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与《开卷》”谈起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出了近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 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也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

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三十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章廷谦）说来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

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仿佛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无甚关系。

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规出版的刊物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