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风骨》的原文摘录
-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6页 -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里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0页 -
为什么国人在爱国问题上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态呢？辉煌的古代史与屈辱的现代史造成了种种扭曲心理，把盲目排外与民族气节、一味封闭与抵御外侮、正常交往与卑躬屈膝、学他国之所长与崇洋媚外、审时度势维持对己有利的和局与卖国投降混为一谈。深层次的是自卑和缺乏自信，尽管有时表现出来的是虚骄之气。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5页 -
实际上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制度的变革和实施总是靠人来做的，既是人就有思想。从晚清到民国致力于变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没有少努力，即使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装旧酒，深感存在于国民中的旧势力，旧思想之顽强，所以才倡导新文化运动，今日之青年对那段历史已经陌生。不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中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页 -
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政治思想却未同步。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页 -
愛國本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如同愛家人、愛親人一樣發自內心，不是別人強加的，當然也和愛家和親人一樣包含著道義和責任，乃至犧牲。但是外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愛得這麼痛苦，「雖九死其猶未悔」；為愛國而要在本國忍受那麼多誤解、屈辱，甚至累及身前身後名。近鄰日本是民族主義極為強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現在處於弱勢時「反求諸己」的能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從一開始就伴隨著知識界、政論家以及文藝作品對時弊的深刻尖銳的揭露和批判而發展起來；近年來「美國衰落說」在國際上頗為流行，其中討論得最起勁、危機感最強的可能倒是美國人自己，當然也有相反的意見，但是根本不能想像在兩派辯論中會涉及愛國與否的問題。衰落論者也不必先表白這是出於愛美國之心，並無滅自己威風之意。同樣，他國持美國衰落論著也不會被認為是對美不友好。為甚麼國人在愛國問題上有那麼多複雜的心呢？輝煌的古代史與屈辱的近代史造成了種種扭曲心理，把盲目排外與民族氣節、一味封閉與抵禦外侮、正常交往與卑躬屈膝、學他國之所長與崇洋媚外、審時度勢維持對己有利的局與賣國投降混為一談。深層次的是自卑和缺乏自信，儘管有時表現出來的是虛驕之氣。⋯⋯甚麼時候中國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對待世界一切強於或弱於我的國家，既充滿民族自信又虛心學習他人長處，既懂得保持民族精華，又能以開闊的胸懷對外來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們民族真正的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時候。 1996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爱国的坐标 -
诚然，反抗总是由压迫而来，是“官逼民反”，百姓总是愿意安居乐业，忍无可忍才会揭竿而起，因此“造反”可能有一定的“理”，并且值得同情，但造反不等于一定具有进步性，不能以唯成分论对待之。相反，这种造反的手段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规模越大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越严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1页 -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如同爱家、爱亲人一样发自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当然也和爱家和亲人一样包含着道义和责任，乃至牺牲。但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得这么痛苦，“虽九死其犹未悔”；为爱国而要在本国忍受那么多误解、屈辱，甚至累及身前身后名。近邻日本是民族主义极为强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现在处于弱势时“反求诸己”的能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知识界、政论家以及文艺作品对时弊的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美国衰落说”在国际上颇为流行，其中讨论得最起劲、危机感最强的可能倒是美国人自己，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但是根本不能想象在两派辩论中会涉及爱国与否的问题。衰落论者也不必先表白这是出于爱美国之心，并无灭自己威风之意。同样，他国持美国衰落论者也不会“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空前紧密而复杂的世界中何以自处，仍是不断向每一个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爱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倡导精神文明中的主旋律。如何理性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需要出发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想，20世纪末，乃至“跨世纪”的在位与在野的思想精英们，理应比19世纪中叶的先辈心胸更为宽广。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爱国的坐标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國學熱」，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幾年經濟增長之力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傳統」（例如所謂三個傳統——儒家、［一九四九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一並繼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導「政教合一」，還有赤裸裸地恢復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極端國家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制皇朝，通過美好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滿轉向洋人。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無論理論上如何不合邏輯、如果歪曲歷史，無視客觀現實，在表面上卻常占領道義制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以「XX亡我之心不死」（過去「帝國主義」、「帝修反」，現在是「境外敵對勢力」）來掩蓋施政的缺失，壓制國內的不平之鳴；搖旗吶喊者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聖」。上述「含淚勸家長」一文，用的藉口也是家長維權討個說法，就要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罪名嚇人。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祇能掩蓋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抵制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進步的道路。此種思潮再次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沈重的代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
“人道主义”之类的观念也暂且撤在一边。单人冷冰冰的生产力论，这三千名工匠当然包括设计师、工程师以及技术工人，而且大约都是全国最高级的。前面提到的种种令今人叹服的精巧匠心体现了多少智慧、知识和经验！以秦始皇之威，又把造墓之事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想见天下能工巧匠都集中于此，迨无子遗。这样强大的生产力长年累月用于为死尸营造墓穴之严重浪费，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见怪不怪，不必多提了。连造墓人真的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也已成为源远流长的传统。北京的明陵不也是墓成之后大门巧妙地紧闭，里面的工匠一个也跑不出来吗？后人对此也已麻木，如果天天看兵书落泪，替古人担忧，恐怕泪早已千枯了。我国古代，的确有过高度发达的技术，不论那些设计者和施工者是否意识到，那工艺绝对符合现代物理学、力学以及种种科学原理。然而，再伟大辉煌的智慧，经得起这样几千年一贯有意识地予以扼杀、使其失传吗？“焚书坑儒”之举尽人皆知。就算所坑之“儒”都是些只会发空议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但百无一用，而且常出逆耳之言“添乱”，在君主眼里死不足惜，那么那些为他生前死后设计制造了这么宏伟的宫殿、陵墓和精巧器物的有高度实用价值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呢？我们这样伟大智慧的民族何以科学落后，是几代人殚思竭虑研究的课题；或者干脆否认这一事实，以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或“中国最早”满足民族虚荣心。只要看看这延绵几年的墓葬传统及其所体现的统治思想：生前以天下奉一人，死后在地下继续享用：这还不够，还要保证这一切连同其创造者都只为一人服务，以千万生命殉这“最高机密”，难道还指望知识能积累、传播，科技能向前发展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兵马俑前的沉思 -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页 -
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9页 -
如果正确地、全面地实施科学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贯彻其中。问题洽洽在于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见的一种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修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名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1页 -
他明确指出国民是由个人组成的，造成民弱、民贫、民无耻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的民权无保障。国民求自由的锐气“一锄之，三锄四锄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久之而猛烈沉浓之权利思想，愈制而愈驯，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复之望绝，而受羁受轭，以为固然……”，造成这种情况，“政府之罪，又乌可逭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国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政者一再打击和铲除民族的锐气。因而他大声疾呼倡导民权思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要强国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这种思想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结，无论是面向知识群体的新文艺、新文化运动还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乡村改良运动，目的都是一个：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争取平等权利、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稳奴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5页 -
他还认定，英国之强在于其立国之本是议会民主制加民选市长制，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二者相辅相成以成其富强，而造船、制器等又是“其末中之一节”。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6页 -
中國「士」的精神內涵又是甚麼？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訓，讀一點論、孟，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等等。這些話，總的精神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獨立人格」。而另一方面，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而是對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有時退而「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內心的抱負都在「兼濟天下」。這種精神包含了中國讀書人最看重的「骨氣」和「擔待」兩個方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代风骨今何在？——读《民国那些人》 -
實際上所謂「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在悠長的歷史中，在一種制度下形成的、滲透到民族的血脈中的集體記憶，一種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這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有很強的韌性，在剛性的制度變革之後還會長期存在。制度的變革總是靠人來做的，既是人就有思想。從晚清到民國致力於變革圖強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沒有少努力，並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他們到處碰壁，即使通過武裝起義，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裝舊酒，深感存在於國民中的舊勢力、舊思想之頑強，所以才倡導新文化運動。今日之青年對那段歷史已經陌生。不了解這種舊文化之頑固和由此生發出的種種反人性的罪惡，也就無法理解那一批原來受過深厚的傳統文化的薰陶而又有機會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他們打破枷鎖，衝出牢籠的強烈要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
所謂「文化決定論」，也就是「國情例外論」，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來否定「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的普適性及與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資產階級」，理所當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在「但是」後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認為中國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傳統，本來就與西方截然不同，不適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憲政「這一套」，祇能實行「威權主義」（這個名詞實際是舶來品），還是應該回到儒家的「仁政」，實行人治和劃分等級的「禮制」，幾千年就這樣過來的，沒有甚麼不好。還見到一種說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軟弱，大權旁落於權臣或宦臣之手與歐洲的君主立憲——虛君制相提並論，算是已經有了「憲政」。這是出於無知、偏見，或對「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極端，雖未公開主張恢復皇權專制，亦不遠矣。這種「精英」的思潮與大眾娛樂相結合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充斥於屏幕的宮廷戲——秦皇、漢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主子」、「奴才」，「吾皇萬歲、萬萬歲」！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強之前，中國以「三綱五常」為經，皇朝專制為緯的社會，本是和諧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進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現「五千年輝煌」，以此引領世界，醫治西方社會的痼疾！當然持此論者並不拒絕享用西方物質文明中的科技、器物。一下子時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張之洞的「體用」那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
中国古代产生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作者: 资中筠
副标题: 资中筠自选集之三
isbn: 7549507945
书名: 士人风骨
页数: 196
出品方: 理想国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0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