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

要想拥有道德权利，你就需要有感受性，也就是充满情感和各种潜在痛苦的内心生活。相反，如果想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你就需要有能动性，能够做计划，采取行动，并且能够对按照自己的想法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
很多动物显然在意友善和公正，但因为其能动性有限，所以不能始终采取友善、公正的行为。非人类的动物虽然具有一些复杂的推理能力，但它们的前额叶皮质很小，就像青少年一样，因此不能很好地控制冲动，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影响。
 
哲学家杰里米·边沁非常生动地阐述了感受性的重要性：“（动物权利的）问题无关乎它们是否能推理或是否能交谈，而关乎它们能否忍受痛苦。”
 
一项简单的后续研究显示，仅仅是给动物贴上“食物”的标签，就能大幅降低我们所认为的动物感知痛苦的能力。
 
人在感知到不道德行为时，会自动补全因果，找到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或物。
 
人们认为可爱比聪明更重要，而且人性比解决问题的敏锐性重要，这说明心智知觉更多的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推理。我们可以用眼睛去看，但在审视动物的心智时，我们似乎用的是心。
孤独还会使我们认为物品具有心智。
类似人类的外表会使我们认为它存在心智。仿真娃娃不会回报你的爱，但它们也不会背叛或伤害你。正如一位仿真娃娃的主人所说：“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所有的被利用，永远都不会再次发生。”我们不仅把心智赋予那些能满足自身社交需要的机器，而且在它们似乎需要我们时，我们也会把这归因于它们具有心智。
 
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更容易引起心智知觉。
我们可以把心智知觉上的消极偏见看成是二元道德完型的一部分，因为在受到伤害和感到被利用时，人们会寻找有能动性的心智来为此负责。
 
机器常被认为具有心智的原因除了解释事件动机和满足人类社交需要之外，还有拟人论，就是把事物当人来对待的倾向。
 
当某事物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预期时，比如动物应该有面孔，我们就会感到恐惧不安。
更准确地说，恐怖谷应该被称为“感受谷”，人们认为有感觉、有情感的机器和没感觉、没情感的人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感受谷触及了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心智知觉的什么维度对理解人性至关重要。通过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提出人性的本质是能动性，是思考、推理和行动能力：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无穷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像一个天神！相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认为人性的本质是感受，能够感受各种事物和忍受痛苦：人类的本质是不追求完美，有时愿意为了保持忠诚而作恶……准备好了接受最终的失败，被生活打垮，这是把爱给予其他人时必会付出的代价。感受谷说明奥威尔的判断是对的，人们从根本上期望别人有情感、有感觉，而认为机器不应该有情感、有感觉。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设想了未来机器人必须遵守的三条法则：
第一条：绝对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不作为导致人类受伤害；
第二条：永远服从人类；
第三条：尽量保护自己。
这三条法则的优先级并不相同，前一条永远优先于后一条。这意味着机器人不会遵从帮你杀人的命令，但它们会遵从摧毁自己的命令。
 
当机器被认为既有能动性又有感受性时，从心智知觉的角度看，它们将成为人类中的一员。
虽然受体既容易受到恶行的伤害，又容易得到善行的帮助，但是我们通常更关注黑暗的一面。我们想知道某人或某事物受了多大的苦，如何减轻这种痛苦，这次受害是否会导致持久性伤害。对受体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痛苦，包括痛苦的感受和避免痛苦的权利。但是痛苦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其他人是否感到痛苦？
无论是牙疼、后背受伤或割伤所引起的痛苦，它们都会从外部世界渗透进来，将你的意识填满，显得异常真实。当你的手被车门夹了时，所有复杂的想法、计划和记忆都会消失。即使是情感上的痛苦，无论是突然失恋还是所爱之人的离世，也都需要我们投入全部注意力。能动性，也就是计划和行动的能力，对未来是有益的，但痛苦的感觉将其他一切推到一边，使我们只专注于当下。
痛苦也许具有压倒一切的心理力量，但它的物理现实相比起来是无形的。
 
如果某人与你相似，那你就可以通过你的感受了解他们的感受（模拟）；但如果他们不像你，那么你最好依靠明确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推理）。
模拟不仅比推理更容易，而且人们喜欢围着自己思考。我们都认识一些过于关注自己而忽视了其他人的人。
模拟有时会让我们犯错，但与推理不同的是，它使我们更多地关心他人的心理状态。推理运用的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关于刺激与反应的理论——如果受到电击，就会感到疼痛，而模拟是用我们自己的感受来预测别人的感受。从心智知觉的两个维度来看，模拟的基础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性（感觉到疼痛），而推理的基础是我们的能动性（推理出疼痛）。
 
正是模拟使我们产生了共情。长期以来，人们设法准确地定义共情，明确它是否不同于同情或怜悯。德语中“共情”（einfühlungsvermögen）这个词能够澄清这些问题：当你不多不少地感受到他人的情感时，这就是共情。
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话解释了共情的含义，他说：“我们不仅用理性去了解真相，而且会用到感情。”共情不仅超越了冷静地认识到他人的痛苦，而且与他们一起受苦。人都不喜欢痛苦，因此共情促使我们帮助他人减轻痛苦。
 
第一，对种族灭绝已经无动于衷的人类却对一只易受伤害的狗抱持极大的同情，这样的狗不仅比最低能的人类更缺乏智慧，而且喜欢在垃圾里找食物。第二，虽然共情是有益的，但太多的共情会适得其反。
 
琳达·洛根（Linda Logan）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她对这种疾病的描述既深刻又动人，她谈到了家庭的破裂，谈到躁狂短暂发作时惊人的工作效率，以及在较长时间的抑郁发作中，起床都是件很困难的事。虽然要忍受疾病的折磨，但最令她痛苦的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失去了自我意识，这使她从人降格为纯粹的患者，即医疗的被动接受者，症状和痛苦成了她的唯一特征。医生忽视了她复杂的内心生活，而只关心神经化学和药物治疗的细节。她的医生们没有模拟她的感受，而是完全依赖对她的病情治疗的明确理论。她写道：“当精神科病房的房门在我身后被锁上的那一刻，我身为妻子、母亲、教师和作家身份都被剥夺了，我变成了患者，与病房号和诊断结果纠缠起来。”
患者无疑是很好的道德受体的例子：他们承受着痛苦，容易受到伤害。不仅如此，医院和诊所经常只把他们作为患者来对待，忽视了他们进行思考和计划的能动性，只剩下原始的感受性。
有时候患者和他们的配偶对疾病具有深刻的见解。毕竟他们是唯一能够从内部感受疾病的人。医生当然非常想帮助患者，但医学训练教导他们要不带感情，这样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太多的同情或悲痛会干扰客观的临床判断，也会造成情绪倦怠。因此医生信奉麻木，不动感情，尤其是专业外科医生，可以说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为了重建能动性，患者需要成为照顾别人的人，使能动性变得更富有自信和个人力量。无论是戒酒还是戒赌的12步计划，其中都包含发起的步骤，即资深成员做新成员的指导者，这并非巧合。通过承担指导另一个人的责任，你可以突破受害者的外壳，从心智知觉断层线的一侧转移到另一侧。帮助他人会把你从易受伤害的感受者转变为有思想的行动者。
 
帮助他人不仅能给予人能动性，而且能延年益寿。
 
个人能力不仅是英雄行为的原因，也是英雄行为的结果。
 
作为道德受体，能动性似乎会降低；作为道德主体，感受性会降低。如果我们把他人或自己看成是易受伤害的感受者，就很难将其看成是有思想的行动者。如果我们把他人或自己看成是有思想的行动者，就很难将其看成是易受伤害的感受者。能动性和感受性之间这种相反的关系被称为道德定型（moral typecasting）。
 
鉴于道德（主体与受体）与心智知觉（能动性与感受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道德定型意味着主体被认为很有能动性，但非常缺乏感受性。定型还意味着受体被认为很有感受性，但非常缺乏能动性。
当然，人们的知觉很少是全有或全无的，但道德定型暗示着英雄和恶棍似乎对痛苦相对地不敏感，受害者似乎相对地不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如果英雄看起来比大多数人更坚强，那我们就更有可能让他们承受痛苦。诚然，人们很少愿意背叛道德崇高的人，但往往在情况所迫而不得不伤害某人时，人们会伤害英雄。
 
如果你以前做过好事，人们会认为你有能力承受别人无法承受的可怕负担，无论这种认识是对是错。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无私之举被当众表扬时，你要小心了：为他人做牺牲会让他们更容易把你牺牲掉。
 
道德主体似乎不会成为易受伤害的感受者，这是道德定型的首要原则。道德受体似乎不会成为有思想的行动者，这是道德定型的第二条原则。
 
定型是这种制胜之策的基础。当某人被认为是受伤害的道德受体，即易受伤害的感受者时，我们很难同时把他或她看成是应该为错误的行为负责的道德主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被告在审判中经常会证明他们在生活中遭受过痛苦或虐待。
定型最令人奇怪的地方是强调过去的善行反倒适得其反，至少在负罪的时候是这样的。一方面，过去的善行强化了能动性、责任感和控制力，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难宽恕牧师和总统的错误行为。另一方面，受害者把自己变成无可指责的道德受体的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低估被虐待者、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人的罪行。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善好像是恶的对立面，但主体与受体之间的心智知觉鸿沟形成了与此不同的道德图画：善与恶都是受害的对立面（见图4-5）。做善事的人变成恶棍或受害者变成受益者是比较容易的，但受害者变成恶棍或恶棍变成受害者则难得多，至少在其他人看来是这样的。
 
在面对罪行时，二元道德完型也会诱导出痛苦感。
 
易受伤害的受害者使我们看到了有思想的行动者，反之亦然。当某人做出了非常邪恶的行为时，二元道德完型会使我们看到受害者，即使这个行为客观上是无害的。
即使一种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无害的，二元道德完型也会使我们看到受害者。
 
不造成伤害的不道德行为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但从心理学来看，这种行为极其罕见，只有看不到不道德的人才看不到伤害。
机械化和动物化都是去人性化的方式，但它们都只是部分去人性化。
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依然拥有一半的心智，就像在道德角色定型中的状态。在道德角色定型中通常存在补偿性认知。
对黑人的成见否认了他们的能动性，同时强调他们的感受性，他们比较情绪化，身体更健康。
机械化否认人的感受性，同时强调他们的能动性。与这种部分的、补偿性的去人性化相比，最极端的去人性化会完全剥夺人的心智，既否认感受性的存在，又否认能动性的存在。
这不是动物化或机械化，我们称之为物化，不是把某人看成动物或机器人，而是看成根本没有心智的物体。种族屠杀最能说明这种否认心智存在和去人性化的最极端形式。
当机器对我们有用时，我们会认为它们有心智；当它们没用时，我们就会忽视它们的心智。
“物品”假设，它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假设，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会剥夺所有的心智，包括能动性和感受性。
“角色定型”假设。这条假设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不会剥夺所有的心智，反而会提升感受性。
 
 
孤独症的定义是：“ 在社交互动、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及重复行为上存在障碍 ”。孤独症被非正式地称为“ 心理盲 ”，因为他们无法对他人的想法进行模拟或推理。
孤独症不是一个“开”或“关”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受损心智知觉谱。
如果处于知觉谱较高的位置，人们稍做努力还是可以理解他人心理的，但通常会遗漏一些微妙的社交线索和对话线索。
不过处于这个受损心智知觉谱上的人通常比普通人更擅长弄懂复杂的系统，比如汽车发动机、计算机编程或哲学逻辑。
尽管处于受损心智知觉谱较高位置的人难以解读其他人的感受，但他们承认别人通常是有情感和感受的。
 
别人的痛苦一般会令我们心生同情，想要保护他们，但当别人的痛苦过于逼迫我们时，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反应了。
当造成伤害的不公正大到令人无法抗拒时，我们的反应是否认它的不公正，把伤害合理化，认为这是受害者应得的。
人们内心深深地渴望看到世界是公平公正的，所以他们相信别人是罪有应得，他们想要确认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个世界的疯狂是有章可循的。
对公正世界的信念使人们相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 越多痛苦＝越多过失 ”的预测与道德角色定型的预测相抵触，道德角色定型认为一个人受的苦越多，我们越不应该指责他。
道德受体一般不会被看作道德主体，那么如何解释对受害者的指责？我们猜测，角色定型的情况和公正世界信念的情况的差异在于，受害者的痛苦是否与观察者直接相关。
与强奸案的受害者最相似的人往往对受害者的指责尤甚。
公正世界的信念意味着除了与受害者类似的人会指责受害者之外，犯罪者的同谋也会指责受害者。人们愿意相信自己是好人，好人不会伤害别人，除非那是他们应得的。公正世界信念一个人受的苦越多，他将受到的指责就越多。
在扣动扳机之前，我们都是有良知的反对者；一旦扣动扳机，心理过程就会开始将不当行为合理化。结论是，因为同情心，人们通常不愿意从一开始就扣动扳机。

一旦某人成为你的敌人，便永远都是敌人，再也不可能与你和解。然而，即使冲突无法解决，它们至少也可以得到缓和，减少群体之间敌意的一种方法是建立需要双方合作才能达成的共同目标。
当我们不喜欢某些人时，就会剥夺他们的心智，只把他们看成动物或机器，或仅仅看成应该被摧毁的物品。把人踢出心智俱乐部等于剥夺了他们的道德地位，证明我们对他们的傲慢和残忍是正当的。
行为可以从外部观察到，但情感和感觉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被人理解。
 
堆垛悖论：如果一堆沙子减去一粒是一堆，那么减到最后只剩一粒沙子，也成了一堆。
 
从心智知觉的维度来看，生存能力可以被视为能动性，即对周围世界产生作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哪怕这种能力非常弱。然而，对胎儿权利更主要的关注是感受能力，就像其他大多数的道德权利一样。
关于这章，建议读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
现代心理学通常不赞同二元论，因为心智可以通过电活动和磁活动来测量，而且非常依赖大脑的物理结构。
如果你破坏某人的大脑，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也会破坏他的心智。
然而，现代心理学还告诉我们，直觉通常偏离现实，因此二元论依然存在。具有思想和情感的人都知道，身心和谐一致是很难实现的，即使是坚定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抵制从二元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冲动。事实上，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认为我们都是天生的二元论者。
 
死者的道德品质不仅在他死的那一刻凝固了，而且我们还倾向于夸大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就是好人会变成大英雄，坏人会变得十恶不赦。心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在人死后似乎会变得厚重，会凝固，变得更具体，也更极端。
错误共识效应我们在几乎每件事上都会高估和我们观念相同的人的百分比。
心理学的一部分启发是，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可能存在偏差，当涉及自我时，这种认识的扭曲程度最大。
 
人们似乎不是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或选择，而是简单地提供事后的理由，就像在看到其他人的行为后会做的那样。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认为，我们有意识的自我只是一位“解释者”，为我们的行为编造出事后解释。
证实性偏差是指为了支持预先存在的理论，在搜索、解释和回忆信息上存在的系统性扭曲。
 
自由意志是我们潜意识的大脑已经做出行动的决定后产生的感觉。
正是你的大脑，而不是有意识的“你”，决定了动手指；也正是你的大脑，而不是有意识的“你”，决定不动手指。
自由意志或许是一种幻觉，但它很有用，因为它会使人们，至少使他们的大脑更负责任，做出亲社会的行为。这些发现让心理学家们进退两难，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一般可以归结为两大类：揭示人类体验的真相和改善人类境况。
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这两个目的是直接矛盾的，因为揭示真相会导致绝望和不道德。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让人想起了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一个情节，主角可以选择两个药丸中的一个：红色药丸能够揭示出世界冷酷、丑恶的真相；蓝色药丸带来美好的幻觉，使人沉浸在无忧无虑的无知中。心理学家和你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人们始终高估他们坚持完成任务的自律性，低估了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
 
相对于解决问题，心理学更善于指出问题，有时看起来就像把点石成金的过程反过来，令一切都黯然失色。
爱情的魔力？上帝的神秘？自由意志的体验？所有都是大脑的把戏。不过在自我控制的领域，心理学在增加能动性方面确实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小建议。
概括起来就是绝不要依赖自控。
这个答案看起来是一种推诿，但它与社会心理学的理念是一致的。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通常受环境的支配，环境通过人们无法觉察的暗示发挥影响。
 
实现自我控制的最好方法就是绝不要让自己身处不得不进行自我控制的情境中。相反，你应该专注于构建环境，这样你就不可能屈服于诱惑了。
 
一个增强自我控制的有效方法：执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它惊人地简单而有效。
执行意向采取的形式是“如果X，那么Y”。
以戒烟为例，执行意向可能是“ 想抽烟时，我会吃一块戒烟口香糖，再做10个俯卧撑 ”。
执行意向这么有效的原因在于它输出了自我控制，不过这次是向潜意识的自我输出。
正如利贝的研究所显示的以及弗洛伊德长期强调的，我们有意识的自我常常给潜意识的自我当副手，执行意向给你的潜意识编了个小程序，来控制它自己。
执行意向把自我当机器人，而非人来对待：如果X，那么Y，哔……执行意向使你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不必和“诱惑”这个魔鬼较劲。
 
试图控制思想反而会使它变得更加难以驾驭。试图阻止头脑想某事物就像试图阻止三岁孩子玩崭新的玩具。当你告诉大脑不要干什么时，它会反其道而行之。
 
走神和不快乐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活在当下，想着正在做的事情的人比走神的人更快乐，即使当下的活动并不令人愉快。
这说明在从事平凡的工作时，你不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而应该专心干活，或者在洗盘子时观察泡沫如何从盘子上滑落，或者在给女儿换尿片时，感叹那气味有多冲鼻子。
 
你还是你，因为你、身体、心智通过相同的记忆链保持了心理连续性。记忆在定义自我上的核心性使得它很脆弱，因为任何记忆都有可能被遗忘。
如果自我仅仅是一个记忆链，那么解开这些连接，消除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就会比较容易。
自我只是一个感知问题。就像我们通过别人的言行来感知他们的心智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记忆来感知自己的心智。这意味着和别人相比，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人都是记忆的集合，拥有一组记忆并不会使你比拥有其他不同记忆的人更好或更坏。
尽管其他心智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确定性，但你认识的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和你一样强烈的情绪，一样深邃的思想。
不幸的是，你自己的记忆、思想和情感的集合，即你的心智，妨碍你真正地认清这个事实。成为一个心智主体阻碍了你去了解其他人的心智。
被困在自己的心智中会阻碍我们从根本上与他人建立连接，而且没有办法逃脱我们自己的心智。
我们永远是一个观点：即使我们失去了记忆，不再想我们的愿望，放弃了对心智进行控制的诉求，但我们依然是知觉的来源。
不过意识到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超越自我的秘诀。明白我们在感知世界而非直接理解世界之后，我们不仅能意识到自我是脆弱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而且能意识到其他心智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多或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