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书袋”与周作人文章的“涩味”

就“寅老之文不工”的问题，程千帆在《闲堂书简》明确断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为什么呢？程先生说：“现代文献学或考据学要求文章细密周衍、网罗详尽的文献，这就使文章无法简明扼要。加上文献中文言白话古今中外无所不有，都引在一篇文章之内，其风格自然无法统一，按照古人传统的办法，引文可以节要，可以概括，也可以改写。这就可以使之与作者的文笔形成一体，从而避免上述之病。前人名作，如汪容甫的《荀卿子通论》、章太炎先生的《五朝学》……黄季刚先生的《汉唐玄学论》即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证据确凿，文风雅健，兼思辨与艺术之长。王、陈重在考据，所以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即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因为王、陈更加接近，或者已经入资本主义学术之流，而距离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标准，更远些了。”也就是说，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已和西方近代学术接轨，他为了科学之真，情愿舍弃文学之美。
更有意思的是，恪老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程千帆则认为，“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考究陈寅恪的论著，确实如此，一方面，他熟悉现代学术规则，材料要有出处，不能剪裁失真；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

恪老行文的缺点自然是“繁冗枝蔓”，但优点也不少：一是，尽量保证了史料的原汁原味，便于其他学者检验；二是，通过原始史料营造氛围，引导读者走进历史情境，确定事件在“时·地·人”坐标系中的位置；三是，原始资料在，有兴趣、有基础、有毅力的读者可以借此复原恪老作文运思的过程，细致体验他“了解之同情”、回旋往复的论证之妙。（网友“-aller-”说：“看严复批注的John Morley所写Burke，批注连连，作者一个句子藏有四五个知识点，还喜欢用人家本名，害得严不得不勤查韦氏词典，一一给注出来，现名，干什么的，生卒年月。都是一唱三叹，文字摇曳生姿，很有气势，其知人论世和熟谙历史与政治的修为，让严老先生佩服不已，这就是英国老式文人的行文特色。”）
追求知识是人的好奇心使然，然而“现代科层化的知识”是客体化的“知识”，切断了知识与人的自然联系，导致现代人的焦虑和紧张。因此，“随笔”的出现，是既能满足现代人探索知识的好奇心，也能避免“现代科层化知识”对人的压迫。打个比喻，通过论文获取知识就好比跟着导游旅游，单位时间内游览的效率是高，但却失去了沿途走走停停、东张西望的乐趣；而通过随笔获取知识就好比自驾游，尽管可能时间效率不高，但所看的都是自己想看的，既避免了时间压迫的焦虑，又避免了单一目的论的枯燥，让自己的身体真正放松起来。
胡适的文学观主张“言之有物”，语言的“及物性”相当重要，与“能指”对应的“所指”要比较清晰、透明、固定，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对应物。而废名等现代派作家却认为，骈文律诗是人工化的自然，词句相互间的抽象关系，比现实世界与心灵的对应更为重要。用索绪尔、罗兰·巴尔特、德里达的语言观就是说——“能指”与其说对应的是一个固定“所指”，毋宁说对应的是一群“能指”。诸“能指”之间互相指涉、交织、覆盖，甚至冲突，“能指”在到达“所指”前就已经转向了其他“能指”，这种词句间的漂移、断续、延异反而加深了文学性。
但“涩味”还是从文章本身品起最地道，尤其是语言。这点郜元宝的分析挺精彩的，他认为，《国语改造的意见》是周作人对现代白话文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纲领的方法有三：采纳方言（但保持国语地位）；采纳外来新名词和新语法而和本有的杂糅（欧化却非同化）；采纳古语使之成为现在的新古语。那周作人散文有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标准呢？先说“欧化”，“拿他的散文和理想中的欧化白话文即《圣经》中译本相比，差距一目了然。知堂说《圣经》白话文译本‘真是经过多少眼睛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再说“方言口语”，“虽然知堂体认定白话文也是文言，是写在纸上的文章，不是照直记录说话……但他自己的文章实在太迁就说话，很不经济和简练，同样的意思往往就像日常说话的场合一样叮咛再三…….影响篇章结构逻辑上的整严与递进转换…….絮叨重叠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唯一的好处，或许是以重叠反复遮掩过于明显的层次递进而收含蓄谦让之功，但其失也大，可谓得不偿失。之所以陷入这个窘境，原因乃在于他未能有力地把握说话与今古文辞的隐秘联系，未能使两者相与为济，相得益彰。”也就是，太迁就“说话的腔调”。（参见《汉语别史》）
从对文言的吸收看，周作人散文观的内在矛盾就更大了。知堂1930年所作的《论八股文》一文写道：“八股文……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是中国文化的结晶……自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中国人的戏迷是实在的事，他们不但在戏园子里迷，就是平常一个人走夜路，觉得有点害怕，或是闲着无事的时候，便不知不觉高声朗诵出来，是《空城计》的一节呢，还是《四郎探母》……从这里我就联想到中国人的读诗，读古文，尤其是读八股的上面去。他们读这些文章时的那副情形大家想必还记得，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畹华先生唱戏时差不多，有人见了要诧异地问，哼一篇烂如泥的烂时文，何至于如此快乐呢？我知道，他是麻醉于音乐里哩。”
摆在知堂面前的难题是，古文的最高代表“八股文”思想上是一堆垃圾，但在运用语言的艺术上却“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怎么办？知堂的办法是将从韩愈到桐城派的古文称为“选学妖孽”，而推崇起晚明“公安竟陵”的小品文来。郜元宝认为，虽然知堂觉得“骈偶不妨利用，以增加白话文的丰富性”，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因着年轻时代‘对对子’的积习而真的向骈文学习，多用骈偶句式和骈文所独具的丰瞻词汇。”“知堂讨厌中国文学传统上的腔调，相信一有腔调，思想就会完结，因为腔调容易让作者和读者哼得舒服，忘记思想道德的问题。”即使对他推崇的六朝与晚明散文，他也是将其中容易使读者重声调而轻意义的麻醉的“音乐性”剔除出来，“这就无怪乎‘知堂体”不仅完全不见留学日本和蛰居绍兴时的骈散夹杂的声调句式，也很少《国语改造的意见》里主张的从文言中学习的‘形容词’——文言形容词，大多属于双声叠韵，极易产生腔调。知堂在理论上有心提倡，自己作文却极力回避。结果，他的白话散文就变成具有‘欧化’骨骼、纯粹‘写话’、‘至多理说得圆’的说理文，往往篇少分行，文不加点，一拖到底……叮咛絮叨、拖沓臃肿，兼之好用与白话显得格格不入的化不开来的文言旧字面，以及许多纯粹交代性的絮语，很容易使人昏昏欲睡，难以卒读——倘若不是对潜含的知识思想情趣具有深切领会而独得其妙的话。”（参见《汉语别史》，第175-215页）
周作人的散文似乎既反汉语的音乐性，也反汉语的绘画性，简直一无是处喽？可为什么钱玄同还称其“作风颇觉可爱”呢？针对周作人1931年后备受争议的“文抄公体”，郁达夫在1939年还夸赞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道劲的一途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这里面，一定是周作人文章里有某种东西弥补了他音乐性和绘画性的缺憾。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上面说的“涩”。

知堂文章，犹如陈年普洱，“苦不叮嘴，涩不挂舌”。刚刚入口时有一点苦，但马上回甘；有一点涩，但马上化开，生津出韵——口腔里感觉风生水起但层次分明，变化丰富却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茶道里面说，心脏好苦味，所以，苦是五味里的至味，苦是香气的骨架，一如梁柱之于房屋，抽离了苦味，游离于空气中的香气将显得抽象而恍惚。涩则是“初相的刻度”，“适度地在行茶时展现一定的涩度，像蓄墨饱满的毫笔在纸上运行时，最后以一笔减速的拖墨留在字间，形成比起笔更有精神的力量。”（李曙韵《茶味的初相》）赵孟頫的运笔比王羲之还精致，为什么却不如王？盖因为王的书法里很不少破笔、贼毫，甚至戛然而止，恰恰增加了整个空间的想象力，进发出艺术和生命光芒。

“涩”首先表现在词语上，目的是一一反对音乐性的麻醉和绘画性的添油加醋，避免它们妨碍思想的清明，淡化人生的悲剧感。
文言文写作也是一样，你比如一个混混，如果犯事在外躲避时，碰上他爸爸去世，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主动代他主丧，送葬的那天，来了数百辆豪车，本没有什么自豪的。但假如，放在秦汉时代，这混混纠集起一帮小兄弟打天下，或者投奔某大人物，混了个将军当当。那文人就会吹捧：“将军意豁达，好狗马，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喜交游……家贫，以席为门，父脑溢血死，时将军避吏事，在外不敢归。乡里长者亲赴其家为主丧，殡日，自远方而来会葬者，豪车无虑百余辆，其得人心如此。”有没有觉得一下子高贵冷艳起来了？（参见史杰鹏《文言的功用》）所以，语言的“音乐性”这东西，往往会放大大人物、大场面、大概念的戏剧性美感，却挤压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淡化了人生的悲剧感，显得不够瓷实。知堂忌此，实在出于苦心。
仅有语言的“涩”，知堂还够不上“文体家”的美誉。他必须让句子“涩”起来，缓解现代线性时间观的焦虑，也避免单一目的论的枯燥和科层化知识的压迫；他更需要让段落也“涩”起来，这样才能拓展开文本的意义空间。而“掉书袋”正是知堂增加文章段落之间“涩味”的法门。

对于“掉书袋”，周作人是这样辩解的，“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书。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其事甚难。孤陋寡闻，一也。沙多金少，二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苦竹杂记·后记》）多年以后，他又补充说：“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的信》）这话说明两点：一是，知堂抄书是有选择标准的，即“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二是，知堂抄书是因为他不愿意直说。一般认为，这是知堂散文“间接表达”、含蓄典雅的特色。殊不知，这正是知堂洞悉了文本的“互文性”玄机也。

为什么要抄“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因为普通读者可能读不到，知堂就引用过来与大家分享。可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话转述呢？这就是跟注解中国古典诗词一样，“以诗解诗”比把古诗翻译为白话，更能保持诗歌的美感。

更重要的是，或许在知堂眼中，文体就该是爱因斯坦式的开放体系，而不是牛顿式的封闭体系，他性喜翻书抄书，喜欢松散结构，“文本都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的巨大意义网络的一个扭结”，“文本是无法追根寻源的、无从考据的文间引语以及典故、格言、谚语等构成的编织物，文本总在指涉着其他文本。”这种抄书+按语点评的方式，能让他享受“句式的统治，来源的颠倒，让前文本来自后文本的随意。”“任何事情总是发生在某一特定时刻，思想和文字不可能对其作‘实况直播’，事物在头脑中产生印迹总是延迟的。文字总是指涉不在场的符号，这样就具有了指涉他者的性质，符号一开始就以偏移的方式运动，它总是偏离本身、漂移的能指，这样文本表现为歧义、派生、转义和互文。”（参见赵渭绒《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所以，周作人“掉书袋”跟李商隐“用典”、废名营造“空白”一样，客观上造成了文本的断续，衍生出了互文性。互文性意味着“任何文本都联系着别的好些文本，同时对它们进行复读、强调、浓缩、移置和深化”。索莱尔斯这话也可看作对知堂抄书的精妙解读。
从这两篇关于“货声”的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周作人并非一概反对语言的“音乐性”，而是认为声音首先要自然、真切。在他的《夜读抄》里，文本似乎不再是产品，而是一种生产力，它体现的不再是静止的清晰的意义，而是各种话语意义的对话和冲突组成的交响乐。

对话性恰恰也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人文思想的重要特点。“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他性与差异的存在也被巴赫金看作对话的基本条件，在巴赫金看来，文学艺术完全是一个杂语的世界，对话的世界，任何文本都是对先前文本的应答，并且天然地要求后续文本对它作出回答，“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进发出火花，她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参见《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换成中国话说，知堂的“抄书体”，就像从“单口相声”发展成了“对口相声”，所引材料像“捧哏”，用来叙述和当“包袱”；知堂自己则像“逗哏”，在三翻四抖中逗出高潮。只不过，他的文章意不在逗笑，而在思想和余情罢了。
为什么学者陈寅恪“掉书袋”让人晕头转向，作家周作人“掉书袋”却让人津津有味呢？盖因为，互文性在科学中的作用远不如文学，“科学文本中的互文性现象几乎都是消极互文性。这是因为科学追求共性，科学实验要求可以重复，科学定理要求具有普泛性，在科学看来，‘永久的、普遍的和统一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逻辑上都高于那些暂时的、个别的和多样的事物。’科学家把世界看作被剥夺任何历史涵义的概念的信号系统，所以他们操作和运用的是不模棱两可的、准确的概念和定义。用巴赫金的话说，科学是独白的世界，要求毫厘不差地转达他人思想。因此，科学著作和学术论文的互文性就要去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再现他人意愿，不能有丝毫的增加、缩减和改变。”（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知堂文章的“掉书袋”则是一种“积极互文性”，所引材料对文意和作者的性情都起到了复读、强调、浓缩、移置和深化的作用，也就不会给人獭祭鱼的“罗列感”，这就跟他的博学一样。
钱钟书在评价钱仲联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时指出：“集释真不容易写，你不但要伺候韩愈本人，还得一一对付那些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他们给你许多帮助，可是也添你不少麻烦。本来各归各的个体活动，现在聚集一起，貌合心离，七张八嘴，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钱钟书论学文选》）

知堂“抄书体”恐怕比起集释来就更不容易写吧，先是要有识断，否则就是“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就会凌乱。更重要的是，要有余情，否则枯燥的知识就会窒息性情。知堂博学的厉害之处，不但在于跨好几个不同的文明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历史，以及日本的异俗故事），更表现在不忌小大、东拉西扯、上天下地，可以写很琐碎的日常生活，构成独特的、无法模仿也无法取代的趣味。他跟博尔赫斯一样，擅长于将极其形而上的话题，旁征博引地诉诸日常言说，不露丝毫的概念痕迹，从而给人审美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