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的诞生

1979年1月10日

重农主义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抵消的权力，它除了来自其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这就是他们所称的专制。专制是一种经济治理，但是它的边界只是被一种有它自己界定并且由它自己掌握的经济所勾勒和描绘。

1979年1月17日

真理历史当然不是通过消除谬误或改正谬误来重构真实事物（vrai）的起源，真理的历史也不是构建某些历史地相继的合理性，真理历史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改正或消除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真理史是对孤立的、自主的真理体系的描述。它涉及的是真言化体制的谱系，也就是说从权利的境况出发来分析某种真理权利的建立，来分析优先体现在话语之中的权利和真理的关系，权利和可真可假的一切都在这种话语中得到明确表现。因此，真言化体制不是某种真理的律法，而是一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使一个既定的话语确定出哪些陈述在其中可能被刻画为是真或假。

在所有权利问题的和心中都能发现意志问题，这证实了权利问题再根本上是司法问题。因此律法被认为是意志的表达，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从另外一边来看，在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而后者又把我们导向了另一种同样十分重要的区分。从一边来看，从法理上理解，每个人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关于自由的想法，这是一种法学想法，可以让与或不让于某种自由；而另一边来看，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形式某些基础权利，自有知识被看做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因此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异的自由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来理解。

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

1979年1月24日

我们可以说，就法律对自然规定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将可以能会给人们类似永久和平之类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从自然让居民占据整个世界这第一个行为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被勾勒出来了。永久和平，它由自然所保证并且这种保证的表现就是居住在全世界的人口以及延伸到整个世界的商业关系网。因此，永久和平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商业的全球化。

自由主义的表述只是这样的：我要为你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将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因此如果这种自由主义不是命令自由而是管理和组织人们能够自由所依赖的条件，你们就会发现，在这种自由主义实践的核心处确立起了一下两者这样一种永远不同的、动态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产生出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在产生自由时又具有限制和摧毁自由的危险。我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种人们可刻画为在18世纪所形成的新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在其核心处暗含着相对于自由的产生/毁灭关系...人们一只手需要生产自由，但这一行为本身暗含着，人们另一只手，又要建立起基于威胁之上的诸多限制、控制、强制、束缚等等。

1979年2月7日

因为事实上，竞争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的呈现。竞争游戏、竞争机制以及它所被发现并看重的积极作用，都完全不是自然现象，都不是欲念、本能、行为等之间的自然游戏的结果。实际上，竞争的效果只能归于竞争所具有的本质，这种本质刻画了竞争并构成了竞争。竞争的有益效果不能归功于它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再现和自然地呈现，而应该归功于一种形式上的优先。竞争是一种本质，竞争是一种eidos，竞争是一种形式化原则。竞争具有内在逻辑，它有自己的结构。只有在这种逻辑得到尊重时，竞争的效果才能产生。某种程度上来说，竞争是各种不平等之间的一种形式游戏。竞争不是个体之间和行为之间的而一种自然游戏。

纯粹竞争将永远无法达到。纯粹竞争只应该是并且只能够使一个目标，因此这个目标必须以一种无限定的积极的政策为前提。

1979年2月14日

社会政策应该成为这样一个政策，它的手段将不会是将收入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而是尽可能广泛地为所有社会阶层提供资金，它的手段将会是个人保险和互助保险，最终它的手段将会是私有财产。这就是德国人所称的“个人化的社会政策”，它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政策相对立。重要的是社会政策的个人化以及通过社会政策的个人化，而不是通过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集体化和社会化。总之，重要的不是给个人提供风险的社会保护，而是赋予每个人一种经济空间，每个人在该空间中可以承担和对抗风险。

（新自由主义）差不多并不是要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对位（contrepoint）或一种屏障。它要在社会自身的网络和深度上对社会进行干预。根本上——正是通过这方面，治理干预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即建立市场对社会的普遍调节器——新自由主义政府要对社会进行干预以使竞争机制在每一个时刻以及社会深度的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

1979年3月14日

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机制或者逻辑，这种逻辑是什么？它就是通过所有这些活动，劳动变成“抽象的”，也就是说具体劳动被转换成了劳动力，这个那个劳动力由时间来衡量，被置入市场中，以工资的形式被付给报酬，这不再是具体劳动。相反，这种劳动所具有的的所有人类的实在性、所有质变都被消除了。因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资本的逻辑，只保留了劳动中的力和时间。它使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并且只保留其被产生的价值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抽象化”是谁的过错？它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过错，它是资本逻辑及其历史实在性的过错。而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劳动的抽象化只有通过时间变量才会出现，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行为，而是一种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做的一种经济理论行为。抽象化不是来自经济过程的现实配置，它来自于人们在古典经济学角度下的思考方式。正式因为古典经济学未曾有能力从劳动的具体特殊性及性质的变化上来对他分析，正式因为它留下了这张白纸、这个理论上的缺漏和空白，所以整个哲学、整个人类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整个政治学都急忙向着劳动涌过去。因此所应该做的，完全不是延续马克思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批判，指责现实的资本主义使劳动的现实性抽象化了；而是应该针对经济话语中把劳动自身抽象化的那种态度展开理论批判。而且，新自由主义者们说，如果经济学家们以如此抽象的方式来看待劳动，如果他们忽视了劳动的具体规定、质的变化以及这些质变带来的经济结果，那么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家们向来认为经济学的对象只是资本过程、投资过程、机器过程、产品过程等等。

1979年3月21日

在人类学上抹去罪犯，应该讲清楚这不是指省略个体等级，而是指假定一种要素，一个领域，一种行为层面。该层面既可以被解释为经济行为，又可以以经济行为的名义而被控制。埃里希在一篇关于死刑惩罚的文章中这样说道：“犯罪所具有的的恐怖、残忍或者反常特征，这些根本都不重要。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深爱他人或憎恨他人的人是‘不敏感的’，是不容易接近的，是比那些对他人幸福漠不关心之人更不容易面对自己行为的得失变化”。换言之，之前所做的关于天生犯罪人、机会犯罪人、变态犯罪与非变态犯罪和惯犯的区别没有任何重要性。我们必须能够接受：无论如何，不管主体在某种等级上或从某种角度上看是多么病态，在某点上、在某种程度上，主体对得与失之中的这些变化“是敏感的”，也就是说惩罚活动应该是一种作用于可能的得失游戏之活动，即一种环境活动。应该作用于的正式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个人在其中供给犯罪，并且遭遇到一种正需求或负需求。

在这种视野中所出现的，完全不是构想或规划一个彻底的惩戒性社会——在该社会内部，各种规范机制从内部接续或延伸了束缚个人的法律网络。也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一般规范化机制以及驱逐不可被规范者之机制都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在那种视野下，我们具有关于一个社会的图景、或观念、或主题规划——在该社会中，各种差异系统要处于最优状态；在该社会中，要给予震荡过程以自由空间；在该社会中，要容忍那些少数个体和少数实践活动；在该社会中，作用的对象不是游戏的参与者，而是游戏的规则；最后，在该社会中，干预的类型不是对个人进行内部约束，而是一种环境类型的干预。

1979年3月28日

对主体来说，这就是那些不可化约的选择和不可转让的选择。而这种不可化约的、不可转让的选择之原则，这种原子式的、无条件的指向主体自身的选择之原则，我们称之为利益。在我看来，英国经验论哲学中最根本的，是产生出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利益主体的观念，即作为利益原则的主体，作为利益的出发点，或者各种利益机制的场所。当然，关于谁能启动利益本身的机制存在着一系列的讨论：是自我维系吗？是身体或灵魂吗？是同情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第一次显现为一种一直形式，既是当下的又是完全主体的意志形式。

孔多塞说，个人利益脱离于社会的一般体系——他想说的不是个人相对于社会是孤立的。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处在社会中的个体。但是要考虑到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利益——因而他说，不是出于一个社会而是多个社会之中的某个人，他的完全个人化的利益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它是取决于无数东西的一种利益。这个人的俚语取决于自然地各种偶然，对于后者他无能为力也无法预见。这种利益也取决于或近或远的政治事件。总之，这个人其利益的享有是与世界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后者超出了它的限度并且从各方面都摆脱它。第二个特征就是，尽管如此，“”但转而这个表面的混沌之中，通过道德世界的普遍律，人人尽力为自己而有益于所有人“。这就是说，一方面，每个人从属于一个整体，后者是不可控制的、无法规定的。它是事物的进程和世界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最远的事件可以影响我的利益，而我对其无能为力。每个人的意志、每个人的利益以及利益实现与否，所有这些都与大量个人之外的要素有关。同时，在个人不知道、不愿意、不能操纵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将会与一系列的正面结果相关联，即所有对他来说有利的东西将对其他人也有利。因此，经济人就处于一个我们所称的无限定的内在性场域中，后者一方面使经纪人从属地与一系列偶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后者把它的产出与其他人的收益联系在一起，或者将它的收益与其他人的产出联系在一起。因此，各种利益的汇聚就增加和包含了各种偶然之事的不明确的不一致。

1979年4月4日

市民社会的概念，关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以及在市民社会概念框架下所出现的那组对象或要素，所有这些都是试图回答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如何根据权利法则来治理有幸或不幸被经济主体所占据的君权空间？如何找到一种理性，如何找到一种合理性原则，不是通过权利的方式，不是通过经济学掌握之方式，来限制将要承载经济和法律的异质性的治理实践？

市民社会，以及后来人们称之为社会，18世纪末期人们称其为国民（nation），所有这些使得治理实践、治理技艺以及对该治理技艺的反思，使治理技术获得一种自我限制，这种自我限制既不违背经济规律也不违背权利原则；既满足治理的普遍性要求，也满足治理无所不在的必要性。一种无所不在的治理，一种无所不包的治理，一种既服从权利法规又尊重经济特殊性的治理，它将是一种管理市民社会、管理国民、管理社会、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

弗格森的市民社会有四个本质特征：第一，它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第二，市民社会作为自发综合的原则；第三，市民社会作为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第四，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动力要素。

首先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对弗格森来说，市民社会是一种背景，在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在市民社会之前，什么也不存在。或者说，如果某种东西存在。弗格森说，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无法认识的，回到年代的最初，回到人类的人性产生之前，也不可能知道会产生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在市民社会之前能够发生什么。换言之，提出非社会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要么，这种无社会被描述为孤立和隔绝，就好像真的在自然中存在那么一些分散的人。没有任何种类的聚集，没有任何沟通的手段。要么，这种非社会被描述为永久战争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就像在霍布斯那里：不管是孤立还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们都被置身于一种虚构的深处，这种深处对于分析与我们相关的现象毫无用处。

总之，从未有一个时刻，或者试图想象出一个时刻，人们从自然过渡到历史，从非社会过渡到社会。这种做法是无用的。人类自然状态的本质是历史的存在，因为人类自然状态的本质是社会的存在。不存在与社会想脱离的人类自然状态。

因此，社会纽带是自发地形成。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能建立或奠基社会纽带。不需要去建立或自主建立社会。无论如何，人们总是在社会中。社会纽带没有史前历史。说它没有史前历史，意思是，它既是永恒的又是必然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说，不管人们在人类历史中前进得多远，不仅社会一直存在而且自然也存在。也就是说，哲学家们在原始现实或神话中所寻找的自然状态，不需要离开我们自身就能找到，就在这里我们就能找到它.

第二，市民社会确保了个体们的自发综合，意思就是，不存在明晰的合同，不存在有意愿的结合，不存在对一些权利的放弃，不存在把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委托于他人。总之，不存在通过一种束缚合同来构建君权...事实上，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想象/设想一个个体是幸福的，如果它所属的整体不是幸福的话。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在互逆性关系中对其考察，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根据它在整体中所处位置、所起到的作用、所带来的结果来对其考察，我们甚至不能准确地评价个体的品质、价值和德性，那么我们就不能使个体带有善恶系数。

你们看到我们是怎样并不处于权利交换的机制或系统中。我们是出于一种即时的增多机制中，其形式与纯粹的经济利益机制中收益的即时增多完全一样。两者形式是相同的，但是要素和内容是不同的。因为市民社会既可以成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纽带的载体，同时又超出其范围，不能被化约为后者。在市民社会中，使人们互相集合的机制就是与利益机制类似的一种机制，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益，不是指经济利益...弗格森说，市民社会中个体的纽带是本能、情感、同感，是一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施善，是同情，同样也是对另一些个体的厌恶，对个体不幸的厌恶，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摆脱他人的不幸而得到的快乐。因此，这就是经济主体间的纽带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间纽带之区别：灾后这种存在一种非利己的利益，一种非利己利益的游戏，一种比利己主义本身更宽泛的无私利益的游戏。

一方面，经济纽带、经济进程把经济主体相互联系在一起，它将能出于即时增多的形式中，而不是处于放弃权利的形式中。因此，从形式上看，市民社会将是经济纽带的载体。但是经济纽带在它占有一席之地的市民社会中的角色是很奇怪的。因为一方面，通过利益间自发的汇聚，它把个体们联系起来，但同时它又是分解原则。因为相对于那些积极的纽带来说，差不多通过对个体的利己利益的强调、加重和凸显，倾向于永久地拆解市民社会的自发纽带想要编织的一切。

“在这样一种经商的状态下，个体们被认为能够通过经验人士到它们所具有的对维护自己地区的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承认人类有时显得孤立和孤单。它发现一个目标，后者使它与它的同类出于竞争状态中。”因此，人们越朝经济状态发展，市民社会的构成纽带就越矛盾地瓦解，并且由于它与所有人、任何人保持经济纽带，人类就越孤立。

市民社会的第三个特征：它是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个体之间的不同，当然体现在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市民社会中的群体决策表现为整个群体的决策。

第四个特征，市民社会成为历史的发动机。一方面，市民社会是一种自发的综合和自发的服从。另一方面，在这种自发的综合、自发的服从之中，有一种要素很自然地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该要素也是其分解原则。它就是利益、homo aconomicus的利己主义、经济过程...是一种自发的纽带和自发的平衡。但是在自发的纽带内部，有一种纽带同样也是自发的，但它又是分解的；立即，经济机制的运作将会带来失衡或自发地引入不平衡，自发地创设不平衡。

我的意思不是说市民社会登上了历史舞台，因为它一直存在。而是说，历史的发动机在市民社会中。因此，利己利益、经济游戏为市民社会带来了一种维度，通过这种维度，历史永远呈现在市民社会中；它们也带来了各种进程，通过这些进程，市民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地进入到历史中。弗格森说：“跟随当下的冲动，试图纠正它们所感到的缺陷，或者谋求眼前的好处，这样，人类达到了一些他们所无法预见的结局……就像其他动物一样，它们完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一生而不知结局……就像亦真不知从何而来并且任意吹刮的微风，市民社会的各种形态来自于一个模糊的、远去的起点。”总之，永恒的构造出市民社会的各种机制与那些永恒的生成历史，及其各种普遍形式的机制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里敞开了一种社会关系领域，个体间的纽带在纯粹的经济纽带之外构造出诸多集体单元和政治单元。但这种关系纽带并不因此就成为法律纽带：它既非纯粹经济上的，也非纯粹法律上的，既不与契约结构形式、不与权利的出让、委托、让与活动一致，在本质和形式上，也与经济游戏不同，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特征。

特点3：欧洲平衡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

国家内部无限定目标和外部的有限目标之间存在的平衡关系，每个国家以自身无限强化为目标，零和博弈假定

转变：自然竞争并不一定导致零和博弈，反而可能是每个参与者的better off，这从根基上动摇了欧洲平衡的论题。欧洲的富足不应该是部分国家贫穷部分国家赋予，而是应该是一种集体的富裕和无限制的富足。这种观念作为原则和目标的时候，一种市场的全球化就被要求建立起来了。

永久和平的保障不再是对每个国家内部力量的限制，而是对于外部市场的无限制。外部市场越大，其边界和限制就越少，我们就越能获得永久和平和保障。

对应实际：欧洲平衡的奥地利目标和英国目标

奥地利目标：任何一国都不能比其他国家有优势

英国目标：通过英国的经济力量的传递使得欧洲经济全球化

对于自由主义之自由的理解

重农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治理应该认识到经济机制的内在复杂性质，但是遵守机制不意味着要给出一个尊重个体自由和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框架。对治理权力的制约不是通过尊重个人自由，而是通过它会加以遵守的经济学的明证性。治理是通过明证性而不是个体自由来自我制约的。

自由主义不是说自由是某种普遍存在。自由仅仅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衡量存在着”太少“自由的尺度是由被要求的”更多“自由所给出的。

自由主义的表述不是“你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的表述只是这样的：我要为你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要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

自由不是既定的，而是每时每刻被制造出来的东西。自由主义不是接受自由，而是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

新的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若干原则

1、风险的管理与安全机制的运用

接上。自由主义制造自由，那么自由的制造成本考量的依据或原则，就是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保护集体利益反对个人利益，或者保护个人利益反对集体利益的侵害。

自由与安全的游戏，是新治理理由的核心。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危险的活着”

2、训诫式监控（边沁全景敞视主义）

除了监视以外，不应该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3、干预主义政策—对自由及其危机的管理

治理技术中产生了诸多用来产生、激发和增加自由的机制，事实上是通过控制和认为干预引入更多的自由。也就是说，控制变成了自由的原动力，而不是自由所必须抵消的东西。（比如，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干预和控制来保障劳动自由、政治自由和消费自由。）

自由补偿机制的膨胀。为了实现某些自由，我们可以形成某些立法约束，在某个层面又出现了反抗和对于训诫的不容忍。（比如反垄断法，可能被看做某种过度干预）

这些过程使得产生自由的机制，那些被我们召唤过来确保并制造自由的机制，实际上产生了毁掉其产生物。

特点1：市场成为形成真理之场所，而不再知识公正化（juridiction)的领域

自由主义所关心的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

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由的对接，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某种治理模式，或者政客们接纳了政治经济学家。而是，市场的场所开始成为形成真理的场所和机制。

1、16、17世纪：公正化场所：市场是一个要遵循条例、公正的价格、对欺诈的惩罚的公共场所。（类似再说完全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事情）

2、18世纪：市场成为真理场所，即生产成本和需求之间的恰当关系，价格机制的形成，市场是真理的揭示者（类似强调供需平衡和价格机制）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这样的？先从基本假设的框定开始，然后再强调价格机制？

方法论：真言化体制的历史——兼论疯癫、规训、性等

问题不在于说明精神病专家的脑袋里形成了自命为科学的理论或者话语。

问题不在于说明禁闭制度怎样从某一时刻起从精神病专家的话语中分泌出自身的理论和合理性。

问题在于从禁闭制度出发并且通过它们来研究精神病学的起源。

问题在于，首先将其作为场所和形式进行研究，然后分析在这样的场所中如何使得真言化问题出现

问题在于，使得一些条件显现出来（#所谓Assumption？），这些条件应该被满足以便我们拥有对疯癫、犯罪或者性的话语。

真理的历史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改正或消除建立起来的，这种意义上的真理史是孤立的描述

真言化体制不是某种真理的律法，而是一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使得既定的话语确定出哪些陈述在其中可能被刻画为真或假。

（#这再说的是Assumption的问题么？我们都知道Assumption具有不证自明的特征，那么什么假设能够站得住脚到这种地位？这一系列规则下又确定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特点2：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其干预

公共法重心的转移

17、18世纪：怎样奠定君权、什么条件下君主是合法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怎样对国家公共权力设置司法界限？

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限制问题的两种解决路径

1、法国的司法激进主义（卢梭式道路）

其理自明的，司法—演绎的道路，法国大革命的道路

不是从治理及制约出发，而是从权利、传统形式下的权利出发，试图规定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原始权利是什么，继而推广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原因下，人们接受了权利和制约的交换，定义出人们同意让渡哪些权利。

这一路径旨在从人权出发，经由君主（或执政者）的设立来为治理术划定范围。

这条道路本质上是革命性的，探讨的是权利的划分的问题。

自由的法理学意义，是一种可以让或是不让的自由。——从人类权利角度出发

2、英国的功利主义

从治理实践本身出发，与治理理性的新布局联系在一起。

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划分处理的结果。

自由的法理学意义，不是行使的基础权利，而是看做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从被治理者独立性角度出发

作为新式治理术算符的”利益“（interest）概念

治理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

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其效用是什么？

福柯在本节课所谈论的“治理”，是狭义的治理，只局限于政治主权的运转角度考察对于人的治理，不包含关于指导人类、引导举止行为、约束活动反应等。

今年的主题：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理性化。在治理的内部和外部中，人们设法以何种方式对这个治理的实践活动进行概念化。为了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来治理，人们设法以何种方式建立治理实践的领域、它的不同对象、它的一般规则、它的整体目标。

关于方法论的探讨：知识考古学不同于历史主义，甚至与之相反。

历史主义：预先假定诸如国家、社会、主权等概念的存在，并书写其历史。

知识考古：不把历史用作批判的方法来拷问普遍概念，而是从普遍概念不存在的论断出发，询问我们可以书写什么样的历史？

关于国家理性的再探讨：

治理的定义：根据国家理性的原则做出治理，使得国家的职能变得坚固和永久，使之富有强大。

国家的治理者应当遵守某些高于国家或支配国家并且外在于国家的原则和规则。国家不是家庭，不时教诲，不是帝国。国家只为自身存在并且只与自身相关，只凭自己并且只为自己存在，

与国家理性配套的治理方式，或曰与治理方式相关的制度

国家理由原则决定下的新的治理技艺的具体形式

1、经济方面：重商主义

2、内部管理：管治国家（上一本书翻译的警察国家police，我更喜欢管治）

3、永久军队与外交手段

国家理性的外在限制：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对于国家理性的限制：法律具有一定的外在性，超乎于国家理性。比如自然权利理论、社会契约论等。这些限制可能来自于上帝，或者在本源上被一劳永逸的提出来。

但法律原则的限制根本上是有限和危机的，因为人们只有当国家理性超出法律限制的时候，才会以法律原则反对国家理性。（这本书翻译成国家理由，其实我也更喜欢这个而不是国家理性）

国家理性的内在限制：治理和理性的内在调整

治理问题不再围绕着政权合法性问题，而是围绕怎么不过度治理。

1、这种调整是事实的调整，而不是在探讨法律上的合法性问题

2、这种调整具有普遍性，存在一些总是有效的原则。

3、我们不会从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圣经的启示、或者某一时刻同意结成社会的主体的意愿的角度来寻找这些原则。而是应该从内在与治理实践的方面，从治理的各种目标方面寻找限制的原则

4、治理活动的界限，不是通过划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而是要做的事情和不要做的事情。

5、内在的限制不是治理者自己决定的。

与国家理性配套的真理体制：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由做出自我限制的东西。

1、不是为了限制国家理由。相反，形成与国家理由为治理技术规定的目标框架之内

2、不构成对于国家理由的外在反对

3、思考的不是先决权力（类似于人生而自由平等），而是思考治理实践本身

4、其发现的不是先于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的自然性

成功或失败取代了合法和非法的划分。

治理违背了自然法则，仅仅是因为治理低估了自然法则。使得治理糟糕的，不是因为治理者本身是糟糕的，而是因为治理者是无知的。（想起来加缪的那段话。：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

何为真理体制？

不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治理技术在某个时代进入了合理性

不是说这个时代的人们达到了某种认识论的门槛

而是说，某种类型的话语与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衔接起来，这类话语一方面把实践活动构建成可知纽带维系的集合体，另一方面由从真或者假的角度，为这些实践订立规则。

实践系列与真理体制的结合如何构成知识—权力装置，这是福柯一系列研究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