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

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和孕育未来。
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

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

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线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的鉴赏家。

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

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

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天启说：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

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

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

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加缪《鼠疫》：
是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
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外国/异域
foreign、exotic、alien、international
“黑暗大陆”

“欧洲豁免说”
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做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
篇一 作为隐喻的疾病
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

毕夏1800年:
生命是“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

马里内蒂1920年:
任何为卖弄学问而摆弄概念的作风都是反人性的。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仅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标，而且更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来维持和刺激再正常。
大众传媒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想象力形式，使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
赫伯特·马尔库塞：
“真实需求”（基本需求）
“虚假需求”（剩余需求）
疾病——政治失序——失衡

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
预见（马基雅弗利）、理性（霍布斯）、容忍（沙夫茨伯里）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

癌症隐喻是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

疾病与政治在“毒瘤”这个复合词里融合在了一起，并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常用的隐喻。

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

但是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唯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唯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

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篇二 艾滋病及其隐喻
亚里士多德：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
一种叙事似乎比一种思想的用处要小。

尼采：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

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

医院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企业，为此就必须以合同法来调节。
艾滋病与甚至诸如癌症这样非常复杂、多形态的疾病比起来，更像是一个被定义或被建构的产物。

术语上的变化为那种把虽已感染但无症状的人归入艾滋病患者的政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正当性。
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

患心脏病只是一个事件，它不给患者带来一种新身份。

“麻子”：仿佛一种疾病在某个人脸部留下的痕迹就等于这个人。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
exotic、foreign、alien、international

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
“欧洲豁免说”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

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加缪《鼠疫》：
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
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

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和孕育未来。
它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

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

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先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底线。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
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愈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

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

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天启说：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

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往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

艾滋病使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