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政治讽喻和心理现实主义的调和

作为一部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讽喻作品，《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加缪的《鼠疫》等20世纪人道主义杰作为伍。不过就其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而言，《一九八四》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加缪或赫胥黎亦未能获得这样的成就，那就是将前后一致的讽喻结构和心理上可信的、逼真的文字肌理成功结合起来。
我们只需回忆小说第一章的开头，甚至只是前两页，就能见识到奥威尔观察细节的火眼金睛：通过描写温斯顿跨上胜利大厦阴暗破烂的楼梯，走进他那空空如也的邋遢公寓，吞了一大口难闻的胜利牌杜松子酒，点了支卷得不好的胜利牌香烟，奥威尔让我们感觉到、触摸到，甚至闻到了贫穷与轻视。
当场景悄悄转向温斯顿俯瞰的不断扩张的灰色城市时，整座城市被四大部的压制性结构所支配，我们直接面对大洋国众多以“胜利”命名的事物和明显的经济失败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并看到了其根源及其最终解释。在具有说服力的现实主义细节的引导下，我们却极少意识到奥威尔的高超手法：如今看似漫不经心的现实主义描写已经不知不觉转变成了讽喻结构的支架。在同一段楼梯上，当温斯顿观察到党内持续的警戒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他那越来越强的不安：海报上老大哥一直监视着的双眼、从窗外窥探的直升机、无所不在的思想警察，以及安装在他自己的公寓正中的电屏。毋庸明言，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来辨认老大哥的世界与用来描写这一世界的词汇之间具有反讽意义的对比。意识到小说中的“胜利”象征着失败，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解决另一个难题：新话中的名词“真部”“和部”“爱部”“富部”（Minitrue，Minipax，Miniluv，Miniplenty）（9）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同样在这两页之内，我们了解了温斯顿，这个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中年人，不仅是他的身体特征，而且还有他的智识与心理状态。结果，随之而来的政治讽喻使我们对这一文类的小说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感。通过温斯顿，我们好似亲身体会到生活在警察国家的监视之下的生活是怎样的。（在我看来，正是奥威尔在小说开头就展现出的令人叹服的图景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读者开始时不愿“进入”这部小说的世界。）很少有小说批评家对奥威尔文学中呈现出的复杂性和连贯性表示欣赏，而这正是由于多数批评家对这种成就毫无准备：他们要么从心理角度，要么从政治角度来探讨这部书。
一方面，“政治批评”专注于阐释奥威尔的政治主旨，忽视了这本书的心理维度。（女性主义批评家出于性别二元对立的目的，所抱持的性政治的成见使得他们在这一情况下也符合“政治”批评家的描述。）
另一方面，专注于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倾向于将小说解读为作家或人物的妄想症或施虐狂与受虐狂倾向的投射（Sperber；Smith；Roazan；Smyer）。他们忽视了一项重要因素：弗洛伊德对神经症人格的定义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常被作为不证自明的道理来接受，认为神经症的根源在于个人无法适应社会标准和广为接受的心智健康的“规范”。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有系统地对这种假设发起真正的挑战。如果不理解奥威尔在这里运用了数字悖论，那么人们就无法把握这部小说：“心智健康是无法用数据表示的。”（186）通过将个人的心智健康与人性跟整个国家的疯狂与非人性并置，他提出在某些社会有关心智健康的独特规范也许的确存在于“孤家寡人”（“minority of one”）（72）身上。极权主义独裁只有通过说服大众相信从对权力的疯狂执迷中创造出违背人性、充斥仇恨、颠倒混乱的世界是正常的，才能把持住权力。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包含了心理警示：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妄想症变得正常。所以，在一个建立在怀疑、监视、恐惧与仇恨之上的社会中，当温斯顿感到自己受迫害时，他并不是得了妄想症。
因此，无论《一九八四》反映的是作者的妄想症还是与不幸福的童年相关的施虐狂与受虐狂倾向（Sperber；Fyvel），这里实在是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我们应意识到，这部小说是建立在对独裁统治中的妄想症与施虐狂与受虐狂倾向的神奇而精准分析基础之上的，正如斯大林俄国和希特勒德国的例子所证明的。许多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生活过的读者，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1)甚为讶异，“一位从未在俄国生活过的作家竟对那种生活有如此敏锐的感知”（qted. Edward Thomas 91）。这种感知很可能来自奥威尔对当代史的广泛阅读，包括对德国和俄国政治犯的第一手报道（Steinhoff），而非他本人精神病理学问题的潜意识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