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前言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16世纪，当国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就进入了管治时期。管治是十七八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国家这一特殊的、复数形式的存在与家庭、教会、帝国是有区别的。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者具有两个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的有限目标，即既要增强国力而不至于不敌其他强国，又要进行自我限制而不至于成为主宰其他国家的帝国。在对内关系上的无限目标，即治理者要细致人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生产活动。从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律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发人们对管适度性、合理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非国家的宪政问题。
总结了前书与本书的转折
    自由主义注重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管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发出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基于真相问题的思考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有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能把握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福柯在此主要探讨的与其说是“生命政治”，还不如说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框架一一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福柯这一年度的课程题目《生命政治的诞生》理解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攻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