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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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要是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不是从属于哪一个政权。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国家顺应文化，而不是文化服从国家。当然，国家对文化业可以起到引导和改造的作用，但这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为前提的，脱离了这一前提的引导和改造必然会起到破坏作用。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6页 -
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辩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8页 -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得很明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所在远，卒不可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孙权的目的只是为了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也杀了。说卫温、诸葛直“无功”不假，要说他们“违诏”可真是冤哉枉也！但不如此又怎么挽回孙权的面子？《隋书・炀帝纪》记载了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万七千余口”而同书的《东夷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オ会贸然出兵，去干那种掳掠人口的蠢事。 如果把上面这几种情加以分析，确定它们的实质，那么传统说法中的统一就会失去很多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就会缩小不少，也就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有了比较一致的标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始终／称臣纳贡与天下一统／汉唐典章与统一／赫赫武功与统一 -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 -
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成所及的象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于在汉族中消失了。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
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ーー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 France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 Central 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种尊称而乐意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一一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分与合 -
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
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 …… 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
我曾经过外交部一位官员：“我国与外国的领土争端，有多少是根据历史归属解决的？历史资料在外交谈判中究竟起过多大作用？”他没有作肯定的回答，我相信实际上不会有成功的例子，因为政治家考虑更多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 不要再陶醉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不要再用模糊的大一统来满足某些人的虚荣心，而应该面对21世纪的现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附录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大陆迁居台湾的第一、二代移民将离开人世，而他们生长在大陆以外的子孙，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上两代人那样的感情，台湾与大陆的精神联系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淡薄，统一的精神基础也会被消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附录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
冷漠的农民对统一和分裂最冷漠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尽管对每一次统一和分裂作出最大牺牲的也是他们。 从经济利益而言，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赋役的轻重，所以任何轻徭薄赋的政策都会受到农民的欢迎。至于这个政权的大小，这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不发生战乱就行。事实上，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农民的负担并不~一定比分裂时期轻，大国的农民也不见得比小国的农民生活得好。当兵打仗，只是农民不得不承担的义务或谋生手段，除了少数人能谋得一官半职或因抢掠而发财以外，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自愿投入的，除非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已经受到域面临着严重威胁。今天我们大加颂扬的统一战争对参战的或不参战的农民来说，直接的结果只是死亡、伤残、增加赋税，而不会得到开疆拓土的好处。说他们会积极参加或支持这种。“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只是某些先生们的推论。即使是对待侵略战争或分裂战争，农民们的态度也决定于来者是否烧杀抢掠、增加赋税徭役。只要不出现这类情况，他们照例是无动于衷的。 从道德标准而言，农民接受最多的是儒家的尊卑有序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他们承认自己身分的卑下是命运的安排，所企求的只是风调雨顺，以便交纳皇粮、维持温饱。他们所梦想的也不过是当一个富足的小农，至多以小地主为目标。他们服从切有身分的人：地主、读书人、衙役、大小官更以至皇帝，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绝不会犯上作乱。对“盗贼”，他们会保持戒心，知道“造反”是要杀头的；但对“真龙天子”，对不管是哪一家的“官府”，会毫无例外地服从；因为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只不过像是换了一任县官或一个东家，照样是焚香叩头，纳粮当差。 他们一般没有专一的宗教信仰，只是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萨，相信因果报应，因而更加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他们的民族观念远没有达到明辨夷夏的地步，往往同地域观念和贫富观念混杂在一起，所以会歧视贫穷的异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与经济中心／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 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划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晷(遥),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历史上的中国 -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此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一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8页 -
文化，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要是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不是从属于哪一个政权。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国家顺应文化，而不是文化服从国家。当然，国家对文化也可以起到引导和改造的作用，但这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为前提的，脱离了这一前提的引导和改造必然会起到破坏作用。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4页 -
分裂时期或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分裂、分治的时期往往不存在一种公认的或强加的权威思想、钦定学说，各种思想和学说、学派有比较平等的地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8页 -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9页 -
由于地方官的合法权利相当有限（除非采取非法手段），所以官员们在遇到大小事情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即上报上司，而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但上一级官员同样只能处理有限的日常事务，因此向更上一级或朝廷报告也是他们的法宝。中国结构复杂、内容浩繁的文字和悠久发达的文学传统是大小臣工和他们的幕僚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这种繁琐的礼仪制度和请示上报手续又为他们施展身手提供了机会。从现在还能看到的数以万计、或许是数以亿计的历代公牍、奏折、诏令及各种公文中，虽然也不乏有关国计民生、军政大事或人事任免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但大量的是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和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文字游戏。一些突发性的事件经过层层报告，然后得到层层下达的命令，往往已经失去实际意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4页
作者: 葛剑雄
副标题: 中国历史的启示
isbn: 7108006073
书名: 统一与分裂
页数: 247
定价: 10.8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1994-10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