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再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近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的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想法的。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