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几录》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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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很多读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与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而“中国文化的本质”乃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想象的建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
文学并非高高在上，自给自足的存在，超越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然而，对于古往今来的很多读者来说，＂尚友古人＂、＂直接与古人沟通＂的信念，却住往淹没了古今之间的时间距离。古代作者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物，超越了时间和变化，也不受时代风气习俗的制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页 -
手抄本是獨一無二的，西班牙古典文學學者John dagenais:一部手抄本具有口頭表演的品質。 被愛者是缺席的，我們只有對他或她的描述，並不能轉達全貌。 既然作何親自校訂的原本已不可復得，是什麼促使一位編者選擇的某一異文而拒絕另一異文？這樣的決定是基於什麼樣的知識背景，對東晉文學與文化什麼樣的了解，什麼樣的編輯方針，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基礎？ “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 王安石編輯杜詩的時候，覺得於理不通或者與下句語不類的文字，即“直改之”，然而這些被後代編輯者排除的解讀，對陶淵明同時代的讀者來說，很可能是熟悉的指稱。 我們至少可以檢視選擇某一異文和排除另一異文的歷史動機。也檢視被這樣的選擇所壓抑和隱藏的 另一個陶淵明。 《塵幾錄》的主要目的，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淵明被逐漸構築與塑造的軌跡。和傳統讀者接受批評不同的是，旨在探討讀者如何積極主動地參與對“陶淵明”的產生和創造。 “校書如拂塵，旋拂旋生”——宋敏求的父親 宋綬 陶淵明想必會理解，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自然的混亂，它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人類文明強加給它的脆弱秩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第三句诗的最后一个字一作“母”，如果和“王”连读，想必指西王母。现存的《山海经》或其它资料都没有关于鹈鸟和西王母的故事。不过，我们现有的《山海经》和陶渊明读到的版本很可能颇有出入。异文的出现，常常是因为人们试图解释表面看来晦涩难通的文本，但我们必须记得，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甚至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因此，在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选择往往不过是我们和未知因素达成的妥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阅读到天黑 -
在文本平滑稳定的表明之下，律动着一个混乱的、变动不居的世界。这就是手抄本文本的世界。 就好像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里斯本之尾纪事》中所说的：“要是还没有达到真理，你就不能开始修订，然而，要是你不修订，你就无法达到真理。” 陶渊明的作品就像所有的宋前文学作品一样，是经过了北宋文学价值观念的中介而流传下来的。理解宋人的“编辑方针”，对于理解陶诗至关重要，因为陶诗具有欺骗性的“单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宋编校者的施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宋人从自己的审美眼光出发，极口称陶渊明“平淡”，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也似乎确实符合宋人所谓的“平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平淡”正是宋人自己通过控制陶集文本异文而创造出来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很多读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与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而“中国文化的本质”乃是现在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想象的建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既然作者的“原本”已不存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一异文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检视选择某一异文和排除另一异文的历史动机，也检视被这样的选择所压抑和隐藏的“另一个陶渊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这里,只存在一个问题:苏轼对前辈诗人究竟为何等样人的理解只能来自那些讹误重重的抄本;而要想达到前辈诗人没有遭到破坏的“本来面目”,苏轼必须本着他从这些不完美的抄本中得到的理解,反过来对抄本进行修正。细思之,这里存在着某种反讽。就好像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里斯本之围纪事》中所说的:“要是还没有达到真理,你就不能开始修订;然而,要是你不修订,你就无法达到真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引言 -
能够随笔铅正杜诗抄本中的“舛缺”,的确需要慧心巧思,不过,令现代读者惊异的,恐怕不仅仅是少女的聪明,还是她随笔铅正杜诗文本的自信,更是韦公子和故事的叙述者对此所持的态度:他们似乎都觉得修补和改正一部舛缺的文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一部如是订正过的杜诗抄本也显然并不减少它的价值。这第二个例子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一个中世纪的读者,在对待他或她阅读的文本时,和一个现代读者是多么不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
对现代读者来说,理解这种差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习惯了印刷书籍的稳定不变,习惯于权威性的版本,版权以及“知识产权”的概念。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被我们阅读的书籍所改变,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改变我们阅读的书籍。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哪怕这作品属于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这个抄写者可以是任何性别、年龄和社会背景的人:职业抄手,显赫的文人,世家子弟,读书识字然而学问不算渊博的一般平民,或者,多才多艺的妓女。抄写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他或她抄写一部文本,可以是为了谋生,为了对诗歌的爱好,或者为了爱情。这些人以其抄写、编辑、改动、修饰、补缺等种种活动,参与了手抄本的创造。他们的参与极为主动、活跃,因此我们不能再把这种参与描述为读者对某一固定文本的被动接受,而必须视之为读者对一个从根本上来说变动不居的文本积极主动的创造。在这样一种模式里,“作者”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其作品里“作者”已经不再占据稳定,权威的中心地位,不再是一个全能的、控制和掌握了一切的存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
我们从韦氏妓的故事里得知,异文并不都是抄写者无心的错误,而完全可能是有意的改动,是对文本自觉地进行编辑整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北宋编辑们在准备印刷一部书籍时所做的事情。他们面对的,往往不只是一份抄本,而是同一文集的许多份不同的抄本。他们必须从众多异文中进行选择。有时,他们还得处理纸本和金石文献的不同。欧阳修校正的《韩愈文集》被公认为善本,但是,当他后来把集中的韩文和碑刻进行比较时,还是发现了很多差异。欧阳修不由感叹道:“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
对于后代编校者来说,宋人的编辑措施常常显得过于主观。据苏轼说，杜诗“白鸥没浩荡”的“没”字被宋敏求改为“波”字,因为宋敏求认为白鸥不会“没”于波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
陶渊明的作品,就像所有的宋前文学作品一样,是经过了北宋文学价值观念的中介而流传下来的。理解宋人的“编辑方针”,对于我们理解陶诗至关重要,因为陶诗具有欺骗性的“单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宋编校者的施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
“通顺易解”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标准,因为“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某一时代的读者一目了然的文本,在另一个时代里可以轻易地失去它的透明度。在陶集异文的选择中,表面上最“通顺”的异文往往排挤掉了那些乍看起来似乎不能和上下文轻易串讲的异文，然而,那些被后代编者排除的解读,对陶渊明的同时代读者来说,却很有可能是熟悉的指称。换句话说,在衡量异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时代的因素。文学并非高高在上、自给自足的存在,超越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然而,对于古往今来的很多读者来说,“尚友古人”、“直接与古人沟通”的信念,却往往淹没了古今之间的时间距离。古代作者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物,超越了时间和变化,也不受时代风气习俗的制约。这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在解读陶渊明时尤甚。阳休之曾说,陶集中“往往有奇绝异语”;但是,这些“奇绝异语”,经过无数代辗转抄写,再经过宋代编者的删削去取,已经差不多消失殆尽了,只有在从来不被人注意和重视的异文中,经过我们对晋代文学语境的重建,对文字来源与意义的详细考索,才能窥见端倪。宋人从自己的审美眼光出发,极口称陶渊明“平淡”,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也似乎确实符合宋人所谓的“平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平淡”正是宋人自己通过控制陶集文本异文而创造出来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求真”的误区 -
陶渊明被视为隐士诗人之宗。在现代中国,他更是被视为代表了某种“中国本质”的诗人。换句话说,陶渊明不仅脱离了他的历史背景,而且被限制于一个固定的形象。虽然学者和评论者们试图把这一形象复杂化,指出陶渊明“也有”不满足的一面,豪放的一面,也曾对弃官归隐的决定感到矛盾,但是,陶渊明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的基本形象已经定型了:他是高尚的隐士;他“自然”、“任真”(人们对那些不够“自然任真”的轶事往往避而不谈),对饮酒情有独锺，不为社会习俗所拘束(虽然当我们通读《世说新语》或《宋书》《晋书》中的“隐逸传”,我们会意识到:陶渊明的“任诞”行为在其时代语境中其实相当传统);他忠于东晋王朝,或者至少对东晋王朝的颠覆感到痛心;他最终决定远离政治世界，追求个人价值观的实现,在闲适的隐居生活中找到乐趣;他不为物质生活的清苦放弃原则,并写作了很多自然清新的田园诗赞美这种生活方式,等等。关于陶渊明忠于晋室的说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直到南宋才被深受道学精神影响的评论者极力彰扬—--他们想必在陶渊明的时代背景中,看到了南宋王朝的影子。虽然陶渊明本人在其诗文中从未明白地流露过任何忠晋情绪,从赵宋直到现代，“忠于王室”已经成为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之一,也是对他的作品进行阐释的一个指导思想,有时会导致非常牵强的解释,比如从南宋以降对其《述酒》诗所作的解读。在现代社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一面已经不再引起读者最强烈的兴趣,但陶渊明传统形象的其他方面仍然延续下来。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很多读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与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而“中国文化的本质”乃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想像的建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求真”的误区 -
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渴望稳定;文本的稳定,知识结构的稳定,历史的稳定。对异文带来的问题,我们最常看到或听到的排斥就是:就算字句“略有改变”，至少一篇作品的“核心”是稳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地在旧日的路上走下去。对稳定的渴望是人类共有的,但是,“稳定”只是一种幻觉。字句的改变不是无关大局的小节,它可以使一首诗全然改观;变化逐渐积累,就可以改变一个诗人的面貌,进而改变一部文学史的面貌。我们最终会发现:陶渊明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比他的传统形象更加新异,更富有游戏感。在他的诗作里,陶渊明常常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而且,虽然人们总是谈到陶渊明对田园的热爱,但实际上,诗人对于大自然的黑暗力量——它的无情,它的毁灭性——感到很多的焦虑不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求真”的误区 -
在为数不多的百余篇陶渊明诗文中,异文所占的比例相当大。据袁行霈在《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一文中的统计,可以上溯到南宋的汲古阁本有七百四十余处异文,这包括字、词甚至整句的异文,“又作”等不算在内;有1140年跋的苏写本(也称绍兴本),包括大约两百多处异文,其内容不超过汲古阁本范围;十三世纪中叶的汤汉本以诗为主,有一百四十三处异文;到了年代更晚的李公焕本,则不过只有六处异文而已。我们现有的陶集版本不过是宋元流传版本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假如我们看看这些统计数字,还是会注意到异文数目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和陶渊明形象逐渐固定相平行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求真”的误区 -
但是,也有一些选择表面看来是出于审美的考虑,其实掩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差异。即以著名的“悠然见/望南山”而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修辞范畴。“见”被视为更自然、更具有偶然性;“望”被认为太自觉,太用力,因此不够“自然”。既然陶渊明被视为“自然任真之人”,那么只有“见”才能代表“真正的”陶渊明;而对“见”的选择,反过来更“证明”了陶渊明是一个“自然任真”的人。这样一种阐释怪圈(用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为基础来选择异文,然后再反过来用选定的异文“证实”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值得我们对这一取舍过程进行严肃的反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到底应该作“见”还是作“望”,或者试图为“望”翻案,那么,就是没有能够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求真”的误区 -
黄丕烈校勘原则的优点在于他校对时非常谨慎,总是记录下来所有的异文,但是,这种思想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拒绝承认手抄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加强了这样的幻觉:尽管在文本流传过程中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完美地恢复古人的面貌与精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生尘的几案
作者: 田晓菲
副标题: 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isbn: 7101054218
书名: 尘几录
页数: 341
定价: 39.00元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07-8-1
装帧: 平装
又名: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Tao yuanming& Manuscript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