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
供给侧是问题导向，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
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
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即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应学派有根本区别
供应学派（或者成为供给学派 Supply-side economics）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主要代表有蒙代尔、拉弗、吉尔德等。主要论点和主张为：（1）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纳税的税率，以增加个人储蓄能力，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对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2）取消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加强劳动和商品市场上的竞争。(3) 实行货币管理，使货币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减缓政府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逐步实现预算平衡；削减社会福利支出。
供给学派的产生，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停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
（一）宏观背景不同
美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涨”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的瓶颈制约。
（二）经济学学历支撑不同
西方供应学派理论，主要有三个流派：
1、萨伊定律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可以参考徐高老师的《宏观经济学二十五讲》中的相关内容）
2、拉弗曲线 “高税收会抵制供给”
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线示意图
3、诺斯制度变迁理论 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理论（Institution Change Theory），20世纪70年代前后，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受到长期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最终把制度因素纳入解释经济增长中来。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思称之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指的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旨在提供一种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中国和西方理论的三大不同之处：
1、美国：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片面主张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决裂”；
 中国：既不实行紧缩，也不放弃需求管理。
2、美国：供给是基于私有化的制度供给；
 中国：减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3、美国：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崇政府的无为；
 中国：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市场”相结合。
（三）宏观政策要领不同
1、美国：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倾向于政府“无为而治”；
  中国：主张践行适度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支出作用空间；
2、美国：主要侧重于减税，不注意全面的政策配套；
 中国：在多年结构性减税基础上配合全面改革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进一步调整。
3、美国：基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货币发行量，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紧缩，试图通过提升储蓄率，既提高增长速度又缓解通货膨胀。
 中国：强调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适度降低储蓄率。
总之：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创举，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40年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的主线
（一）改革开放是我国4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战略方针
   
时间
会议名称
决议
主要内容
 
1984年10月
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
十四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体制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模式
 
2003年10月
十六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013年11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魂，是贯穿改革开放的主线和红线
改革开放40年历程，基本遵循了从解决商品、服务供给，到更加注重企业供给、制度供给，破解制度束缚，推动制度创新这样一条路径。
扩大企业供给的重大改革措施：
1、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
2、发展民营经济；
3、扩大开放，引进外资；
4、国有企业改革。
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的改革措施：
1、降低税费；（企业所得税从80年代初的55%，逐步降低到目前的25%）
2、下岗再就业；
3、解决企业社会负担重问题（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
4、解决企业债务重的问题。（债转股、债务剥离、破产核销）
其他方面，包括价格机制改革、房地产的市场改革等等，核心：制度供给是最关键的要素。（要继续减持改革）
三、“三去一降一补”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点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意义：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一）去产能应正确把握实质和主导机制
 1、不能笼统的去所有“过剩产能”，要聚焦在去“落后产能”，主要是低效率、高污染的产能。
2、继续加大力度处置“僵尸企业”。注意甄别。
3、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二）房地产去库存应针对“分化”的市场格局综合失策
具体内容可以参考第五章有关房地产的部分。
（三）去杠杆需求区分宏观和微观，宏观上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微观上实现分子分母双向着力去杠杆
宏观层面：全局的降杠杆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杆；
微观层面：从分子层面减少债务总量，从分母层面注入有效资本。
（四）降成本要着重降低制度性成本
（五）补短板需要定制化方案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应把握好五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方面的几次重大改革措施：
1、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2、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土地批租”，实质是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3、2020年，以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为标志，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和探索增减挂钩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跨省域交易。未来30年产生的财富预计超过一年50万亿。
一、深化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1987年，国家开始从项目层面对特定项目所需占用额定土地面积进行控制；2008年开始，国家对各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实行“统一分配、层层分解、指令性管理”。对于涉及农用地的征收，仍需报中央审批。周期长，效率低。2020年，继续下方用地审批权限，将除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所有省级政府，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在部分试点省份委托省级政府批准。
2019年开始，国家不再追求城市平均化，转而有意扶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二、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破城乡二元壁垒
我国对城乡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
城市——无偿划拨→有偿出让；
农村——农民私有→合作社所有→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允许土地适度流转
“双轨制”存在的问题：
1、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市场通道基本关闭
1998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实行征地；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向城市倾斜，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少；农村集体土地，未被征收前，不能转让，也不能抵押融资。
2、土地增值收益城乡分配不合理程度加剧。
土地价值日益增加，围绕土地利益的矛盾不断加剧，同时激发了地方政府征地的热情，更加激化矛盾，损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3、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增加。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需要征为国有，可以直接入市交易。该项改革试点，目前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障碍：
i 宏观法律制度的制约。需要修改法律法规。
ii 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可能会影响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缺少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
iii 市场化程度低。
iv 相关配套制度未跟上。
该项改革的目标：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深化的配套政策和改革研究：
 i 聚焦“谁来入市”。明确入市对象和入市主体。
 ii 聚焦“入市成本价格”。完善城乡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
 iii 聚焦“钱怎么分”。探索入市收益分配制度。明确收益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原则，要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增加各方的积极性。
三、实施跨省指标交易，打破市场化交易地域限制
科斯定理：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市场化交易一定会让政府管理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
土地资源可以利用科斯定理实现市场化交易。
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主要包含两类核心指标的交易：
1、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2、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2008年以来，重庆设立农村土地交所，开展的票交易试点的实践，建立了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体系，主要包含五个支柱：
1、自愿复垦；
2、公开交易；
3、收益归农；
4、价款直拨；
5、依归使用。
地票制度，建立了市场化的“远距离、大范围”城乡区域反哺机制。
四、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我国工业用地市场优化配置还存在几个问题：
1、工业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用地配置和产业布局失调。
2、用地控制标准执行不严，工业用地价格偏低。
3、招拍挂出让流于形式，“供地前置”问题突出。
4、供地方式单一，流转机制不畅。出让土地期限一律按照50年，对企业来说缺少灵活性。缺少土地流转机制和二级市场，闲置工业用地无法得到流转和盘活。
针对上述问题的两条对策：
 i 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
 ii 调整完善工业用地政策，创新使用方式。
五、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用地整体效率和效益
2017年以前，全国批而未供土地近1500万亩，土地闲置情况严重。目前，限制土地难以盘活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用地政策限制严格，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低。各用地业主无法参与后续利用而缺乏改造积极性。
2、利益主体诉求复杂，拆迁难度大。复杂的利益主体导致复杂的利益诉求。增值收益量化困难，利益诉求难以协调。
3、企业搬迁用地难落实，拆迁周期长。
4、资金平衡困难，融资压力大。
对策：
1、研究更多运用市场机制来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的引导性、鼓励性政策，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的激进型。
2、完善相关税费机制。利用税费制度，实现主体间利益的合理分配。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思考
本部分内容比较简单，没能够具体的展开。
一、不同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并且侧重于短期。
要取得长期的效果，一定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供给制度的改革一旦奏效，就会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二、货币供给体系改革
货币供给方式的改革，也就是我国目前通过外汇占款为主要货币发行手段的方式需要改革。
这部分内容，本书写的非常简单，具体可以参考《分析与思考》的第五讲《面向未来的人民币发行制度》
三、利率机制改革
目前仍存在的问题：
1、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未完全完成。目前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依旧存在，“利率双轨”依然存在套现空间。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仅靠监管部分的政策要求，效果不大，也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四、直接融资不足导致高杠杆。
2018年，新增社融中，83%属于间接融资，17%为直接融资；93%为债权融资，7%为股权融资。
五、资本市场的三大问题
1、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
2、缺少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3、投入产出、收益回报不到位。
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足
数据对比：工商产业中外资占比30%，金融行业中，外资占比1.8%
1、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A股上市公司汇总，外资公司占比非常小。
2、外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仍有阻力。
七、金融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薄弱
1、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水平还有待提高。
2、还缺乏具有统领性、基础性作用的专门法律。
3、金融基础设施数量及质量有待提高。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全面深化改革新突破
本部分内容是基于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一文件进行展开的。可以说是紧跟政策风向，探讨最前沿的问题。
本部分所谈的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
一、深刻理解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1、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
2、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体现了对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务实精神
土地：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也是作者一直以来极力推动的一项措施）
劳动力：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资本要素：制定出台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的意见。
技术要素：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
数据要素：数据资源的最大特点是可以重复使用，叠加增值，不是越用越少，而是越用越多。建设数据市场的前提是数据资产的权益保护和数据的开放共享。
三、当下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特殊价值
1、疫情下的发展，除了需要需求侧的逆周期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方面下功夫。对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释放发展红利。
2、要素市场的建设不需要人流的密集接触，符合疫情之下的工作实际和社会运行新特点。
推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供给侧全面改革
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一、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不匹配。包括公共卫生事业在内的公共消费领域发展潜力巨大。未来，政府部门应该将一部分计划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投放到公共设施领域。
二、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
人员、设施、机构，都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三、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这方面的投入需要适当超前，还可以存在部分的闲置浪费情况。
四、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鼓励大学设立公共卫生学院。
五、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