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读书笔记——我们的观点来自何处？

第一部分（导论）重点论述了脑中影像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模样可能并不一致，在主观真实（脑中影像）与客观真实（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拟态环境，人的认识和行为都是基于拟态环境产生的。
只要一个社会没有小到可以实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并且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了如指掌,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一定会用“观念”这个东西去处理那些他们无法亲睹、亲历的事务。

人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产生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自己头脑中为该事物勾勒的影像。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必须格外注意一个共同因素的存在,那就是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的那个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针对这一拟态环境做出的。不过,这些行为(behavior)如果是具体的行动(acts),其产生的后果就不是作用于催生了这些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那个实实在在承载了这些行动的真实环境了。
第二部分（通向外部世界之路）首先论述了各种审查和保密制度在宣传中所起到的作用，指出了新闻在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受到的政治层面的管控和约束，因此民众所了解到的信息并不一定是真相或者事件的全貌。另外，报纸也是（当时）人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可这些内容也只是所有描绘外部世界的内容里的冰山一角。语言这一传播媒介有着无可避免的弊端，不同的人阅读相同的内容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是由于语言的抽象性决定的。工业化的现代都市喧嚣嘈杂，这一特点也阻碍了人们的理性思考。
书中对于这一部分的总结原文：总而言之,舆论在其对环境进行观察和反应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偏折,如审查和保密行为在信息源头设置的阻碍,物质和社会环境条件加诸信息接收层面的限制,以及注意力的缺乏、语言的贫乏、各种使人分心的干扰项、无意识的情绪的累积,还有单调生活的消磨、暴力、枯燥……所有这些都影响着舆论对环境信息的反馈能力。信息本身便已扑朔迷离,上述限制又成为横亘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的障碍,这使我们想清晰、公正地把握真相变得无比艰难,使我们常常产生远离事实的假想而非建设性的观点,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扰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
在所谓的公共事务领域,保密机制无远弗届。因此,仔细推敲你形成自己的看法时所依据的那些事实信息,将是一件富于启发性的益事。比如,想想你产生观点所依据的事实是被谁听到、看到、感受到的?具体数目是谁统计的? 谁发布的?是那个人亲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的人也是经人转述?发布消息的人能接触到全部真相的几成?当这个人开口说“法国人认为如何如何”时,他考察了哪部分法国人?怎样考察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获准跟哪些法国人交谈?他读什么报纸?那些法国人的观点又有何根据?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尽管它们难以回答,却能提醒你:当你形成一个观点时,也许你对事件的真实情况远谈不上了解。而这一警示本身就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些认知上的谬误。
第三部分（刻板印象）围绕“刻板印象”这一概念展开。刻板印象指人在认识事物时所带有的先入为主的看法，这种看法常常是一种偏见。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细致入微地去认识每一个事物，刻板印象能够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如果刻意地将人分门别类而忽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外，刻板印象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我们通过刻板印象认识的世界是一幅连贯有序的图景，万事万物皆是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式进行，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会觉得心安理得。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刻，我们固有的刻板印象会与实际情况发生冲突，因为我们脑中关于事物的印象比事物实际的起伏转折要简单、稳定得多。
刻板印象意味着一系列的认知模式，人们看问题会基于这些模式，因此常常戴着有色眼镜。正因如此，那些不具备批判思维的人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而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于是常常会有不可调和的对立观点。另外由于人的脑中存在着刻板印象，人们常常倾向于寻找支持自身观点的证据，并且会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在事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

我们总是在亲眼观察世界之前就被预先告知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总是先对某一事件进行想象,然后再去切实地经历它。

我们的刻板印象组接起来,就是有关这部分世界的一幅连贯有序的图景。这幅图景或许不能完整地反映整个世界,却能反映我们所适应的那一部分世界。

尽管人们愿意承认一个“问题”有两面性,但他们绝不愿承认自己已经认定为“事实”的观点也是有两面性的。除非长期接受批判性思维教育,否则人们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对于社会信息的解读是多么间接和主观。

一个人的思想越是缺乏训练,就越会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同时被自己关注到的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第四部分（兴趣与利益）首先讲了如何激发人们的兴趣，即让事物具备神秘感并且让事物与人们的认知有重叠的部分，这样人们便会产生期待。符合人们脑中刻板印象的描述会让他们深信不疑，再通过他们相信的这部分事实合理过渡到现实之外，他们也会坚信这些超越现实的描述。另外，人的性格是多样和易变的，人有着一系列的自我，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呈现不同的自我。人是逐利的，但是人会有何种利益追求，以及如何去追求利益，这些都不是先天决定的。
人的头脑可不是一卷胶片,无法通过快门和镜头即刻记录下面前的各种事物并存储成印象。人的头脑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我们对脑中记录下来的图像进行加工,在最大程度上将其私人化; 这些图像或被淡化,或彼此融合,或根据实际情况被大脑强调、压缩。总之,一旦进入了大脑,图像便不再无力地附着于表层,而是通过想象力转化为每个人独有的印象。我们本人则于其间做出种种取舍,并参与了这一转化的过程。

什么是真实感、现实主义?什么是美好、丑恶?什么是令人神往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永恒固定的答案,有的只是我们在刻板印象中固定下来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来源于过去的体验,套用于未来需要做出的判断。

我们对于自己接触到的各类公共事务信息,无论是报刊新闻中的几行内容、几张照片、几则轶闻,还是我们自己的某些偶然经历,都会用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思维模式去加以思考,并在自己情绪的作用下做出反馈。
第五部分（公意的形成）开始将焦点转向“舆论”，首先通过政治竞争的例子指出可以通过特定象征符号唤起公众共同的情感，利用共同的情感使公众达成合意。需要注意的是，模棱两可的表述极其重要，因为这能够确保各方都能从表述中解读出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个世界的控制权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为人们总是无法独立做决定，必须依赖于某些权威人士，当某些权威人士运用的象征符号唤起了诸多人的情感，这些权威人士就是在替普罗大众做决定。看上去十分民主的西方选举机制，实际上能留给大众选择的只有“是”或“否”，以及“支持”或“不支持”，候选人的范围已经决定了大众的选择范围。
象征符号的作用实际上是压制个人的个性，强化群体的意志，而群体的意志只是由于领袖合理利用象征符号唤起共同的情感，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领袖对于普罗大众的操纵和控制。
我们心中被唤起的意见,无论感觉上多么强烈,其实都与其宣称自己所关涉的那个事实之间缺少连贯、深刻的联系。对于自己未曾亲睹的环境,如墨西哥、如欧洲的战争,我们的了解都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我们的情绪可能非常强烈。引发这些情绪的图景和话语远不及这些情绪本身的力量强大。对于那些我们无法亲历的事件,对于那些我们无法亲临的现场, 再多的叙述也不过如梦境和幻觉一般单薄,远不能涵盖真相的所有维度。然而这样的叙述却能唤起等同于,甚或高于现实的情感,因为能够触发人的情感的外部刺激是多种多样的。

在任何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下,个体在等级系统内的地位变化都是极为缓慢的,这确保了某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行为方式能够得以传承。

公民前往投票站,拿到一张选票,上面印着一些形式简化的指标,而他的权力仅限于对此说“是”或“否”。也许他所面对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一份宪法修正案,但他除了选择“是”或“否”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将这一过程称为“立法”,那不啻为对“立法”这个字眼的侮辱。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我们要想做出任何决定,都会不可避免地将大众意见进行简单化处理。

单一的错误观点只会产生一个糟糕的结果,而两方冲突则会导致分裂的惨剧。

大众所读的,不是纯粹的新闻,而是夹杂着对事件的性质做出种种暗示的新闻,这些暗示总是鼓励人们采取一系列行动。大众所听的,也不是纯粹的、百分之百忠于客观事实的广播报道,而是一种导向某种特定行为模式的刻板印象。
第六部分（民主的图景）指出舆论并不是纯粹自发产生的，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人无法认识到世界的全貌，更无法对每一件公共事务作出理性且独立的判断，每个人脑中的外部世界的图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又能形成统一的意见，那么公众所发出的声音或者他们采取的行动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个人的意志决定的。公众所做出的判断不过是基于自己对世界有限的认识，但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视角形成的看法就是真理，因此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能独立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是民主，那么民主并不存在。
民主主义者认为，少数人自治的社群才可能出现民主，他们接触的世界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每个人都能够独立地做出理性的判断，对于他们之外的世界他们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与之交流。然而作者认为，这样的图景只是一种乌托邦，永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
委任制表面上看符合民主精神，但实际上只是强权的温和替代品。国会里的那些地方议员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处理国会里的每一项事务，他们最多只了解自己本地的情况，因此他们做的决策并不完全是经过理性考量的，而只是为了满足他们所在地区选民对于本地利益的诉求。
科尔的著作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做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李普曼认为这种“手工作坊”式的自治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手工作坊能够处理的只是一些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小事，在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上面临严峻的挑战，李普曼对基尔特式的“作坊民主”持悲观态度。
如果不将维护人类尊严这件事寄希望于“自治”上，而是多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一套可令其能力得以充分施展的生活标准之上，那么对于政府的考察指标就变成了评判其是否为人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物质保障、教育、自由、娱乐、优美的环境等维度。若这些指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客观细化，那么即使整治决策的权利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民众的各种利益也能得到充分关照。
若非养成了在阅读、言谈和做决定的时候对舆论进行分析的习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去追求更有价值的观点;就算更有价值的观点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丧失了对于政治观念试图操纵我们的各种新手段加以辨析和抗御的能力。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事务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但人们仍然惯于从个人的、阶级的、国家的或地方的有限视角对其做出判断。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与自己有关的一些方面,并认为这就是真理。

尽管官员轮换制在表面上符合民主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看到重要的政府职位的委任总是无法脱离裙带关系的影响。或许任何官员的任期都不是终身的,但能够获得委任的永远只是职业的政客。
第七部分（报纸）围绕作为当时人们“脑中外部世界”的重要来源的报纸展开，首先指出人们期望报纸扮演与教会或学校相似的角色，可教会和学校都有外部资金来源，而报纸只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报纸的主要收入在于刊登广告，广告的目标受众是拥有购买力的公众，那么报纸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取悦那些人，那么报纸上刊载的内容则不能够考虑到所有公众的需求和利益。
报纸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读者的忠诚度，如果有忠诚的读者，那么也意味着有稳定的广告收入来源。读者所感兴趣的是处在他们经验范围之内的新闻，如果想要赢得忠诚的读者，那么便要持续报道与这些读者自身经验密切相关的事务。
报纸除了倾向于报道读者感兴趣的新闻外，在具体新闻的采写和编辑上也会迎合读者的兴趣，报纸上呈现的一切新闻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那么报纸从来就不是一面折射社会环境的镜子。
新闻和真相是两回事情，新闻的作用是就某一事件向公众发出信号，而真相的作用是揭露隐藏的事实。只有在各种社会条件可感可触，新闻才会和真相一致。在李普曼看来，正是缺乏对信息源的可靠性予以检验的科学机制，新闻才常常缺失了真实性。
我们期望报纸提供真相给我们,却毫不关心报纸的生存问题。我们将“提供真相”这项既艰巨又困难重重的服务视为报纸的根本使命,可从始至终又一直主张报纸卖得越便宜越好。

由于报纸的读者极不情愿为其阅读的新闻付费,故只有将他们纳入发行量数字并以此吸引来自制造业和商业的广告资金,报纸才能存活下去。而那些最具广告潜质的读者,当然就是那些消费力最强大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运转的新闻媒体,一定会竭尽所能取悦那些拥有购买力的公众。报纸的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些人的需求来展开的,因为离开了他们的支持, 报纸便只能倒闭。

如果我们的确对不同的报纸进行比较和鉴别的话,那么我们通常会较为青睐那些报道了与我们自身相关性更强的新闻的报纸。报纸所报道的新闻是极为庞杂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经验所及的范围。但在这些庞杂的新闻中,总还有一些是处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的——我们往往正是从报纸对这些新闻的处理中,决定自己究竟对一张报纸喜欢或信任,以及是否选择成为其读者。若某张报纸对于我们自认为熟悉的事务做出了令人满意的报道,如我们从事的行业、我们所在的教区、我们参加的政党, 等等,那么我们对这张报纸通常便不可能有什么激烈的抵触情绪。

为了与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并吸引固定的读者群,绝大多数报纸都不得不在一般性新闻报道之外寻求其他出路。报业老板开始关注社会中的那些带有猎奇色彩的领域,丑闻、罪行、体育赛事、图片、女明星、给失恋者的建议、高中择校指南、女性专页、购物专版、烹饪秘方、国际象棋、扑克游戏、园艺、连载漫画、党派异动等内容,开始纷纷出现在报纸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非是由于出版人和编辑对新闻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去持续不断地激发读者的热情和兴趣以维系自身的生存。

消费者往往凭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事物的刻板式的期待来对报纸的品质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对绝大多数新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品读的能力。

正是因为新闻业的人员流动性太强,很多人于其中捞够了资历便急不可耐地跳槽,所以该行业始终无法如其他行业那样形成令自身获得卓著的社会声誉、令从业者培育出强大自尊心的传统。缺少了这些传统,全行业的准入门槛便无法提升,亦不能对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予以有力的惩戒;而从业者则无法产生职业自豪感,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会牢靠。

全世界所有的记者,就算全天24小时马不停蹄地工作,也不可能见证世界上每一件事的发生。

报纸从来不会对每一个人给予同等的关注,而通常只盯着某些特殊的场所,如警局、验尸所、县政府、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等。对于这些场所,报纸要么直接派记者盯着,要么与其他报纸联合起来共同雇专人盯着,因为这些地方容易爆出大新闻。

最具新闻潜力的场所,就是那些个体事务与公共权威相交叉的地方。法律才不会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婚姻、出生、死亡、契约、失败、抵达、出发、案件、骚乱、疫情和灾难等事件才会成为新闻并广为人知。

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面折射社会环境的镜子,而是对某些引人注意的情况加以记录的报告。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是如何在土壤中培育的,却会将其破土而出的那个瞬间呈现给你。此外,新闻还会转述其他人对土壤中的种子的评论,甚至预测其可能不会在人们所期待的那个时间发芽。也就是说,一件事越是能够被明确察觉、客观描述、准确测量和恰当命名,便越有可能成为新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新闻并不是对于直接事实的一手报告,而是对于经过“风格化”处理后的事实的报告。

不妨拿同一天在同一座城市出版的两张报纸做比较。其中一张的头版标题是《英国宣称支援柏林抵御法军侵略,法国公开支持波兰人》;另一张的头版标题则是《斯蒂尔曼夫人的另一段恋情》。在这两个标题中,你更喜欢哪一个,其实取决于你自己的品位,与两张报纸的编辑的品位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新闻媒体所能获得的,仅仅是体制专门为新闻报道所记录下来的那点信息而已。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争论和观点了。

对于某一事物来说,除非其能够被清晰地命名、测量、赋形和具化,否则便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根本不可能变成新闻,要么沦为偏见的产物。

新闻媒体并不是社会机构的替代品,而更像是探照灯射出的一道躁动不安的光柱,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原本藏匿在暗夜中的事物。人不可能仅凭这么一道光柱就对整个世界了然于胸,也不可能仅凭某些插曲、某些事件和某些争端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只有在自身的观念之光和新闻媒体之光同时照向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人们才能够获得充分的智识去共同做出一项决定。
第八部分（情报工作的正规化）指出公众与客观世界之间需要存在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为公众所处的特定环境提供解释，当他们照亮的外部环境范围越大，公众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也会更清晰。
情报工作应当与决策工作分隔开，情报机构应当具备一定的独立性，还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情报机构应当相互协作并共享信息，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井底之蛙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一方天空，而是世界的全貌。
公众的“证据意识”极为重要，只有当公众的观点是在基于对事件的具体情况的了解下产生的，而不是基于情感或者刻板印象，舆论才不会被利用。
如果每个人都遵循理性法则，我们的观点和行动都会更加合理，但是只有在局面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人才有可能去遵循理性的法则，所以在恐惧、仇恨等情绪之下的人们往往会成为直觉的奴隶。
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对一件事卷入过深,他眼中便渐渐只能看到那些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从而对那些他“应当”看到的东西视而不见。

建立情报机构的目标并不是将专业人士对所有问题的观点强加给每一位公民,而是要让各领域的负责人和决策者能够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当然,情报机构的价值既体现为其可作为一般性信息源为社会各界所使用,也体现为其有能力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准确性进行检验。不过,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情报机构真正的用途,在于为政治和工业领域的代议制治理机制提供必要的辅佐。

如果不加辨析地在一切事务上均屈从于公众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就听不进那些见识水平高于常人的专家的批评意见了。于是,事务的进展就完全取决于谁嗓门大或声音动听、谁善于造势或根本就是脸皮最厚,以及谁有能耐争取到最多的报纸版面。即使报纸编辑尽最大努力去平衡各方观点,但仅仅做到公平仍是远远不够的。在明面上的正反双方之外,或许还存在着若干其他方面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根本不会被任何组织严密、资金充裕、雷厉风行的利益相关方所提及。

那些个体公民会很快发现,参与各类社会讨论的党派人士之所以选择诉诸舆论,并非因为他们折服于大众的智慧,而更多是一种对人的善良天性的利用,甚至是对公众的证据意识(sense of evidence)的一种羞辱。

只有在对一个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之后,该观点才会真正实现对事不对人(no longer me but that)。这样一来,我们的观点就被客观化了,也就与我们自身保持了不远不近的距离;其命运也不再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而是更多地与我们展开各种行动的外部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

只有在局面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人才有可能去遵循理性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