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在歧路

周作人的投伪，被视为大德的堕落，人品已无从谈起。更有刺客曾经潜入八道湾，企图置之于死地。究竟何人所为，无从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行刺者必定以民族大义为宗旨，欲除奸耳。

大节的亏损，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便可看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则是万恶不赫的大汉奸。不免令人心中生疑，这是周氏昆仲的真实面目否？

兄弟二人都从绍兴起步，都在三味书屋就读，都到日本留学，都看外国小说，都读佛经，从经历和知识结构，何等相似。除去性格的差异之外，我觉得，其实彼此的分野没有那么大。

既为思想家，又为文学家，他们便不只是属于绍兴周家，他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全中国，后人的评价与操纵，他们无从把握。

周作人之投伪，大约有其深刻的背景。

从感情和经历上，他是典型的亲日派，日本通过变革的方式，实现国富民强，在日本留学的亲历，让他看到这个国家生机勃勃的活力，而眼下中国的虚弱，则让他对抗战充满悲观。在他的主张中，“和”大约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还有家庭元素，他有一个强悍的日本妻子，有一大家子人口，倘若搬迁，费时费力，假若妻子主张不搬，又觉得日本人来后自家安全可保之情况下，选择不搬家亦在情理当中。

而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也是在这两个前提下的结果。

周作人持消极人生观，民族大节问题上，怕亦是他考虑长久的问题之一。但终于接受邀请，担任伪职，必定历经长久的心灵煎熬。他之后来为自己开脱，有保护校产和学生之心。但也终于洗不清那汉奸的烙印。

假若是太平世界，他大约躲在书斋里，每日喝茶读书，过避世的生活，拿点稿费足够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