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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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王芸生无法再像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代那样办报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新闻统制办法。 表面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査制度，甚至于1946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党团会报办法，看起来远较共产党的统制办法要严酷得多。1947-1949年不到三年时间里，它不仅动辄通过《中央日报》等党报党刊严厉斥责言论出格的私营报刊，而且不惜频频查封违规的报刊。如上海《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晚报》等1947年即遭此厄运。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并不特别限制报道新闻的范围，各报自然就可以各显神通找到“新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较大的报纸也就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有特色的新闻分析的言论。共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为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页 -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5]，并不特别限制报道新闻的范围，各报自然就可以各显神通找到“新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较大的报纸也就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有特色的的新闻分析的言论。 共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为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报纸新闻性的初步丧失 -
相反，只有充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带来联合体的自由发展。[51] 在这里，个人权利及意志的自由是马克思衡量所谓“集体”是真是假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当今知识界用以评判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多地不是看作为整体或集体的国家、民族的强弱，而是要看个人权利及其自由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六、余论 -
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洗的目的。这对中共更好地控制报刊这种舆论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七、思想改造再获“解放” -
据李维汉讲：“一九五七 年十二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別人免予处分。” 一个月之后 即1958年1月，中組部、中宣部、统战部有关部门进一步选择了比较突出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处理参照标准。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并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 李维汉讲，因为各地 照此标准行事，以至“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数用非所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66页 -
围绕着周一良自传引发的批评，和围绕着程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引发的风波，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周一良只不过是说了自已想革命，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程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诚“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绅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官方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 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程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得很明白的话，却被极力为他鸣不平的好心的人们忽略了。除了少数仍坚持批评他革命意志动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好多年来都在想方设法为瞿秋白那些心灰意冷的说法进行辩护，一定要把他推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政治高位。如此一来，瞿秋白临死前自我解剖的初衷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恰恰是他写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他原本就是想要告诉他过去的同志们：我终于明白我不过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书生、文人，“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已的绅土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食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世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的。何况一且真的被动地变成“政治动物”，被这个党或那个党拧在永远不停地向前运转的革命机器的某个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样，被拧在了最核心的发动机上，日复一日地碰撞厮杀，一个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书生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惫”和“乏味”呢？ 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 读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几乎共同的规律，那就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这100年，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像古代社会一些自在道遥的读书人那样，躲在乡间传道授业，品酒吟诗含饴弄孙，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读书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冲击，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而刺激。 在那种年代里，一个人的真性情往往直接决定着他对政治的态度。这和哪个党没有多少关系。凡少年书生，越是血气方刚，就越是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越会多一份良心的驱使和救民救国的沉重责任。早年诸多以身殉义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他们原本只是学生、教师或报人，亦大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书生文人。他们未必最适合于投身于政治斗争，但这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已成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就再直观不过地写出留日学生林觉民赴义前这种不得不的思想情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
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其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子，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并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千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面对中国政治这一严酷发展现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价值与定位的。在中共党的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程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然而可悲的是，想明白了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国共斗争的条件下还是在共产党自身政治的环境中，都没有一个想明白了的程秋白存在的空间。对国民党来说，不公开反省并责共产党，就只有死。对共产党来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退出组织就是叛徒。因此，要想另过一种远离政治、“求得一口饱饭”足矣的自由生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从瞿秋白身后因《多余的话》被党发现遭遇的种种情况可知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想明白还不如不想明白，由此给自己和家人造成的痛苦可能还会少一些。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儒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
历史上非党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在党的信任之中。包括从来被视为中共同路人，身居北京市副市长高位，且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吴晗，在运动还没有大规模轰起之前都成了要被组织上监视的对象，又何况像潘光旦这种曾两度因为反动罪行被斗被批的摘帽右派分子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改造标兵”奈何命运已定 -
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1935年）11月27日，清华的学生首先就已经鼓噪起来了。12月9日，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清华的众多学生，与同在西郊的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先后步行赶到北平城的西直门，要求进城示威。这一天城外的学生虽然被关在城门外，未能进城，但16日北平学联不顾各校校长联名劝告，再度发动示威游行。这一次清华的学生终于进到城内，和十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起在天桥广场举行了抗议集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6页 -
我们党员在私营报社中应当把报纸搞好还是搞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0页 -
共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为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0页 -
当然，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治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0页 -
不仅事涉军事、外交的消息，私营报纸不能抢，不能报，就是地方新闻，许多也还要经过地方党报统一，否则私营报纸也不能抢，不能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0页 -
一个人可以不赞成一种政令，但不赞成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妨碍他的遵守的行为，反过来说，遵守的行为也并不一定会埋没他的不赞成的态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8页 -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触碰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产生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烦死、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番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狭隘“‘”叛变“，要么”看风使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作者: 杨奎松
副标题: 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isbn: 7549536309
书名: 忍不住的“关怀”
页数: 446
定价: 48.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1
装帧: 平装
出品方: 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