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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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主要就这两段 -
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4页 -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页 -
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自序 -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ー目了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
以上对琦善卖国的心理活动的探究，是从求官图荣、贪财谋利的角度，即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去分析的。然而，古往今来的卖国者，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种堂皇的解释，即为了遵循某一种主义，实现某一种理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的。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士"，《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不出于东亚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并不正确，但却客观地反映出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的无可争辨的优越，并长久地维系着大一统王朝在中国的世系相传，即所谓“国无二君”。这种情势在清朝又具体地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
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蔑称为“夷”,并在其国名上加ロ"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为“唤夷”、徙夷”、“咪夷”。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尽管这种通商在清初、清中叶有利于中国，也牽系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依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兼之朝廷在此中获益不多，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部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 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乂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収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
然而，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写上如此一大堆为琦善辧诬的话，目的并不是辧诬本身，只是为能突出地思考这些问题： 为何把琦善说成卖国贼？ 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说法的存在有何利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生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页 -
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页 -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育。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変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倭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上粉饰之风大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 “剿”“抚”之变 -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
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
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
“天朝”体制和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
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
奸臣模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
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糅合到历史著作之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琦善其人
作者: 茅海建
副标题: 鸦片战争再研究
isbn: 710802294X
书名: 天朝的崩溃
页数: 600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5-7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