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的诞生

1、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基本特征：一经济真理问题和市场的真言化问题，二效用估算对治理术的限制问题，三国家间的平衡问题，自由主义下的欧洲和国际领域之间的平衡问题。

2、永久和平的保障和基础不再是对每个国家内部力量的限制，而是对外部市场的无限制。外部市场越大，它的边界和限制就越少，我们就越能获得永久和平的保障。康德认为，是自然保证了市场的调整，实现永久和平。自然想要的是整个世界以及它的每一处都服从于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活动，自然规定给人类一些义务，后者对人类而言既是法律上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大自然秘密授意给人类的，是自然标记于地理气候等事物的配置中的，民法，国际法，世界法，这些法律仅仅是人们以义务的形式重新表述曾经是自然准则的那个东西。永久和平，它由自然所保证并且这种保证的表现就是居住在全世界的人口以及延伸到整个世界的商业关系网。因此永久和平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商业的全球化。

3、自然主义：18世纪中期出现的是治理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是治理技艺所固有的和原初的，治理应该认识到经济机制的内在复杂性质，并且遵守这些机制，但遵守这些机制不意味着要给出一个尊重个体自由和个人基本权力的法律框架。对治理权力的制约不是通过尊重个人的自由，而只是通过它会加以遵守的经济学分析的明证性。治理是通过明证性而不是个体自由来自我制约。

4、治理实践是自由的消耗者：新的治理艺术需要自由也消耗自由。新治理艺术被迫将自由生产和组织起来，成为自由的管理者。

5、自由主义体制下的自由：其表述：我要为你生产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将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这种自由主义不是命令自由而是管理和组织人们能够自由所依赖的条件，这种自由主义实践一方面产生出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在产生自由又具有限制和摧毁自由的危险。

6、安全：对自由这个制造成本进行考量所依据的原则是安全，各种安全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及其自身条件，都应当使利益的运转机理不对个人和集体造成风险。自由和安全，新治理理由的核心。

7、三个后果：自由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操纵利益的一种治理技艺，在操纵利益的同时需要成为风险的管理者和安全自由机制、安全自由游戏的管理者，来确保个人和集体尽可能的少面临危险。后果一，“危险地活着”，个人永久地处于危险境遇中，关于危险的文化。后果二，控制、约束和强制手段的惊人扩张，这些手段将成为自由的对等物和抵消力。训诫技术逐渐掌控个人行为直至其最微小的细节处。后果三，训诫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在这个新的治理技艺中出现了诸多机制，其功能是产生、激发和增加自由，是通过更多的控制和干预来引入更多的自由，即控制是自由的与那动力，不再简单的是自由所必需的抵消力。比如罗斯福政策，人们只能通过一种被揭发为对自由构成威胁的经济干预主义来保障各种民主自由。

8、自由主义的当前危机，那些我们召唤来产生和确保自由的机制，实际上却产生了毁掉其所产生之物这样的毁灭性结果。从1925年到1930年以来的所有这些机制企图提出各种经济和政治程式来确保国家以对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机制作为自由的保障，被用来生产更多的自由或者抵抗影响这种自由的那些威胁，这些机制都属于经济干预范畴内，即对经济实践领域进行约束或者实行强制干预。

1、不同于国家理由的新的治理理由和治理技艺：区别：不是保证国家的军力、财富和力量的增长，不是保证国家无限定增长，而是从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联系：是最弱的国家理由，是国家爱理由的增强和内在精炼，其原则是为了国家理由的维护、全面发展和完善。

2、节制性治理的两个关键点：一市场，作为交换机制和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真言化场所而言的市场。二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

3、19世纪20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特征，两面性：（1）两种设立法律的方式来调控国家权力即怎样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实施设置一些司法界限。（一种是法国大革命的卢梭式道路，规定个人有哪些自然权力和原始权力以及让渡哪些权力，从人权出发经由君主的设立来为治理术划定范围，革命道路。二种是从治理实践本身出发，依据能够设置在治理术之上的事实界限来分析，引发出功利主义的效用问题，激进道路。）（2）两种对律法的理解。（一种是在革命道路中，律法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二种是在功利主义激进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3）两种对自由的理解。（一种是从法学里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自由，也包含让与或不让与的自由。二种是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行使某些基础权利，而只是被看作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

4、新治理理由自我制约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交换和效用，而包含了这两者的总范畴就是利益。

5、p37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现在，作为治理理由原则上应该遵守的利益是多种利益，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社会效用和经济收益之间、市场平衡和国家公共权力制度之间的复杂游戏，也是基本权利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之间的复杂游戏。

治理实际上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

新的治理理由不是同我所称的治理术的自在物即个人、物品、资源、土地这些东西打交道。它不再与这些自在之物打交道。它与构成政治及其关键之所在的政治现象打交道，这些政治现象就是各种利益，也就是其他个人或集体关注某人、某物、某资源等所依据的利益。

1，治理实践中对治理理由进行内在限制的工具，政治经济学，即能够确保治理理由做出自我限制的东西。一他形成于国家理由为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内，处于由16世纪和17世纪所界定的治理理由的内部之中，不具备法律思想曾有的外在立场。二他完全不是对国家理由及政治自主的一种外在反对。三他思考治理实践本身，他不在法理上去询问这些治理实践以弄清它们是否合法，也不是从其起源上而是从其结果上思考这些治理实践。四他揭示了必定根据诸多可理解机制而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的东西。他所发现的不是一些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某种自然性。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一种特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五如果存在治理术及其对象和运作所特有的一种自然，那么治理实践将只有遵守这种自然才能做他要做的事。成功或失败成为治理行为的准则，而不再是合法性或非法性。

2，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某一类型的话语与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衔接起来，这类话语一方面把实践活动构建为一个由可知纽带所维系的集合体，另一方面又从真或假的角度，为并且能够为这些实践活动订立规则。

3，当我说不存在的东西成为某物，这不是要说去表明一种谬误怎样能实际的被确立，而是想表明，某种真理体制，因此他并不是一种谬误，如何使不存在的某物变成某物。关于疯癫，疾病，犯罪，性，以及我现在所讲的这些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是要说明实践系列与真理体制的结合怎样形成知识-权力装置，这一装置将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切实地被标记出来并且合法地使之从属于真假区分。政治和经济既不是存在的东西，也不是谬误，不是幻像，不是意识形态。它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但位于现实中，隶属于一种区分开真与假的真理体制。

4，生命政治学，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

1，研究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不是从普遍概念出发推导出具体现象，更不是从作为某些具体实践必须遵循的可知性框架的普遍概念出发，而是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实践活动的框架中检验普遍概念。

2，国家理由，16世纪中期建立，重商主义，管治国家，欧洲平衡。外部有限目标，内部无限目标。

3，限制国家理由的原则，法律，由基本法构建的法律出现在国家理由之外，成为对国家进行这种限制的原则。

4，18世纪中期，现代治理理由的特征，治理合理性的内在调整。事实调整，具有普遍性的调整，基于治理实践进行限制，区分要做之事、内在的限制，通过一系列冲突和解讨论妥协等交易进行调整。对人的治理不是一种由治理者强加于被治理者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确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定义自己相互间的各自位置的实践活动。

5，对这种治理理由进行内在限制的工具，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