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台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如《汉书江充传》和《汉书・戾太子传》所记，江充“忠直”执法侦办的结果，导致汉武帝以“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一一前面已有当朝丞相公孙贺和后官正室陈皇后的成例，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提示他更要对身边的亲人和重臣，高度防范。于是，汉武帝决意“穷治其事”。看到汉武帝对长生不死的渴望已经压倒一切，江充便彻底放手一博，“白言官中有蛊气，入官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就检验的场所而言，所谓“入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实际上首先是“先治甘泉宫人"。盖汉武帝时在甘泉，近在身边的威胁更大。在这之后，“转至未央椒房”，这也就是《汉书·江充传》所说“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最后，オ“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终于实现了江充预定的目标。核实而论，班固在《汉书江充传》的赞语里说“江充造蛊，太子杀”，指的就应当是上述这一查办过程，江充之所造，是制造巫之祸，而不是埋置巫之具桐木偶人
    纵观整个查办巫蛊案件的过程，可知江充之“为奸”“有诈”，或称“造饰奸诈”的行径，不过是以“奉法不阿”的面目，暗行其邪恶之心，设法找出足以激怒汉武帝除掉太子据的事实而已（至于所谓“群邪错谬”，应该是指奉汉武帝之命来协同江充办巫蛊案件的韩说等人。如前所述，若谓韩说等人一定会与江充狼狈为奸，恐怕并不符合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如同指责江充之奸样，今狐茂不过借此来给汉武帝安置一个下台的阶梯）。除了并不可靠的《三辅旧事》之外，我们不但找不到江充预埋桐木偶人来给太子据栽赃的任何证据，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太子据不仅有理由对汉武帝行用巫蛊之术，同时也确有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