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趣入一門歷史語言研究的學問？──索羅寧老師《十二國》發微
思前想後，也未能給標題起一個直接明瞭的名字。或本文之主題，亦只可意會吧。有同感之人，或能立即了知題目之深意，若有未明者，或亦可通過閱讀全文知曉我之心得。
先簡單說索羅寧老師。他是俄羅斯人，讀書的時候在聖彼得堡跟克恰諾夫教授學習西夏學，輾轉來到中國，後來又在台灣佛光大學教書多年。去年秋天來到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現在開設西夏文明和西夏語兩門課。索羅寧這個名字，對圈外人說來可能很陌生。對西夏學有大概了解之人，或許聽過我國幾位西夏學大牛如史金波、吳天墀等人，但卻也不知索羅寧。然而，如果當真去問問研究西夏學的學者，索羅寧卻必定是無人不曉。近年來，他發表了多篇有關西夏與漢藏佛教關係的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然而，今天我不想去談他那些深刻的學術成就，只單談這本「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十二國》，其目的並不是要討論學術問題，而是想分享一些個人的體會，以饗有志於學者。
去年本科行將畢業之時，與沈衛榮師討論論文題目。他幾乎不假思索地決定讓我翻譯美國藏學奇人Cyrus Stearns的代表作《Luminous Lives：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Tradition in Tibet》里所錄的藏文傳記《Zhi mo rdo rje》。我十分詫異，《Zhi mo rdo rje》一文在本書裡已經被Stearns全部譯過一次了，我再去譯，又有何意義呢？老師答曰：一、人家譯了，你再譯，是讓你用漢文的思維和語言習慣譯藏文，不是叫你譯英文；二、僅僅譯完不能作數，還要對其後的傳法史、教法體系等等做一定的探討和研究；三、人家譯了英文，你在翻譯的時候去參考人家的來修正你自己錯誤的地方，何樂而不為？
我似懂非懂聽罷，也就去做了，奈何世間緊迫，只完成了第一部份。老師倒也欣然，沒有強求完成所有。這畢業論文交出去，我也算畢了業。因此當時覺得雖說是差事一件，倒也值得。然而，有趣的是，自那以後，我的藏文閱讀熟練程度忽然就上了一個等級，以往覺得讀三句就讀不下去的藏文，硬是可以慢慢通過查詞典全部讀下來了；以往覺得完全不了解的詞彙與背景知識，也漸漸在我眼前熟悉起來。我於是開始了解到沈師的用意與論文價值所在。
今天，隨著文化復興，國際交流增多，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學人願意投身於西域史語研究的領域，即使是並不從事西域學專業研究的學人，也會主動了解相關知識。就這情況而言，我當然覺得再好不過，然而，西域學歷史上就素有「絕學」之稱，語言的不通，文化的隔膜都造成了學界似乎心有餘二力不足的狀況。因此，大量的學人也只能望洋興歎或是止步于漢文的西域史料研究，這樣一來，仍未可說是對整個西域學的研究有甚大助益。
上學期來訪的漢堡大學研究印藏佛教的Dorji Wangchuk教授時常講：要去研究一個國家、民族、文化，首要的是它們的語言。他還經常拿自己怎麼也學不會漢語來開玩笑說這輩子也做不了漢學研究啦。雖然此言並不可一概而論，但若要說深入本質的去了解一個地區的民族文化，不了解語言是絕然不可的。古代中國對西域研究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對以當地語言所寫就的文本的解讀能力。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漢中心地位和少數民族漢化的客觀現實。不過，時至今日，如果還只能以站在漢籍角度上去研究西域的話，那恐怕中國的學術就只能越來越落後於洋人，在政治上也只能失去更多的話語權。
好在80年代以後，一大批中國青年學者前往海外求學。尤其是在德國，他們學習了歐洲具有優良傳統的語言學（Philology）研究方法，與國內老一批學者一同開創了這一領域的新局面。我們現在就姑且把這種結合語言、歷史與文化去研究一個特定時空的學問稱作「歷史語言研究」吧。
那麼，迴歸主題，如何趣入一門歷史語言研究的學問？或說：如何具有研究世界一特定時空語言、歷史文化的能力？剛才所說的我畢業論文的例子或許已有所啟發，再來說這本《十二國》。
《十二國》原是西夏黑水城文獻中的小小的一篇，用西夏文寫成。即使有其漢文原本，至今也不得見。現在這本書是索羅寧老師的對西夏文的翻譯和研究。它的中文版若要翻開一看，感覺無非是一本地攤上隨處可見的戲曲小說，甚至連環畫之類的文字罷了。裡面記載的無非是中原春秋十二國的一些奇聞異事，其史實絕大多數不可考，還摻雜了不少教說仁義的語言。因此若論作為史料的價值，遠低於《春秋左傳》；若論研究其思想價值，則更不可比《公羊》、《穀梁》；甚至就說其作為消遣小說的刺激程度，都根本無法和《東周列國志》相提並論。如是，其價值到底在哪裡？
按索老師自己所述撰寫本書的淵源，這本書最初也是作為畢業論文來構想的。據他說，畢業論文選題之時，「老先生（指克恰諾夫）謂：爾何不作《十二國》之初步研究乎？其可為爾學西夏語之入門也。此研畢，乃后作佛教之研究，可也。爾先應學其語言文字，以西夏文字與中文資料核對而讀之，乃為學西夏語之便捷易道，然乎？於是，吾對陌生之西夏文，聽師諄言，對曰：可。遂入手而習研之。」（《十二國．序言》）
克恰諾夫此言，則包含了三個側重點：
一、欲習西夏佛教，須先習其文字；
二、欲習其文字，可通過閱讀翻譯西夏文《十二國》入門；
三、閱讀時，採用中文資料對讀。
因而對比沈師對我之要求：
一、欲習藏傳佛教等等，須先習其藏文；
二、欲習其文字，可通過閱讀藏文《Zhi mo rdo rje》入門；
三、閱讀時，採用英文翻譯對讀。
把克恰諾夫的教導，推及到任一歷史語言研究則均可成立：
要研究任一時空深刻的文化，必先習其語言文字；若要習語言文字，則必從一較簡單的，偏記敘性的文獻開始，精讀并翻譯；在閱讀過程中，最好能使用現有的相關文本進行「對讀」，增加理解與閱讀效率。
因此，《十二國》本身的漢文譯文，讀起來雖並無快意，但卻可作為有志於西夏學者「對讀」的極好範本。書後附有影印的西夏文《十二國》，再通過查閱字典的方式逐字釋讀，並於漢文譯文對照，此當為最有效、最便利的方法。又因文本本身是完全基於古典漢文化背景的，因此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學者來說，也絲毫不會有任何文化背景的障礙。與之相比，索老師當年在僅有相關漢文資料的情況下，作為一個俄國人來解讀這一文本，卻實為不易，其篳路藍縷之功，也當為後學所記才是。時至今日，儘管索老師之研究領域已海闊天空，仍不忘說明此努力之價值：「西夏文《十二國》，為余初解西夏文入門之書也。」（《十二國．序》）
上述趣入一門歷史語言研究的方法於是可大抵以三個關鍵詞概括，即：「語言」、「文本」、「對讀」。其上已就「語言」、「對讀」詳述，最後試以最近之心得再就「文本」贅言幾句。入門所選之文本，甚為重要。現今一最大感觸即：文本須堅持閱讀一種，而切忌雜亂。回顧我初學藏文之時，心甚浮躁，只想速成。於是今日讀讀《布頓教法史》，明日讀讀《土官宗派史》，後日又去讀些雜亂的論說，究竟甚麼也沒堅持下來，往往是翻上幾頁，一陣頭痛，也就不再繼續。這可說是初學之時的一個大問題。最後到畢業論文，到底也還是有學位的壓力，不得不忍著將其完成，然而其後效卻是始料未及的。可見，堅持對同一文本的連貫閱讀是何其重要！一方面它能夠形成一種紀律，約束我們堅持閱讀；另一方面，也能讓我們逐漸沉浸在那種語言所架構的環境中，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的語言的認知。事實上，索老師碩士初畢時，只完成了《十二國》之第一卷（此書共三卷，最後一卷至今未曾得見於世）進入博士班後，又醉心于佛教研究，老先生哈洽諾夫則戒之曰：「《十二國》研究不可棄也，事必有始有終，務必完成其業。」（《十二國．序》）於是，索老師最終於1994年完成一、二卷的翻譯研究，1995年俄文版獲出版，才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本《十二國》。
總而言之，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不容易，基於文本的語文學研究則更是費時費力。學人必有執著之精神，刻苦之行動，必勝之信心，三年五載，始可有小成。今日之言，多為私意，疏漏難免，惶恐不及，誠能絲毫有益於同輩之學人，則欣慰甚矣！忘諸位同學共勉。
先簡單說索羅寧老師。他是俄羅斯人，讀書的時候在聖彼得堡跟克恰諾夫教授學習西夏學，輾轉來到中國，後來又在台灣佛光大學教書多年。去年秋天來到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現在開設西夏文明和西夏語兩門課。索羅寧這個名字，對圈外人說來可能很陌生。對西夏學有大概了解之人，或許聽過我國幾位西夏學大牛如史金波、吳天墀等人，但卻也不知索羅寧。然而，如果當真去問問研究西夏學的學者，索羅寧卻必定是無人不曉。近年來，他發表了多篇有關西夏與漢藏佛教關係的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然而，今天我不想去談他那些深刻的學術成就，只單談這本「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十二國》，其目的並不是要討論學術問題，而是想分享一些個人的體會，以饗有志於學者。
去年本科行將畢業之時，與沈衛榮師討論論文題目。他幾乎不假思索地決定讓我翻譯美國藏學奇人Cyrus Stearns的代表作《Luminous Lives：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Tradition in Tibet》里所錄的藏文傳記《Zhi mo rdo rje》。我十分詫異，《Zhi mo rdo rje》一文在本書裡已經被Stearns全部譯過一次了，我再去譯，又有何意義呢？老師答曰：一、人家譯了，你再譯，是讓你用漢文的思維和語言習慣譯藏文，不是叫你譯英文；二、僅僅譯完不能作數，還要對其後的傳法史、教法體系等等做一定的探討和研究；三、人家譯了英文，你在翻譯的時候去參考人家的來修正你自己錯誤的地方，何樂而不為？
我似懂非懂聽罷，也就去做了，奈何世間緊迫，只完成了第一部份。老師倒也欣然，沒有強求完成所有。這畢業論文交出去，我也算畢了業。因此當時覺得雖說是差事一件，倒也值得。然而，有趣的是，自那以後，我的藏文閱讀熟練程度忽然就上了一個等級，以往覺得讀三句就讀不下去的藏文，硬是可以慢慢通過查詞典全部讀下來了；以往覺得完全不了解的詞彙與背景知識，也漸漸在我眼前熟悉起來。我於是開始了解到沈師的用意與論文價值所在。
今天，隨著文化復興，國際交流增多，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學人願意投身於西域史語研究的領域，即使是並不從事西域學專業研究的學人，也會主動了解相關知識。就這情況而言，我當然覺得再好不過，然而，西域學歷史上就素有「絕學」之稱，語言的不通，文化的隔膜都造成了學界似乎心有餘二力不足的狀況。因此，大量的學人也只能望洋興歎或是止步于漢文的西域史料研究，這樣一來，仍未可說是對整個西域學的研究有甚大助益。
上學期來訪的漢堡大學研究印藏佛教的Dorji Wangchuk教授時常講：要去研究一個國家、民族、文化，首要的是它們的語言。他還經常拿自己怎麼也學不會漢語來開玩笑說這輩子也做不了漢學研究啦。雖然此言並不可一概而論，但若要說深入本質的去了解一個地區的民族文化，不了解語言是絕然不可的。古代中國對西域研究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對以當地語言所寫就的文本的解讀能力。當然，這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漢中心地位和少數民族漢化的客觀現實。不過，時至今日，如果還只能以站在漢籍角度上去研究西域的話，那恐怕中國的學術就只能越來越落後於洋人，在政治上也只能失去更多的話語權。
好在80年代以後，一大批中國青年學者前往海外求學。尤其是在德國，他們學習了歐洲具有優良傳統的語言學（Philology）研究方法，與國內老一批學者一同開創了這一領域的新局面。我們現在就姑且把這種結合語言、歷史與文化去研究一個特定時空的學問稱作「歷史語言研究」吧。
那麼，迴歸主題，如何趣入一門歷史語言研究的學問？或說：如何具有研究世界一特定時空語言、歷史文化的能力？剛才所說的我畢業論文的例子或許已有所啟發，再來說這本《十二國》。
《十二國》原是西夏黑水城文獻中的小小的一篇，用西夏文寫成。即使有其漢文原本，至今也不得見。現在這本書是索羅寧老師的對西夏文的翻譯和研究。它的中文版若要翻開一看，感覺無非是一本地攤上隨處可見的戲曲小說，甚至連環畫之類的文字罷了。裡面記載的無非是中原春秋十二國的一些奇聞異事，其史實絕大多數不可考，還摻雜了不少教說仁義的語言。因此若論作為史料的價值，遠低於《春秋左傳》；若論研究其思想價值，則更不可比《公羊》、《穀梁》；甚至就說其作為消遣小說的刺激程度，都根本無法和《東周列國志》相提並論。如是，其價值到底在哪裡？
按索老師自己所述撰寫本書的淵源，這本書最初也是作為畢業論文來構想的。據他說，畢業論文選題之時，「老先生（指克恰諾夫）謂：爾何不作《十二國》之初步研究乎？其可為爾學西夏語之入門也。此研畢，乃后作佛教之研究，可也。爾先應學其語言文字，以西夏文字與中文資料核對而讀之，乃為學西夏語之便捷易道，然乎？於是，吾對陌生之西夏文，聽師諄言，對曰：可。遂入手而習研之。」（《十二國．序言》）
克恰諾夫此言，則包含了三個側重點：
一、欲習西夏佛教，須先習其文字；
二、欲習其文字，可通過閱讀翻譯西夏文《十二國》入門；
三、閱讀時，採用中文資料對讀。
因而對比沈師對我之要求：
一、欲習藏傳佛教等等，須先習其藏文；
二、欲習其文字，可通過閱讀藏文《Zhi mo rdo rje》入門；
三、閱讀時，採用英文翻譯對讀。
把克恰諾夫的教導，推及到任一歷史語言研究則均可成立：
要研究任一時空深刻的文化，必先習其語言文字；若要習語言文字，則必從一較簡單的，偏記敘性的文獻開始，精讀并翻譯；在閱讀過程中，最好能使用現有的相關文本進行「對讀」，增加理解與閱讀效率。
因此，《十二國》本身的漢文譯文，讀起來雖並無快意，但卻可作為有志於西夏學者「對讀」的極好範本。書後附有影印的西夏文《十二國》，再通過查閱字典的方式逐字釋讀，並於漢文譯文對照，此當為最有效、最便利的方法。又因文本本身是完全基於古典漢文化背景的，因此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學者來說，也絲毫不會有任何文化背景的障礙。與之相比，索老師當年在僅有相關漢文資料的情況下，作為一個俄國人來解讀這一文本，卻實為不易，其篳路藍縷之功，也當為後學所記才是。時至今日，儘管索老師之研究領域已海闊天空，仍不忘說明此努力之價值：「西夏文《十二國》，為余初解西夏文入門之書也。」（《十二國．序》）
上述趣入一門歷史語言研究的方法於是可大抵以三個關鍵詞概括，即：「語言」、「文本」、「對讀」。其上已就「語言」、「對讀」詳述，最後試以最近之心得再就「文本」贅言幾句。入門所選之文本，甚為重要。現今一最大感觸即：文本須堅持閱讀一種，而切忌雜亂。回顧我初學藏文之時，心甚浮躁，只想速成。於是今日讀讀《布頓教法史》，明日讀讀《土官宗派史》，後日又去讀些雜亂的論說，究竟甚麼也沒堅持下來，往往是翻上幾頁，一陣頭痛，也就不再繼續。這可說是初學之時的一個大問題。最後到畢業論文，到底也還是有學位的壓力，不得不忍著將其完成，然而其後效卻是始料未及的。可見，堅持對同一文本的連貫閱讀是何其重要！一方面它能夠形成一種紀律，約束我們堅持閱讀；另一方面，也能讓我們逐漸沉浸在那種語言所架構的環境中，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的語言的認知。事實上，索老師碩士初畢時，只完成了《十二國》之第一卷（此書共三卷，最後一卷至今未曾得見於世）進入博士班後，又醉心于佛教研究，老先生哈洽諾夫則戒之曰：「《十二國》研究不可棄也，事必有始有終，務必完成其業。」（《十二國．序》）於是，索老師最終於1994年完成一、二卷的翻譯研究，1995年俄文版獲出版，才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本《十二國》。
總而言之，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不容易，基於文本的語文學研究則更是費時費力。學人必有執著之精神，刻苦之行動，必勝之信心，三年五載，始可有小成。今日之言，多為私意，疏漏難免，惶恐不及，誠能絲毫有益於同輩之學人，則欣慰甚矣！忘諸位同學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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