仇”、“走”之类的字眼来概括。 四 如果说，砍下王的头，是对王砍下父亲的头的复仇的话。那么，分别砍下自己的头的眉间尺与宴之敖，就是在进行对自己的“复仇”（反抗、反思、批判）。这种对自身行为的反省，是鲁迅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色，这样才能不断进行现实层与精神层的自我超越。亦即复仇的精神性目的。 鲁迅曾说：“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逐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③ 1，对眉间尺的复仇（反省）：对不能成事，优柔寡断的肉体（庸众）的复仇（反省）。受肉体局限的主人公便是未觉醒时的作者自己，鲁迅首先完成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复仇。主人公自己砍下了自己的头，并将头献给代表“复仇意志”的宴之敖，就是一个自己反思反省自己，并获新生的过程。 2，对王的复仇：这次的复仇是现实层面的复仇，亦即现实目的的完成（即上文所说的个体性目的），便是进行对敌的砧砍，并从这砧砍中，形成“剑”的意义，砍敌人的过程（包括准备），同时也便是“铸剑”的过程。 3，对宴之敖的复仇（反省）：对“复仇意志”的反省。“复仇意志”要求人脱离肉身的限制，摆脱因选择“结果的善”而行使“手段的非善”的心理负担。但是，人的精神是与肉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周国平曾分析： “我们一生中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来伺候肉体：喂它，洗它，替它穿衣，给它铺床。博尔赫斯屈辱地写道：‘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还有更屈辱的事：肉体会背叛灵魂。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扬，一个灵魂高贵的男人可能终身残疾。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跛子。而对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调整，肉体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着不屈的灵魂同归于尽。 那么，不要肉体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们将不再能看风景，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读书，散步，运动，宴饮，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爱情这件无比美妙的事儿。原来，灵魂的种种愉悦根本就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幽灵，不复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比死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修改帕斯卡尔的话：肉体是奇妙的，灵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④ 所以，“复仇意志”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像彼岸不可能真正到达，“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2］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⑤所以说，“剑”永远不可能“铸成”，精神性的目的的完成是虚妄的。 4，对“复仇完成”的复仇（反思、反省）：小说最后，看客再次出现，显示出“复仇”的最终结果未能改变社会，现实性的目的（即上文说过的社会性目的）的完成是虚妄的。 五 如果说，只有剑变强了，才能战胜强敌，而敌人越强，想要战胜敌人就需要更强的剑。所以，剑变强（铸剑）是胜敌的手段——现实层面。又由于现实层面的胜不能改变社会，即不能真的胜，故此，胜敌的目的的意义被消解。 同样的，只有剑胜了敌，才能证明剑的强，而敌人越强，剑胜敌所显示出的剑的能力越大，所以胜是证明剑变强（铸剑）的手段——精神层面。 在鲁迅这里，复仇的现实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所以，“铸剑”（复仇）就成了他的生命哲学。所以，对王的复仇就成了行使生命意义的手段。至此，手段与目的相互交融，只有变强（铸剑），才能杀掉王，杀王是最初的目的，到后来，目的又转变为行使生命意义的手段，杀王之后的现实结果反而与意义无关。所以，当王真正被杀的一瞬间，主人公的头与黑衣人的头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钱理群教授写道：“可以说，就在这‘四目相视，微微一笑’中，黑的人和眉间尺的人格和精神都得到了完成，或者说，鲁迅用他那诡奇而绚丽的笔触，将复仇精神充分地诗化了。” 也可以说，鲁迅终于寻得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他当然看清了希望的虚妄，看清了所有努力很难得到收获（社会性现实目的），但他又不因绝望而放弃前行。他自己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这种哲学有些向死而生的意味，其现实目的依然是存在的。现实目的与精神目的相并存，相支撑，是鲁迅生命哲学的一大特色。 鲁迅至死躬行了他的哲学，他在1936年9月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六 鲁迅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这个自我意识不等同于自私或个人主义，而是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不能容忍自我存在的虚化，即自由意志。鲁迅的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这种哲学与鲁迅的生命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此称之为生命哲学。研究这种创造性的生命哲学，我们应该首先分析创造的性质。 创造有很多种，例如音乐创作、写作。区别于现实世界，人的创造可以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创造，而脱开（相对）现实世界对其的作用与干预，从而使创造的“可能性”近乎无限。这种可能性是创造的分母，而个体的创造本身，就是在这个分母范围之内的分子。而分子的大小取舍，则完全归结于人个体的选择。每一个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篇文章便是无数选择的结果，其选择的对象是所有的文字。而一段音乐也是无数选择的结果，其选择对象是所有的音符。文字与音符的全体是这种选择的分母，而选择的结果就是在分母范围里选择出来的分子。而选择的权利来自个体的每一个人自己，在这种选择中，人确定了“自我”的存在。相较这种纯精神的创造，鲁迅的哲学创造与现实相结合，所以，鲁迅不是纯粹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兼艺术家。 创造具有超越性，每一件创造物都是创造者此时此刻创造水平的体现与证明。所以，创造的作品本身具有等级优劣。而每一件创造物都证明着创造者的“可能性”，都是其“可能极限”。所以说创造者对创造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是证明了自身对“可能极限”的突破。 鲁迅的哲学是与生命，与社会相联系的。其社会性则凸显出这种哲学的道德性质。那么，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的道德。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一种对人作为动物，在动物本能基础上产生的行为的“违逆”。人是一种动物，而动物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道德就是改变这种原始行为法则的新形态行为法则。而这种行为法则并不以“强制”的形式来推行。（当然，是有程度的区分的，超出一定程度，则有法律来框范）而是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人非神，神完美无缺，绝对道德。人是动物又区别于动物，动物依靠本能，不存在“道德”的概念。 而道德也是一种程度的体现，从动物到神（应该注意，这个神并不确指神，而是指人心中构想出的“完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道德的有无与高低。人的道德选择决定了人在动物——神之间的坐标刻度。每一次道德选择都是一种程度的展示，都是其“可能极限”的证明。都是对“局限”（本能）的超越（克制），都是人脱离动物向神迈进的明证。 由上述分析得知，人的道德与人的创造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同特性，即：选择性（主动性）与超越性。 而这两种特性都取决于人的“自我意识”，即“自由”感的觉醒。 鲁迅的生命哲学，兼具了道德与创造，即是社会化的，又是纯粹精神化的。并且通过手段与目的相互交融（现实目的是达到精神目的的手段，精神目的也是达到现实目的的手段），使鲁迅的生命本身成为了一种创造，成为了一种“自由”的形式。也使得鲁迅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大化体现。 冀翼，80后写作者，思考者，公众号：妄想症患者病历本。欢迎订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鲁迅与周作人》 13页 ②《残雪文学观》 154页 ③转引自《鲁迅作品十五讲》 121页 ④《周国平文集》 第二卷 177页 ⑤《病隙碎笔》 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