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与西方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以及“九ー八”至“七七”日本大举侵华的抗日之战，共有次战争。这些外患，规模一次比一次巨大，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也一次比一次严重。
相应于外患，中国也不断经历内争太平天国、捻军、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国共内战，以至中共夺取政权。
这些内外变乱，以时间前后排列，都有内外事故之间的呼应关系，一次外患之后，立即有一次内战，后者似乎是由前者引发的征候。
    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烦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经中枢的思维能力。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若单纯在于驱逐满人，未必能超越太平天国。他的民权思想，能与黄宗羲等人的反思相应，民生的主张也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平均主义相应。民族主义的诉求，则触动当时全民悲愤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
民族国家的理念，发生于欧洲，是当时各族对天主教教体制的反动。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中国革命则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自此以来，中国建构国族的工作，遂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仓促立国，数千年的皇帝制度从此终结，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支离破碎的中国居然没有亡国，也还是仰仗“民族主义”，甚至大小军阀即使彼此攻伐，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引外敌侵略中国。

    黄宗羲（1610-1695）与顾炎武是同志挚友。他在明末聚乡兵参加鲁王的抗清活动，辗转山海，屡踬屡起。南明几次抗清的力量都失败后，黄氏致力于讲学与著述。他也与顾炎武一样，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政治得失。黄氏痛感道学的空谈，主张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

    黄宗羲反思世事得失的结果，则是《明夷待访录》。这部大书毋宁是于针砭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之后，提出他的改革理想。该书涵盖广泛，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都有其改制的拟识。简单地用今日的名词说，他昐望中国发展个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以学校为议政之地，转变中央集权的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自从秦汉帝国以来，“中国”概念必须容纳东亚这片
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汉代的五帝系列，将各族收纳在一个可以串联的谱系，而黄帝为统摄许多族群的祖先。今日，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于是，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这一系列的转变，其演变的轨迹是：每次外来的侵侮，即引发内在的反应
    一步一步由寻求实质的船坚炮利，走向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再从民族国家的理念演变成孙中山的多元秩序。从此，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如日耳曼人的德国），也不必借助信仰以笼罩诸族（如天主教的公教秩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如犹太民族主义）。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条还可继续开展的途径。
   为例：其英文课本是印度出版的英国教科书，化学、数学是美国出版的大代数与解析几何，生物学是美国出版的生物学概论…学生修习诸科目中，至少三分之一为英文课本。
   如此教学方式训练出的学生，其知识水平，在西方国家也属上乘。但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国的内地农村却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还可能有严重的疏离感。凡此学生，只能在沿海大城市生活，已不能再回到内地的故乡。研究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教育的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内地与沿海、农村与城市，其实已经断裂为两个世界。内地农村的中国，已失去了这些受过近代学校教育培训的子弟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校的分布大致是：乡镇有小学；县城有中学；省会有高中、专科、师范，甚至是大学；大城市有大学；平、津、、宁有最好的大学。循此阶层，小学毕业生不再回到村落，中学毕业生不再回到乡镇，专科以上学生不再回到县城，大学生不再回到原籍的省份，学成归国的学生更是群聚在四五个大都市。

    回顾传统的科举制度，中秀才的仍在原来乡村，举人大多在家乡县城，出仕的官员退体离职后，不仅回到本籍，大多还回到老家。受过教育的人オ，仍以故乡为归属之地。这些地方精英，在家乡是领导者，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庞大绵密的网络，保持联系，交换信息。最足以说明的例证，当是曾国藩等湖南士绅，他们在本籍一呼百应，彼此声息相通，遂能以湖南一隅的人组织为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