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马的媒体：首个社交媒体生态系统

罗马的政治制度实质上仍是小城邦的制度，权力集中在构成政治精英阶层的少数几个世代联姻的大家族手中。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它与治下人民的冲突导致了连续不断的阴谋、叛乱和内战，其间不时有人试图推动政治改革。在这个动乱频仍的时期，罗马广袤领土的命运在极大程度上维系在它的统治精英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上。社会流言和政治新闻交织混杂；无休止的结盟、谋算和策划维系着广泛的关系网；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在连续不断的阴谋诡计中选对边，这对当事人来说有可能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 在罗马城内，这类消息通常靠在广场（Forum，是当时政治和商业活动的中心）上，或在罗马人至为喜爱的叫作“convivia”的宴饮上众口相传。但身在城外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偏远的行省任职，还是在乡村别墅里逍遥，也可以通过写信来参与信息的交流。罗马人的命运经常和在罗马帝国边陲地区的贸易或战争息息相关，身处边远地区的人需要了解首都权力斗争的最新态势。对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来说，书信既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与其他成员确定并维持关系的方法。罗马的精英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读写能力很强；至少按古时的标准来看，交通联系迅捷可靠；抄写人和信使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是奴隶，因此抄录和递送信息至少对精英阶层来说快捷便利且所费不多。研究古罗马时代书籍的历史学家雷克斯·温斯伯里（Rex Winsbury）称奴隶制为“支撑罗马文献的基础设施”，不过也可以说，奴隶是罗马时期的宽带。有史以来第一次，个人和政治的新闻和流言开始以书面形式大量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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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字母的一个常用的缩略语是SPD，是“salutem plurimam dicit”的首字母缩略，意思是“多多致意”。这个缩略语用在信首，前面是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比如“Marcus Sexto SPD”（马库斯多多致意塞克斯图斯）。另一个常用的缩略语是SVBEEV，它的全文是“si vales, bene est, ego valeo”，意思是“愿您一切安好，我也都好”。这类缩略语节省篇幅，也节约时间，正如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发帖和手机短信中使用的简语（BTW, AFAIK, I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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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有钱人习惯于口授信函由抄写人记录，收到别人的信后则让抄写人读给他们听，这个习惯进一步模糊了写信和交谈之间的界限。能干、可靠的抄写人十分抢手，因为他们能大大增加一个人每天处理的信息量，据说尤里乌斯·恺撒能同时口授两封或两封以上的信件，由不同的抄写人记录。西塞罗一生基本上只用一个秘书，他叫提罗（Tiro），曾经是奴隶，获得自由后仍继续为西塞罗服务。据说提罗发明了一种速记法，大大提高了听写速度，结果，西塞罗口授信件和演讲词所需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处理的往来信件量也因此而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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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快捷的短途信件是用铁笔写在蜡版上，蜡版装在木框里，木框可以像书一样折叠起来。在现代人眼中，这些木框围起来的平面蜡版看起来与平板电脑非常相似。收信人的回信写在同样的蜡版上，送信来的信使立等把信带回给原来的寄信人。用铁笔的平头把有色蜡版上的字铲平后，蜡版还可以接着用。在罗马城里，这个办法非常方便，给某人写信问一个问题，一两个小时内即可接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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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信件是写在莎草纸上，莎草纸价格较贵，但轻便易于运输。一张莎草纸通常是6英寸宽，10英寸长，够写一封短信；但如有必要，可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成为一大张，以供写较长篇幅的信。写信的笔用苇秆做成，蘸的墨水用乌贼鱼的墨汁提炼而成，或是用煤烟、树胶和水混合制造。字句分排，每排2到4英寸宽，从左到右占满莎草纸的页宽，纸只用单面。写完后把纸卷起，用线捆好，加上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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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代的信件是半公共的文件，经常不只写给收信人，而是面向更多的受众，部分的原因是信在传递的过程中保密实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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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公报称为“行为录”（acta），是古罗马最接近报纸的东西。它虽然每天都出版，但每期只出一份官方文本。国家负责在公共广场张贴《每日纪事》，但不管抄录或传播，这样的事由读者来做。报纸的这个老祖宗是靠经由社交关系网的非正式传播来到达广大受众的。 创办这份前无古人的刊物的不是别人，正是尤里乌斯·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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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说，恺撒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元老院议事和人民讨论的情况须每日汇编发布。”应运而生的公报叫作“the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逐字翻译就是“罗马公民每日行为录”，不过名称经常简略为“每日纪事”，或干脆只是“行为录”。它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3世纪。意为“每天”的“diurna”一词成了英文单词“日报”（journal）和“新闻业”（journalism）的词根。 恺撒创立《每日纪事》的举措有其政治意义。他是平民主义者，认为元老院的贵族派（optimates）掌握的权力太大。他当选执政官前，曾承诺把国有的土地分给人民，但这一政策遭到了贵族的激烈反对。按照古罗马的治理制度，公民大会在广场上公开举行。然而，元老会却闭门议事，乐意的话才向大众公开辩论、演讲或投票的详细情况。恺撒命令公布元老院每天议事情况的小结，这个办法轻而易举地使民众注意到贵族元老院议员对他的平民主义政策的反对，并巧妙地削弱了元老院的神秘性和权威。恺撒的目的不是要使罗马的政治更开放、更民主，而是要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努力实现他自己成为罗马的绝对统治者的野心。他相信，只有把权力尽集于一人之手，才能驯服罗马一团混乱的政治。他因此与贵族起了冲突，因为贵族要捍卫元老院的权力；也因此成了西塞罗的对头，因为西塞罗要保护共和国的机构和传统不受野心勃勃的暴君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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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即使表面上是小事，实际上却有政治意义。比如，离婚在古罗马政治中是备受关注的事情，因为婚姻经常用来加固政治联盟或获取财富来支撑政治生涯。因此，离婚意味着政治上的机会。塞内加不无嘲讽地说：“没有离婚就没有《每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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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纪事》并不使用大字标题，文体也不夸张渲染。从公元1世纪的戏剧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在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里对《每日纪事》的滑稽模仿中可以看出，《每日纪事》以简洁明了的文体叙述事件，如同当今的新闻电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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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都是手工抄录和传播的。罗马人其实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有能力制造活字印刷机：西塞罗在一篇哲学专著中顺便提到过用各个单独的字母组成新词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能设想通过把大量用黄金或其他物质铸造的字母随意地组合起来，当场就可以用这些字母印刷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呢？”）。但是，奴隶制意味着使用人工抄写十分廉价，所以，没有人热心于发明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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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内，富人可以派抄写人拿着铁笔和蜡版去广场抄写《每日纪事》中主人感兴趣的内容，并记下在广场能够得到的文件或听到的传言。想知道《每日纪事》全文的人可以派抄写人去全部抄下来。很快，一些有生意头脑的罗马人看到，每天记下《每日纪事》的内容，让抄写人誊写若干份，再把抄本送到城里愿意付钱买的人家，这是个赚钱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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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把谣言女神法玛（Fama）描述为一个可怕的怪物，她长着巨大的翅膀，每一根羽毛根部都有一只耳朵、一只眼睛和一张嘴巴。“白天，她踞于最高的楼宇顶上，观察一切；夜晚，她在天空中漫游，转述一切；她从不休息，传播谎言和真话同样孜孜不倦。”罗马人确实经常听到远方传来的消息。然而，现实生活中把消息广为传播的不是四处漫游的女神，而是抄写人、信使，还有携带蜡版和莎草纸卷的旅人；他们抄录信息，并把信息从一个朋友处送给另一个朋友。是他们驱动了罗马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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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时代，书籍也和新闻及传言一样，借人们在社交关系网内互相分享而得以传播。罗马的文学界没有印刷商，没有版权，书商也寥寥无几。书籍的流传靠读者互相推荐，彼此传抄。作者写书并不赚钱，反而希望传抄的人越多越好。最理想的是被鸿儒巨擘的私人图书馆所收藏。那种图书馆藏书丰富，访客川流不息，来访者可能会读到这本书，然后抄录下来传给更多的读者。书商在摊位出售的是最受欢迎、最容易卖的书的抄本；有时买书比拿朋友的书让抄写人抄录更快、更方便。作者要想自己的书成功，就必须利用社交关系网，争取引领时尚潮流的大人物的认可，在有用的人当中引起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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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塞罗的时代，为新作品造势常用的一个办法是举行晚宴，席间由一个具有熟练朗读能力的奴隶把书的摘要大声朗读出来，做这种事的人称为“lector”。大声朗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字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间隔。所以，就像学习弹奏一段音乐一样，要朗读某篇文章需要先练习，好确定分词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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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世纪末期，在仍然维持着宴会后朗读文学作品的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更加正式的宣传新书的办法，称为朗诵会（Recitatio）。朗诵会是一种发布会，会上为应邀来宾朗读作品（或作品片段），朗读者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专业的朗读人——但无论如何作者都一定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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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一旦作品投入流通，作者就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对读者来说，通过分享来传播书籍以及对书籍多次传抄的做法意味着无法核实某部作品是否真正出自某位作者之手，也无法知道抄本是否准确或得到了作者的授权，除非抄本是作者自己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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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和互送信件，分享书面新闻，读到最新发表的书籍，这一切都要求拥有有专门技能的奴隶，于是也就仅限于罗马的精英阶层，如贵族、将军、律师、国家官员、商人等等。老百姓每天使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媒体，一种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媒体——涂鸦。罗马的大小城镇墙上都写满了消息，包括广告、政治口号、各种个人信息等等。这些消息有时还带有图画，有的刻在罗马的房屋的灰泥墙上，有的是用颜料写的，还有的是用炭笔写的。罗马房舍的传统布局是内向的，房间门开向内院。面街的是高墙，为涂鸦提供了大量空间。这样的高墙成了巨大的公共信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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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不像今天，被视为破坏行为；在自己和朋友的房子的墙上写字在古罗马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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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写在墙上的东西谁都不感兴趣。正如一条在庞贝各处出现了四次的涂鸦所说：“啊，墙啊，你承载了如此多的无聊的字句，居然还未坍塌，真让我吃惊。”但是，涂鸦提供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用媒体环境。在庞贝发现的成千上万条留言中有一条说：“SCRIPSIT QUI VOLUIT.”——“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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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的社交媒体系统运用得最成功的是公元1世纪初一位富有魅力的犹太传教士的追随者。他们努力利用共享媒体，在他教诲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早期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其他宗教不同，它除了讲道，还高度依赖书面文件传播教义，指导信徒，开展辩论，解决争端。从公元1世纪中期开始，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教会之间就开始不断地交流信件和其他文件。《新约》的27篇中有21篇是信件（使徒书信），剩下的6篇中2篇里含有书信。总算起来，自古以来基督教徒写的书信流传到后世的约有9000封。虽然基督教徒有时被称为“信书之人”，但也许说早期教会是一群通信之人组成的团体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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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写信就是为了供人抄写和分享，他的信也确实广为流传。朗读他的书信成了基督徒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早期教会把他的书信视为圣书经文，纳入《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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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借书信来管理他建立的教会网，并在教众中培养起一种大家同属更大的基督徒群体的归属感。在信中，他多次把作为某信收信方的教会和其他教会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运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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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杰哈马迪的文件像自公元2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一样，是手本，即写在一张张莎草纸或羊皮纸上，沿一边装订起来，像现代的书一样，不像希腊-罗马时代常用的卷轴。手本虽然深得基督教徒的喜爱，却不是他们发明的：罗马人和埃及人都使用手本形式的小笔记本，因为它们比卷轴体积小，便于携带。罗马的蜡版也经常以手本的形式叠在一起。但似乎这种笔记本和蜡版主要用于作笔记，或记录其他需要马上记下来的信息；正式文件则用莎草纸卷，直到3世纪中期，莎草纸卷仍较受青睐。公元1世纪末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向读者推荐手本，因为一只手就可以拿得了，而且方便旅行。但尽管他对这一新形式热情推荐，却应者寥寥，只有新兴的基督教团体是个重要的例外。到了2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都采用了手本的形式，相比之下，非基督教的文件只有不到5%是手本形式。 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舍卷轴而取手本，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份重要文件（或者是马可福音，或者是保罗的使徒书信集）采用了手本形式，随着文件的抄录和流通，这种形式也就得到了确定。另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书写人和抄录人大多仅是识字的普通人，不是专业的抄写人，他们因此而乐意摒弃传统的观念，即手本是用来记笔记的，真正的文件应写在卷轴上。这种猜测有一个事实为依据：基督教的文件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有的形式。希腊-罗马的文件采用传统的“文字之河”的形式，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段，也没有字间间隔。基督教的文件则每段开头以大字标明，另外还有把字隔开的标记、标点符号、分部符号和页数。这些使朗读基督教的文件对普通人（而不是专业朗读者）来说容易得多。所以，从卷轴到手本的转变可能仅是对希腊-罗马文学习惯更广泛的摒弃的一个方面。一俟基督教在4世纪早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手本取代卷轴即成定局。埃及干燥的气候条件利于莎草纸的保存，在那里发现的所有的希腊文件中，2世纪写成的有98%是写在莎草纸卷上的，3世纪时这个比例就降到了81%，4世纪和5世纪比例更低，各降为26%和11%。（在电脑时代，我们又恢复了滚动看文件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是自上而下滚动，不像罗马人那样自右而左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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