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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钱基博这种老先生是否真有政治学习的热情。据我观察，钱先生他们学习政治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善良，总希望国家好，社会好。国民党的腐败令他们极度失望，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虽然再往后一点，一次又ー次的运动又寒了知识分子的心，但在最初几年，他们是真诚地拥抱新社会，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不暴露溥仪的身份，作为一条工作纪律，这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他才出来的时候，有时不小心暴露了身份，就有人扑通声跪下去，给他磕头，使他很难堪。北京那时这样的守旧老人还真不少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民族的灾难，那个时代的青年，也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并且，他们被耽误，主要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国家的过错，社会的过错。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在社会处于病态的时候，真正有头脑的人，也可以不随社会而病，可以逆流而动，有所作为。
    桂子山上三号教学楼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诚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这两句话，就是我从这两个场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虽有点我中学时代的“老马老师”的味道，絮絮叨叨，但我确实是想以此与青年共勉。
       在今日环境下，研究者的出路何在？
        复且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2012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说：“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不怕孤独，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不仅对才毕业的研究生，对所有的学者，都是适合的，这正是学问的正途所在。
       有勇气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才能独立思考，不阿世媚俗，寻觅真知。我一直非常欣赏清代大儒戴震的如下名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