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兴起是地理决定的吗？
此文已刊于2011年9月19日《南方都市报》，有删节。
尽管美国的霸主地位日渐衰落，中印等东方古国重新崛起，西方依旧统治着这个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直接体现了西方在全球的统治优势。上世纪五十年代，鸟类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巴布几内亚的丛林观察动物行为，与当地土著多有来往。一位叫耶利的土著人向戴蒙德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有那么多洋玩意儿（cargo），我们却没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戴蒙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写成《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该书的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欧亚大陆较其他大陆更具有发展农牧业的优势和技术传播的条件，因此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不是相反。简言之，是地理，而不是人种或文化，回答了耶米的问题。
然而，戴蒙德在书中并没有详细讨论为何欧洲人击败了东亚各民族——两者可都处于欧亚大陆之上。十五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它们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进展缓慢。只有欧洲突然飞跃，驶向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与其追问为什么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没有率先走向工业文明，不如思索欧洲为何首先进入现代社会。去年年底，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这一问题。此书中译本已于今夏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并将标题改为《西方将主宰多久》，其实作者只在最后两章对西方的前景作了一些大胆预测。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 为引出一部欧亚风云史，莫里斯首先虚构了一段想象的情境：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驶入泰晤士河，英国女王乞求向中国进贡，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被迫出使清廷。真实的历史与此截然相反——英军两次击败大清王朝，并带回了一只名叫洛蒂的京巴狗，作为宠物献给女王。莫里斯由此发问：为什么是洛蒂来到白金汉宫，而不是阿尔伯特前往紫禁城？换言之，在近现代史上，为什么西风压倒东风，而非东风压倒西风？
东西方的思想家关注这一问题已有两个多世纪，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解释都可归入“长期注定”派，即认为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轴心时期，甚至更早，就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动因。有些学者关注的因素较为表面，如气候和种族；另一些则乐于探讨深层原因，如宗教和制度。无论钟情于何种因素，他们都相信上帝早已选中了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末，“加州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兴起，才提出了惊人的“短期偶然”理论。该学派的成员主要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几年前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热议的《大分流》即是其代表作之一。与长期注定派截然相反，加州学派的理论家宣称，出于偶然原因，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领先于东方。
西方兴起堪称历史研究中的一大谜题。由于线索太多，致使多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莫里斯形象地将这一领域的混乱局面比作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力挺“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1995年，莫里斯调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众多领域的专家，并向他们请教有关全球历史的研究进展。这就好比一个站在局外的盲人，向每个盲人打听他们摸到的大象模样，再把这些印象拼凑起来。莫里斯因而以一人之力，“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想要回答“为什么”，首先须搞清“是什么”。西方兴起倒底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河，还是一片死寂中的火山爆发？为解答这一问题，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它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表现，包括能源消耗、城市规模、信息技术和作战能力。这一量化指数不仅清晰地显示了欧亚大陆的发展进程，而且可以对比过去一万五千年东西方在每个时期的文明程度。这里的东西方并非人种或文化定义，而严格的地理概念——东方是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西方则是指由中东地区两河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局限，莫里斯只能较为准确地计算东西方核心区域的社会发展指数。农业社会产生之后，西方的核心地区一直位于中东，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转移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衰落后又转回西亚。大约在十世纪，地中海地区重新成为西方的核心区域，并于十六世纪后转向西欧和北欧，十九世纪后北美也加入进来。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始终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直到十九世纪移至日本。
《西方将主宰多久》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发展程度比较结果。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西方的发展指数高于中国。然而，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他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千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其实，此西方非彼西方。除了古罗马崛起和工业革命两座高峰，欧亚大陆西端的文明中心在大部分时期位于中东地区。近代欧美文明之发轫，实为历史地表上一次突发性的井喷事故——处于边陲地带的西北欧，在短短两三百年内一跃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区域。
如此蝶变不能不令人惊异。一个世纪前，欧洲人称霸宇内，傲视亚非拉，自以为白种人的高贵血统使然。然而，种族学说今天不仅在政治上不正确，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DNA证据已经表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源自非洲。既然具有共同祖先的各个社会皆有愚智贤不肖，我们就难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答西方兴起之谜。在莫里斯看来，社会学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为何兴盛或衰败，但它并不揭示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只有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特殊情境。这就好比两起车祸，它们的碰撞过程都遵循物理学定律；我们通过车辆型号和路面状态才会明白两者为何造成不同后果。同莫里斯的话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
相比以往的地理决定论，莫氏的学说不仅远为复杂，而且强调社会发展与地理格局的双向互动关系。与《大分流》的观点近似，莫里斯认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近五百年来最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财富，而在于它开创了崭新的大西洋经济，推动了全球贸易，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远洋探险与航运业需要对大自然的精确理解，这一需求促进了西方的科学研究；欧洲列强在全球水域上千帆竞逐，则迫使各国政府加入军备竞赛。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本不输于西方——郑和乘坐的宝船数倍于哥伦布驾驶的帆船；然而，中国人需要横渡比大西洋宽一倍多的太平洋才能到达美洲。欧洲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占有了美洲大陆，也率先走向了工业革命。读者看至此节，或许会发出感叹：“呜呼，天不假中华以地利！”
莫里斯沉醉于他翻新的地理学理论，花了大部分篇章讨论每一时期发展与地理的互动关系，还不如将他的著作称作《新地理学观照下的全球大历史》。全书聚焦于西方兴起的部分其实只有两章，其中地理大发现与科学革命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晰，而军事沿革的地理动因更为模糊。此书的主要缺陷还不是详略失调，而在于没有抓住欧洲崛起的关键因素。欧洲人的确攻克了距离较近的美洲，可他们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抵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区与东亚更为接近，已知的郑和航线就与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欧洲的科学事业固然受到新大陆的影响，可至少在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年代，人们尚未看出微积分对改进航海技术的潜在意义。过分强调大西洋经济对西方科技的刺激作用，容易陷入目的论式的循环论证。
假使美洲大陆在一万年前沉入大海，西方是否会出现工业革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文艺复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马丁-路德依然会领导新教改革，而欧洲的航海家们仍然会执迷于香料贸易。已经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欧陆各国会继续改进武器，并尝试新的作战方法。如果不存在美洲，欧洲的发展路径会大为改观，可恐怕还会沿着大致相同的方向。与其说地理大发现是西方称霸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其催化剂。美国历史学家福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著《文明》即从欧洲内部探寻西方兴起的答案。作者列举了六大关键因素：竞争、科学、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因素如何与欧洲的地理格局产生互动？这恐怕是更值得莫里斯用心钻研的题目。
沿着《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的逻辑，莫里斯试图借助地理学解释欧亚大陆的社会发展差距。尽管他未竟全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学术视角，勾勒出东西方的长期发展曲线。有兴趣的中国学子或许可以通过他打开的理论门洞，找到西方兴起之谜的真正答案。
尽管美国的霸主地位日渐衰落，中印等东方古国重新崛起，西方依旧统治着这个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直接体现了西方在全球的统治优势。上世纪五十年代，鸟类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巴布几内亚的丛林观察动物行为，与当地土著多有来往。一位叫耶利的土著人向戴蒙德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有那么多洋玩意儿（cargo），我们却没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戴蒙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写成《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该书的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欧亚大陆较其他大陆更具有发展农牧业的优势和技术传播的条件，因此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不是相反。简言之，是地理，而不是人种或文化，回答了耶米的问题。
然而，戴蒙德在书中并没有详细讨论为何欧洲人击败了东亚各民族——两者可都处于欧亚大陆之上。十五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它们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进展缓慢。只有欧洲突然飞跃，驶向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与其追问为什么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没有率先走向工业文明，不如思索欧洲为何首先进入现代社会。去年年底，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这一问题。此书中译本已于今夏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并将标题改为《西方将主宰多久》，其实作者只在最后两章对西方的前景作了一些大胆预测。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 为引出一部欧亚风云史，莫里斯首先虚构了一段想象的情境：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驶入泰晤士河，英国女王乞求向中国进贡，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被迫出使清廷。真实的历史与此截然相反——英军两次击败大清王朝，并带回了一只名叫洛蒂的京巴狗，作为宠物献给女王。莫里斯由此发问：为什么是洛蒂来到白金汉宫，而不是阿尔伯特前往紫禁城？换言之，在近现代史上，为什么西风压倒东风，而非东风压倒西风？
东西方的思想家关注这一问题已有两个多世纪，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解释都可归入“长期注定”派，即认为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轴心时期，甚至更早，就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动因。有些学者关注的因素较为表面，如气候和种族；另一些则乐于探讨深层原因，如宗教和制度。无论钟情于何种因素，他们都相信上帝早已选中了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末，“加州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兴起，才提出了惊人的“短期偶然”理论。该学派的成员主要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几年前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热议的《大分流》即是其代表作之一。与长期注定派截然相反，加州学派的理论家宣称，出于偶然原因，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领先于东方。
西方兴起堪称历史研究中的一大谜题。由于线索太多，致使多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莫里斯形象地将这一领域的混乱局面比作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力挺“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1995年，莫里斯调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众多领域的专家，并向他们请教有关全球历史的研究进展。这就好比一个站在局外的盲人，向每个盲人打听他们摸到的大象模样，再把这些印象拼凑起来。莫里斯因而以一人之力，“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想要回答“为什么”，首先须搞清“是什么”。西方兴起倒底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河，还是一片死寂中的火山爆发？为解答这一问题，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它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表现，包括能源消耗、城市规模、信息技术和作战能力。这一量化指数不仅清晰地显示了欧亚大陆的发展进程，而且可以对比过去一万五千年东西方在每个时期的文明程度。这里的东西方并非人种或文化定义，而严格的地理概念——东方是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西方则是指由中东地区两河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局限，莫里斯只能较为准确地计算东西方核心区域的社会发展指数。农业社会产生之后，西方的核心地区一直位于中东，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转移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衰落后又转回西亚。大约在十世纪，地中海地区重新成为西方的核心区域，并于十六世纪后转向西欧和北欧，十九世纪后北美也加入进来。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始终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直到十九世纪移至日本。
《西方将主宰多久》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发展程度比较结果。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西方的发展指数高于中国。然而，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他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千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其实，此西方非彼西方。除了古罗马崛起和工业革命两座高峰，欧亚大陆西端的文明中心在大部分时期位于中东地区。近代欧美文明之发轫，实为历史地表上一次突发性的井喷事故——处于边陲地带的西北欧，在短短两三百年内一跃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区域。
如此蝶变不能不令人惊异。一个世纪前，欧洲人称霸宇内，傲视亚非拉，自以为白种人的高贵血统使然。然而，种族学说今天不仅在政治上不正确，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DNA证据已经表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源自非洲。既然具有共同祖先的各个社会皆有愚智贤不肖，我们就难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答西方兴起之谜。在莫里斯看来，社会学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为何兴盛或衰败，但它并不揭示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只有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特殊情境。这就好比两起车祸，它们的碰撞过程都遵循物理学定律；我们通过车辆型号和路面状态才会明白两者为何造成不同后果。同莫里斯的话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
相比以往的地理决定论，莫氏的学说不仅远为复杂，而且强调社会发展与地理格局的双向互动关系。与《大分流》的观点近似，莫里斯认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近五百年来最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财富，而在于它开创了崭新的大西洋经济，推动了全球贸易，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远洋探险与航运业需要对大自然的精确理解，这一需求促进了西方的科学研究；欧洲列强在全球水域上千帆竞逐，则迫使各国政府加入军备竞赛。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本不输于西方——郑和乘坐的宝船数倍于哥伦布驾驶的帆船；然而，中国人需要横渡比大西洋宽一倍多的太平洋才能到达美洲。欧洲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占有了美洲大陆，也率先走向了工业革命。读者看至此节，或许会发出感叹：“呜呼，天不假中华以地利！”
莫里斯沉醉于他翻新的地理学理论，花了大部分篇章讨论每一时期发展与地理的互动关系，还不如将他的著作称作《新地理学观照下的全球大历史》。全书聚焦于西方兴起的部分其实只有两章，其中地理大发现与科学革命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晰，而军事沿革的地理动因更为模糊。此书的主要缺陷还不是详略失调，而在于没有抓住欧洲崛起的关键因素。欧洲人的确攻克了距离较近的美洲，可他们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抵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区与东亚更为接近，已知的郑和航线就与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欧洲的科学事业固然受到新大陆的影响，可至少在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年代，人们尚未看出微积分对改进航海技术的潜在意义。过分强调大西洋经济对西方科技的刺激作用，容易陷入目的论式的循环论证。
假使美洲大陆在一万年前沉入大海，西方是否会出现工业革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文艺复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马丁-路德依然会领导新教改革，而欧洲的航海家们仍然会执迷于香料贸易。已经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欧陆各国会继续改进武器，并尝试新的作战方法。如果不存在美洲，欧洲的发展路径会大为改观，可恐怕还会沿着大致相同的方向。与其说地理大发现是西方称霸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其催化剂。美国历史学家福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著《文明》即从欧洲内部探寻西方兴起的答案。作者列举了六大关键因素：竞争、科学、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因素如何与欧洲的地理格局产生互动？这恐怕是更值得莫里斯用心钻研的题目。
沿着《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的逻辑，莫里斯试图借助地理学解释欧亚大陆的社会发展差距。尽管他未竟全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学术视角，勾勒出东西方的长期发展曲线。有兴趣的中国学子或许可以通过他打开的理论门洞，找到西方兴起之谜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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