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作者1978-1979年的演讲。本书分析了市民社会相对于社会治理的多重角色,它既相对自主,同时又是治理干预的对象。由此,市民社会决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自由治理的相关物。
作者简介 · · · · · ·
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出生在法国的普瓦利埃。1946—1949年,就读于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先后获得哲学和心理学文凭。1951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61年获国家博士学位。1970年被遴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84年6月25日因感染上艾滋病去世。福柯一生著作甚丰,闻名于世的有《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61年)、《诊所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规训与惩罚》(1975年)和《性经验史》三卷(1976,1984,1984年)。
米歇尔·福柯是后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他不仅“谈玄论理”,而且还直接批评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
目录 · · · · · ·
前言
1979年1月10日
1979年1月17日
1979年1月24日
1979年1月31日
1979年2月7日
1979年2月14日
1979年2月21日
1979年3月7日
1979年3月14日
1979年3月21日
1979年3月28日
1979年4月4日
课程概要
授课情况简介
术语对照
人名索引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剥夺了个体相互之间直接的、当下的交流,它们迫使个体只能通过行政和中央机关来交流。因此它们使个体化约为原子状态,这些原子都服从于一种权威、一种抽象权威,在这种抽象权威之中,个体无法认出自己。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强迫个体成为具有统一化和规范化功能的大众消费类型。总之,这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个体相互之间根本上只能通过符号游戏和景观游戏等来交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31 1979 年 2 月 7 日 -
5、p37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现在,作为治理理由原则上应该遵守的利益是多种利益,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社会效用和经济收益之间、市场平衡和国家公共权力制度之间的复杂游戏,也是基本权利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之间的复杂游戏。 治理实际上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 新的治理理由不是同我所称的治理术的自在物即个人、物品、资源、土地这些东西打交道。它不再与这些自在之物打交道。它与构成政治及其关键之所在的政治现象打交道,这些政治现象就是各种利益,也就是其他个人或集体关注某人、某物、某资源等所依据的利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页
> 全部原文摘录
丛书信息
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书评 · · · · · · ( 全部 14 条 )

生命政治学的诞生(内容概要)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生命政治学的诞生 法兰西学院讲座 1978-79 [法]米歇尔•福柯 著 王立秋 试译 内容概要 1979年1月10日 方法问题。——假设普遍性不存在。——对上一年讲座内容的总结:出于国家理由的统治(外部的政治)的有限目标和警察国家的无限目标(内部的政治)。——作... (展开)
【转】蓝江|什么是生命政治

作为治理术的生命政治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新冠疫情的蔓延让人们对疾病、生命和政治的关联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近期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也很热闹。我对福柯的了解不是很多,只是出于对生命政治的兴趣简单读了一下他的这本小册子,原文是法文,有些范畴很难找到能够贴切表达原意的中文词来对应,我找到了英译版,结合张... (展开)> 更多书评 14篇
-
Lscua (自然饱和度低。)
1979年1月10日 重农主义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抵消的权力,它除了来自其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这就是他们所称的专制。专制是一种经济治理,但是它的边界只是被一种有它自己界定并且由它自己掌握的经济所勾勒和描绘。 1979年1月17日 真理历史当然不是通过消除谬误或改正谬误来重构真实事物(vrai)的起源,真理的历史也不是构建某些历史地相继的合理性,...2020-03-23 05:42:29 2人喜欢
1979年1月10日
重农主义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抵消的权力,它除了来自其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这就是他们所称的专制。专制是一种经济治理,但是它的边界只是被一种有它自己界定并且由它自己掌握的经济所勾勒和描绘。
1979年1月17日
真理历史当然不是通过消除谬误或改正谬误来重构真实事物(vrai)的起源,真理的历史也不是构建某些历史地相继的合理性,真理历史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改正或消除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真理史是对孤立的、自主的真理体系的描述。它涉及的是真言化体制的谱系,也就是说从权利的境况出发来分析某种真理权利的建立,来分析优先体现在话语之中的权利和真理的关系,权利和可真可假的一切都在这种话语中得到明确表现。因此,真言化体制不是某种真理的律法,而是一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使一个既定的话语确定出哪些陈述在其中可能被刻画为是真或假。
在所有权利问题的和心中都能发现意志问题,这证实了权利问题再根本上是司法问题。因此律法被认为是意志的表达,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从另外一边来看,在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而后者又把我们导向了另一种同样十分重要的区分。从一边来看,从法理上理解,每个人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关于自由的想法,这是一种法学想法,可以让与或不让于某种自由;而另一边来看,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形式某些基础权利,自有知识被看做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因此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异的自由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来理解。
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
1979年1月24日
我们可以说,就法律对自然规定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将可以能会给人们类似永久和平之类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从自然让居民占据整个世界这第一个行为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被勾勒出来了。永久和平,它由自然所保证并且这种保证的表现就是居住在全世界的人口以及延伸到整个世界的商业关系网。因此,永久和平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商业的全球化。
自由主义的表述只是这样的:我要为你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将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因此如果这种自由主义不是命令自由而是管理和组织人们能够自由所依赖的条件,你们就会发现,在这种自由主义实践的核心处确立起了一下两者这样一种永远不同的、动态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产生出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在产生自由时又具有限制和摧毁自由的危险。我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种人们可刻画为在18世纪所形成的新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在其核心处暗含着相对于自由的产生/毁灭关系...人们一只手需要生产自由,但这一行为本身暗含着,人们另一只手,又要建立起基于威胁之上的诸多限制、控制、强制、束缚等等。
1979年2月7日
因为事实上,竞争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的呈现。竞争游戏、竞争机制以及它所被发现并看重的积极作用,都完全不是自然现象,都不是欲念、本能、行为等之间的自然游戏的结果。实际上,竞争的效果只能归于竞争所具有的本质,这种本质刻画了竞争并构成了竞争。竞争的有益效果不能归功于它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再现和自然地呈现,而应该归功于一种形式上的优先。竞争是一种本质,竞争是一种eidos,竞争是一种形式化原则。竞争具有内在逻辑,它有自己的结构。只有在这种逻辑得到尊重时,竞争的效果才能产生。某种程度上来说,竞争是各种不平等之间的一种形式游戏。竞争不是个体之间和行为之间的而一种自然游戏。
纯粹竞争将永远无法达到。纯粹竞争只应该是并且只能够使一个目标,因此这个目标必须以一种无限定的积极的政策为前提。
1979年2月14日
社会政策应该成为这样一个政策,它的手段将不会是将收入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而是尽可能广泛地为所有社会阶层提供资金,它的手段将会是个人保险和互助保险,最终它的手段将会是私有财产。这就是德国人所称的“个人化的社会政策”,它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政策相对立。重要的是社会政策的个人化以及通过社会政策的个人化,而不是通过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集体化和社会化。总之,重要的不是给个人提供风险的社会保护,而是赋予每个人一种经济空间,每个人在该空间中可以承担和对抗风险。
(新自由主义)差不多并不是要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对位(contrepoint)或一种屏障。它要在社会自身的网络和深度上对社会进行干预。根本上——正是通过这方面,治理干预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即建立市场对社会的普遍调节器——新自由主义政府要对社会进行干预以使竞争机制在每一个时刻以及社会深度的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
1979年3月14日
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机制或者逻辑,这种逻辑是什么?它就是通过所有这些活动,劳动变成“抽象的”,也就是说具体劳动被转换成了劳动力,这个那个劳动力由时间来衡量,被置入市场中,以工资的形式被付给报酬,这不再是具体劳动。相反,这种劳动所具有的的所有人类的实在性、所有质变都被消除了。因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资本的逻辑,只保留了劳动中的力和时间。它使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并且只保留其被产生的价值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抽象化”是谁的过错?它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过错,它是资本逻辑及其历史实在性的过错。而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劳动的抽象化只有通过时间变量才会出现,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行为,而是一种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做的一种经济理论行为。抽象化不是来自经济过程的现实配置,它来自于人们在古典经济学角度下的思考方式。正式因为古典经济学未曾有能力从劳动的具体特殊性及性质的变化上来对他分析,正式因为它留下了这张白纸、这个理论上的缺漏和空白,所以整个哲学、整个人类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整个政治学都急忙向着劳动涌过去。因此所应该做的,完全不是延续马克思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批判,指责现实的资本主义使劳动的现实性抽象化了;而是应该针对经济话语中把劳动自身抽象化的那种态度展开理论批判。而且,新自由主义者们说,如果经济学家们以如此抽象的方式来看待劳动,如果他们忽视了劳动的具体规定、质的变化以及这些质变带来的经济结果,那么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家们向来认为经济学的对象只是资本过程、投资过程、机器过程、产品过程等等。
1979年3月21日
在人类学上抹去罪犯,应该讲清楚这不是指省略个体等级,而是指假定一种要素,一个领域,一种行为层面。该层面既可以被解释为经济行为,又可以以经济行为的名义而被控制。埃里希在一篇关于死刑惩罚的文章中这样说道:“犯罪所具有的的恐怖、残忍或者反常特征,这些根本都不重要。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深爱他人或憎恨他人的人是‘不敏感的’,是不容易接近的,是比那些对他人幸福漠不关心之人更不容易面对自己行为的得失变化”。换言之,之前所做的关于天生犯罪人、机会犯罪人、变态犯罪与非变态犯罪和惯犯的区别没有任何重要性。我们必须能够接受:无论如何,不管主体在某种等级上或从某种角度上看是多么病态,在某点上、在某种程度上,主体对得与失之中的这些变化“是敏感的”,也就是说惩罚活动应该是一种作用于可能的得失游戏之活动,即一种环境活动。应该作用于的正式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个人在其中供给犯罪,并且遭遇到一种正需求或负需求。
在这种视野中所出现的,完全不是构想或规划一个彻底的惩戒性社会——在该社会内部,各种规范机制从内部接续或延伸了束缚个人的法律网络。也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一般规范化机制以及驱逐不可被规范者之机制都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在那种视野下,我们具有关于一个社会的图景、或观念、或主题规划——在该社会中,各种差异系统要处于最优状态;在该社会中,要给予震荡过程以自由空间;在该社会中,要容忍那些少数个体和少数实践活动;在该社会中,作用的对象不是游戏的参与者,而是游戏的规则;最后,在该社会中,干预的类型不是对个人进行内部约束,而是一种环境类型的干预。
1979年3月28日
对主体来说,这就是那些不可化约的选择和不可转让的选择。而这种不可化约的、不可转让的选择之原则,这种原子式的、无条件的指向主体自身的选择之原则,我们称之为利益。在我看来,英国经验论哲学中最根本的,是产生出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利益主体的观念,即作为利益原则的主体,作为利益的出发点,或者各种利益机制的场所。当然,关于谁能启动利益本身的机制存在着一系列的讨论:是自我维系吗?是身体或灵魂吗?是同情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第一次显现为一种一直形式,既是当下的又是完全主体的意志形式。
孔多塞说,个人利益脱离于社会的一般体系——他想说的不是个人相对于社会是孤立的。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处在社会中的个体。但是要考虑到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利益——因而他说,不是出于一个社会而是多个社会之中的某个人,他的完全个人化的利益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它是取决于无数东西的一种利益。这个人的俚语取决于自然地各种偶然,对于后者他无能为力也无法预见。这种利益也取决于或近或远的政治事件。总之,这个人其利益的享有是与世界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后者超出了它的限度并且从各方面都摆脱它。第二个特征就是,尽管如此,“”但转而这个表面的混沌之中,通过道德世界的普遍律,人人尽力为自己而有益于所有人“。这就是说,一方面,每个人从属于一个整体,后者是不可控制的、无法规定的。它是事物的进程和世界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最远的事件可以影响我的利益,而我对其无能为力。每个人的意志、每个人的利益以及利益实现与否,所有这些都与大量个人之外的要素有关。同时,在个人不知道、不愿意、不能操纵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将会与一系列的正面结果相关联,即所有对他来说有利的东西将对其他人也有利。因此,经济人就处于一个我们所称的无限定的内在性场域中,后者一方面使经纪人从属地与一系列偶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后者把它的产出与其他人的收益联系在一起,或者将它的收益与其他人的产出联系在一起。因此,各种利益的汇聚就增加和包含了各种偶然之事的不明确的不一致。
1979年4月4日
市民社会的概念,关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以及在市民社会概念框架下所出现的那组对象或要素,所有这些都是试图回答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如何根据权利法则来治理有幸或不幸被经济主体所占据的君权空间?如何找到一种理性,如何找到一种合理性原则,不是通过权利的方式,不是通过经济学掌握之方式,来限制将要承载经济和法律的异质性的治理实践?
市民社会,以及后来人们称之为社会,18世纪末期人们称其为国民(nation),所有这些使得治理实践、治理技艺以及对该治理技艺的反思,使治理技术获得一种自我限制,这种自我限制既不违背经济规律也不违背权利原则;既满足治理的普遍性要求,也满足治理无所不在的必要性。一种无所不在的治理,一种无所不包的治理,一种既服从权利法规又尊重经济特殊性的治理,它将是一种管理市民社会、管理国民、管理社会、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
弗格森的市民社会有四个本质特征:第一,它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第二,市民社会作为自发综合的原则;第三,市民社会作为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第四,市民社会作为历史的动力要素。
首先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对弗格森来说,市民社会是一种背景,在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在市民社会之前,什么也不存在。或者说,如果某种东西存在。弗格森说,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无法认识的,回到年代的最初,回到人类的人性产生之前,也不可能知道会产生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在市民社会之前能够发生什么。换言之,提出非社会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要么,这种无社会被描述为孤立和隔绝,就好像真的在自然中存在那么一些分散的人。没有任何种类的聚集,没有任何沟通的手段。要么,这种非社会被描述为永久战争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就像在霍布斯那里:不管是孤立还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们都被置身于一种虚构的深处,这种深处对于分析与我们相关的现象毫无用处。
总之,从未有一个时刻,或者试图想象出一个时刻,人们从自然过渡到历史,从非社会过渡到社会。这种做法是无用的。人类自然状态的本质是历史的存在,因为人类自然状态的本质是社会的存在。不存在与社会想脱离的人类自然状态。
因此,社会纽带是自发地形成。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能建立或奠基社会纽带。不需要去建立或自主建立社会。无论如何,人们总是在社会中。社会纽带没有史前历史。说它没有史前历史,意思是,它既是永恒的又是必然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说,不管人们在人类历史中前进得多远,不仅社会一直存在而且自然也存在。也就是说,哲学家们在原始现实或神话中所寻找的自然状态,不需要离开我们自身就能找到,就在这里我们就能找到它.
第二,市民社会确保了个体们的自发综合,意思就是,不存在明晰的合同,不存在有意愿的结合,不存在对一些权利的放弃,不存在把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委托于他人。总之,不存在通过一种束缚合同来构建君权...事实上,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想象/设想一个个体是幸福的,如果它所属的整体不是幸福的话。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在互逆性关系中对其考察,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根据它在整体中所处位置、所起到的作用、所带来的结果来对其考察,我们甚至不能准确地评价个体的品质、价值和德性,那么我们就不能使个体带有善恶系数。
你们看到我们是怎样并不处于权利交换的机制或系统中。我们是出于一种即时的增多机制中,其形式与纯粹的经济利益机制中收益的即时增多完全一样。两者形式是相同的,但是要素和内容是不同的。因为市民社会既可以成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纽带的载体,同时又超出其范围,不能被化约为后者。在市民社会中,使人们互相集合的机制就是与利益机制类似的一种机制,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益,不是指经济利益...弗格森说,市民社会中个体的纽带是本能、情感、同感,是一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施善,是同情,同样也是对另一些个体的厌恶,对个体不幸的厌恶,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摆脱他人的不幸而得到的快乐。因此,这就是经济主体间的纽带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体间纽带之区别:灾后这种存在一种非利己的利益,一种非利己利益的游戏,一种比利己主义本身更宽泛的无私利益的游戏。
一方面,经济纽带、经济进程把经济主体相互联系在一起,它将能出于即时增多的形式中,而不是处于放弃权利的形式中。因此,从形式上看,市民社会将是经济纽带的载体。但是经济纽带在它占有一席之地的市民社会中的角色是很奇怪的。因为一方面,通过利益间自发的汇聚,它把个体们联系起来,但同时它又是分解原则。因为相对于那些积极的纽带来说,差不多通过对个体的利己利益的强调、加重和凸显,倾向于永久地拆解市民社会的自发纽带想要编织的一切。
“在这样一种经商的状态下,个体们被认为能够通过经验人士到它们所具有的对维护自己地区的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承认人类有时显得孤立和孤单。它发现一个目标,后者使它与它的同类出于竞争状态中。”因此,人们越朝经济状态发展,市民社会的构成纽带就越矛盾地瓦解,并且由于它与所有人、任何人保持经济纽带,人类就越孤立。
市民社会的第三个特征:它是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个体之间的不同,当然体现在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市民社会中的群体决策表现为整个群体的决策。
第四个特征,市民社会成为历史的发动机。一方面,市民社会是一种自发的综合和自发的服从。另一方面,在这种自发的综合、自发的服从之中,有一种要素很自然地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该要素也是其分解原则。它就是利益、homo aconomicus的利己主义、经济过程...是一种自发的纽带和自发的平衡。但是在自发的纽带内部,有一种纽带同样也是自发的,但它又是分解的;立即,经济机制的运作将会带来失衡或自发地引入不平衡,自发地创设不平衡。
我的意思不是说市民社会登上了历史舞台,因为它一直存在。而是说,历史的发动机在市民社会中。因此,利己利益、经济游戏为市民社会带来了一种维度,通过这种维度,历史永远呈现在市民社会中;它们也带来了各种进程,通过这些进程,市民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地进入到历史中。弗格森说:“跟随当下的冲动,试图纠正它们所感到的缺陷,或者谋求眼前的好处,这样,人类达到了一些他们所无法预见的结局……就像其他动物一样,它们完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一生而不知结局……就像亦真不知从何而来并且任意吹刮的微风,市民社会的各种形态来自于一个模糊的、远去的起点。”总之,永恒的构造出市民社会的各种机制与那些永恒的生成历史,及其各种普遍形式的机制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里敞开了一种社会关系领域,个体间的纽带在纯粹的经济纽带之外构造出诸多集体单元和政治单元。但这种关系纽带并不因此就成为法律纽带:它既非纯粹经济上的,也非纯粹法律上的,既不与契约结构形式、不与权利的出让、委托、让与活动一致,在本质和形式上,也与经济游戏不同,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特征。
回应 2020-03-23 05:42:29 -
1、不同于国家理由的新的治理理由和治理技艺:区别:不是保证国家的军力、财富和力量的增长,不是保证国家无限定增长,而是从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联系:是最弱的国家理由,是国家爱理由的增强和内在精炼,其原则是为了国家理由的维护、全面发展和完善。 2、节制性治理的两个关键点:一市场,作为交换机制和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真言化场所而言的市场。二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 3、19世...
2018-04-12 14:39:34 2人喜欢
1、不同于国家理由的新的治理理由和治理技艺:区别:不是保证国家的军力、财富和力量的增长,不是保证国家无限定增长,而是从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联系:是最弱的国家理由,是国家爱理由的增强和内在精炼,其原则是为了国家理由的维护、全面发展和完善。
2、节制性治理的两个关键点:一市场,作为交换机制和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真言化场所而言的市场。二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
3、19世纪20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特征,两面性:(1)两种设立法律的方式来调控国家权力即怎样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实施设置一些司法界限。(一种是法国大革命的卢梭式道路,规定个人有哪些自然权力和原始权力以及让渡哪些权力,从人权出发经由君主的设立来为治理术划定范围,革命道路。二种是从治理实践本身出发,依据能够设置在治理术之上的事实界限来分析,引发出功利主义的效用问题,激进道路。)(2)两种对律法的理解。(一种是在革命道路中,律法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二种是在功利主义激进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干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3)两种对自由的理解。(一种是从法学里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自由,也包含让与或不让与的自由。二种是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行使某些基础权利,而只是被看作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
4、新治理理由自我制约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交换和效用,而包含了这两者的总范畴就是利益。
5、p37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现在,作为治理理由原则上应该遵守的利益是多种利益,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社会效用和经济收益之间、市场平衡和国家公共权力制度之间的复杂游戏,也是基本权利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之间的复杂游戏。 治理实际上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 新的治理理由不是同我所称的治理术的自在物即个人、物品、资源、土地这些东西打交道。它不再与这些自在之物打交道。它与构成政治及其关键之所在的政治现象打交道,这些政治现象就是各种利益,也就是其他个人或集体关注某人、某物、某资源等所依据的利益。 引自 1979.1.17 回应 2018-04-12 14:39:34 -
1979.1.10 描绘“治理技艺”的历史。 此处的“治理”——政治主权之运转 因此,“治理”是狭义上的,而“技艺”也一样,“治理技艺”是狭义的,因为我不把“治理技艺”理解为治理者实际的治理方式。我并不研究,我不想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就好像这种实践是通过限定我们所处的情境,限定提出的问题、选择的策略,所利用、创立或改造过的手段等发展起来的。我想要研究的是治理技艺,也就是说,对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并且同时也...
2021-04-17 15:18:06 1人喜欢
1979.1.10
描绘“治理技艺”的历史。
此处的“治理”——政治主权之运转
因此,“治理”是狭义上的,而“技艺”也一样,“治理技艺”是狭义的,因为我不把“治理技艺”理解为治理者实际的治理方式。我并不研究,我不想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就好像这种实践是通过限定我们所处的情境,限定提出的问题、选择的策略,所利用、创立或改造过的手段等发展起来的。我想要研究的是治理技艺,也就是说,对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并且同时也是对可能的最好治理方式的反思。也就是说我试图理解在治理实践中的反思要求以及对治理实践进行反思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讲,治理的自身意识正是我想研究的,但“自身意识”一词妨碍我,我将不会使用它,因为我更希望说的是,我曾试图并且今年仍然试图再次重新把握的是:在治理的内部和外部中,或者说在治理实践领域中,人们设法以何种方式对这个治理的实践活动进行概念化。我试图确定,为了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来治理,人们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治理实践的领域、它的不同对象、它的一般规则、它的整体目标。总之,是要研究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可不可以理解为,研究的不是“治理”,而是“用以治理的‘主义’”
方法上,不是用已有的概念考察治理实践,而是考察这些概念如何被建立起来。
我想要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实践活动的框架中检验普遍概念……假设普遍概念不存在……你们如何开书写历史?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国家,相对于这种治理实践,相对于治理实践的这种估算( calcul)来说,同时起着一种已知物( donne)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确只能治理一个已经呈现在那里的存在着的国家,人们只能在国家框架内治理,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要加以构建的目标。国家存在着,但仍存在得不够充分。国家理由,正是一种实践或者一种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实践将处于既定的国家和要加以建立与确立的国家之间。因此,治理技艺应该确定治理实践的规则,并且几乎是通过把国家从应然存在( devoir-atre)过渡到实然存在作为目标,来使其行为方式合理化治理的应做( devoir-faire)必须和国家的应在( devoir-etre)相同。治理之理( ratio gouvernementale)是指以反思的、推理的和估算的方式使既定的国家过渡到其最大存在。什么是治理?根据国家理由的原则做出治理,以使国家能变得坚固和永久,使之能变得富有,使之强大地面对一切破坏者。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17世纪、18世纪初:无限的治理对象
18世纪中期的重大转变:治理合理性的内在调整。
第一,这是一种事实调整:不是法律限制。存在着一种治理,那么不接受这种限制的并不会成为非法的,而只是被称作“笨拙的”、“不恰当的”
第二,虽然只是事实上的,但是仍然是普遍的。不管发生什么,这种调整依照在所有情况下总是有效的一些原则,沿着相对不变的轨迹而进行。而问题在于,我们要定义出这种治理本身将服从于、既是普遍又是事实的限制。(这是人话吗?)
第三,内在限制意味着说,既然需要知道这种普遍性基于什么,我们就不会从外在于治理的方面,而是从内在与治理实践的方面,也即治理的各种目标方面来寻找限制原则。
第四,这种限制会区分出应该做的和最好不要做的,会标出治理活动的界限。但是不会在臣民中界定出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服从,不会界定出“自由的权利领域”和“治理术的领域”
第五,这种界定也不是由具有完全主权和理由的治理者自己来决定的。这不是治理者强加给被治理者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确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定义以及相互间的各自位置的实践活动。
政治经济学——使得一种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成为事实的、普遍的和内在于治理运作本身的自我调整,并使之成为无界定的交易目标。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一种严格和有限的分析”、“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是不是类似于小郑讲的施穆勒)
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政治经济学和法律思想不同,不是外在于国家发展起来的,不是为了限制国家理由,反而形成于国家理由的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之内。第二,政治经济学完全不是对国家理由机器政治自主的一种外在反对。第三,政治经济学思考的是具体的实践,而非法理与先前权利之类的东西,考虑的是治理术的实际运转结果如何?而非什么原初权利奠基了治理术(是从目的论的角度而非先赋权利的角度?)。第四,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必定根据诸多可理解机制尔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的存在。我们无法终止它们,即治理实践本身的自然性。自然不再是预留的、权力无法进入的一个区域,而是治理术运行的底部。第五,如果存在治理术机器对象和运作所特有的自然,那么治理实践将只有遵守这种自然才能做它要做的事——“成功/不成功”取代了“合法性”的问题。失的原因则是对这种自然法则的了解不够。
通过政治经济学,以下两者进入了治理技艺之中:首先,是自我限制的可能性;然后,是真理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将能够确立起一种经过反思的、推理的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可理解的机制确立起来的,这些可理解的机制把这些不同的实践与这些不同实践的结果联系起来,因此它们能够判定所有这些实践的好与坏,不是依据律法或道德原则,而是依据本身已经区分过好与坏的提议。因此,整个治理活动都进到新的真理体制之中并且这种真理体制有一个根本性后果,就是转移了先前由治理技艺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之前是这样的:我是否确实按照道德律、自然律和神律等来治理?因此,这是治理的相符性问题。然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在国家理由下,问题成为:为了使国家达到由其应然存在( devoir-etre)确定的程度,为了使国家达到其力量最大化,我是否足够、足够强化、足够深入、足够细致地来进行治理?而现在的问题将会是:我是否是在这个过多和过少的界限上治理,是否在事物的自然给我确定的这个最大和最小之间来治理?——这个“自然”,我指的是治理操作所内在固有的必然性。这个作为治理的自我限制原则的真理体制之出现,正是我今年要研究的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但是,“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治理技艺中的这类新型合理性是指什么?这样一类新型估算是什么?这类估算在于告诉治理说:所有这一切,我都认同,我都向往,我都设想,我估算不去碰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大体上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必须从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这个词 (1)接受这一原则:在某个方面要对治理进行限制,并且后者简单地是一种外在法律。 (2)自由主义同样是一种实践,从中能发现治理的限制原则以及如何来考量这种限制的各种效果。 (3)从狭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是一种最大限制治理形式和治理活动领域的途径。(4)最后,自由主义是专门用来定义治理实践限制的处理方法的组织构造 一宪法、议会 一舆论、新闻出版 —委员会调查机关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1979.1.17
从18世纪末期始,整个19世纪,当然尤其是今天,可能基础问题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宪政问题(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治理的节制性问题,正是自由主义的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市场,在16.17世纪,是一个“公正”场所,用复杂的规章制度来保证欺诈的缺失、买方的利益。18世纪中期,市场不再(应该)是公正场所,而是一个自发的“自然”场所,同时是一个“真理”场所——一种自然的,低廉的,正常的价格将表现出生产成本和需求范围之间的恰当关系,不再拥有公正的内涵。
正是市场将使得一个好的治理不再简单地是一种公正的治理。如今是市场使得治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运作。因此,在新治理术的整个历史和形成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优先角色并不归因于事实,即它为治理规定合适的行为类型。政治经济学甚至其理论阐发都曾是重要的东西(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但这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指明了治理应该去哪里找到其自身治理实践的真理原则。用简单的和不规范的话来说,市场直到18世纪初作为公正化场所,正通过去年课上在关于饥荒问题、关于粮食市场问题时我所提到过的那些手段,而成为一种我称之为真言化的场所。市场应该说出真实的东西,应该说出与治理实践相关的真实。正是市场的真言化这个角色从此仅以间接方式,命令、支配和规定了裁决机制( mecanismes juridictionnels)或裁决机制的缺失,市场必须与这些机制衔接起来。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事实上,为要理解市场在现实中如何变成治理实践的真言化场所,应该在以下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多边形的或多面体的关系:18世纪的某个货币状况与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黄金的新流向,(另一方面)是货币的相对稳定,同时期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的强化,具备思考方法和思考工具的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进治理实践,最后是某些经济问题的理论成形。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找到“真言化场所”的可能性——“如何可能成为这样的”,从而达成理解,而非寻找其“原因”
换句话说,为了使分析具有政治作用,该分析不应该针对真理的发生或谬误的回忆。知道这种科学何时开始说出真理,这重要吗?记住医生能对性或疯所说的所有谬误,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我认为当前所具有政治重要性的是确定这样一种真言化制度是什么:它在某一具体时刻建立起来,也正是据此你们现在才能认识到例如19世纪的医生们关于性说过多少蠢话。记住19世纪的医生们说过很多蠢话,这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要性。只有确定出这种真言化制度——它允许医生们表述和确认某些事情是真实的,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正是在这点上,历史分析オ可以具有一种政治作用。这不是关于真实的历史,这不是虚假的历史,这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真言化的历史。这就是关于市场,或者说关于真理体制与治理实践的对接这个问题我所要对你们说的一切。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基于“主权限制”的两条路径
1.根据人的权利,理想化的,“合法性”和“不可让与”的角度——革命性的
2.根据治理实践本身出发,“是否有用”——英国激进主义。
因此存在两条道路是:革命道路,从根本上来说,它与公共法的传统立场相联系;激进道路,它从根本上与治理理性的新布局链接在起。两条道路暗含了对律法(loi)的两种理解,因为从一边来看,在革命的、其理自明的道路中,怎样理解律法?律法被理解成意志的表达。因此,存在着意志一律法这样一种系统。在所有权利问题的核心中都能发现意志问题,这证实了权利问题在根本上是司法问题。因此律法被认为是意志的表达,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从另外一边来看,在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而后者又把我们导向了另一种同样十分重要的区分:从一边来看,从法理上理解,每个人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关于自由的想法,这是一种法学想法,可以让与或不让与某种自由;而另一边来看,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行使某些基础权利,自由只是被看作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因此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异的自由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因此有两种设立法律的方式来调控国家公共权力,有两种对法律的理解,有两种对自由的理解。我们说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这种两面性( ambiguit)。当我说两种方式、两种道路、两种自由的理解、两种律法的理解,并不是指它们是分离的、不相于的、不相容的、矛盾的、完全相互排斥的两种系统;面是说存在着制造相异性的两种程序、两种融贯性( coherences)和两种行为方式。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但是,很显然,在两个系统之中(在课程中我会讲到)有一方更牢固也更强势,另一方则相反退化了。很自然,牢固的、强势的一方是设法依据治理的效用性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司法限制这条激进主义的道路。这条线路不仅是本义的欧洲自由主义历史的特征,也是西方国家公共权力历史的特征。因此,效用回题、个人效用与集体效用、每个人的效用与所有人的效用、个体效用与总体效用,正是这些问题最终成为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以及公共法和行政管理法的形成进行阐发所依据的重大准则。从19世纪初以来,我们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效用问题愈来愈覆盖法律的所有传统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在此基础上,我想作一下说明。之前所谈到的市场问题,我们找到了新治理理由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市场,作为交换机制和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真言化场所而言的市场。现在,我们有了新治理理由的第二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市场交换与国家公共权力的效用,交换价值以及经济活动所自发的真言化与效用衡量以及对国家公共权力行为的内在公正司法化,财富需要交換与国家公共权力需要效用:这些就是治理理由如何表述它自我制约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一边是交换,另一边是效用,显然我们看到,为了包含两者,或者说需要一个总范来整体地思考(市场中要遵守交换原则,因为市场是真言化,并且需要效用来制约国家公共权力,因为后者只能在它切实而明确地有用的地方实施),而这个包含了交换和效用的总范時,自然就是利益( interet),因为它既是交换原则又是效用标准。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其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新体制下的治理,从根本上看,它不再实施于臣民以及通过这些臣民而被征服的东西。现在,治理将实施于我们所称的利益之现象共同体( republique phenomenal des interets)。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我认为正是在这里产生出自由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正是在这里,自由主义提出了治理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弄明白所有人们想用来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政治样式和经济样式等,在一个交换决定了物品价值的制度中,是否能够确实地逃脱治理的效用这个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阐发。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1979.1.24
上一课我已设法指出在我看来似乎是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我谈到了经济真理问题和市场的真言化问题,然后是效用( utilise)估算对治理术的限制问题。现在我要谈谈第三个方面,它也同样是根本的,即国家间的平衡问题,最终就是自由主义下的欧洲和国际领域之间的平衡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24日 回应 2021-04-17 15:18:06
-
Acheronta movebo 中文版译为“降入地狱”...不明所以。首先,拉丁文movere最为常见的意思是move,stir和disturb等等,而在注释部分中法文版也说明了此句意为“je mettrai en branle l'Achéron”,在英文版中为"I will move the Infernal Regions",可能是中译者把move理解为move into了... 在中文版第19页里中译者又把此句译为“前往冥河”,但Acheron此处指的是underworld而非仅仅是冥河,然后movebo还是译错了。
2014-10-15 09:02:58
-
1,研究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不是从普遍概念出发推导出具体现象,更不是从作为某些具体实践必须遵循的可知性框架的普遍概念出发,而是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实践活动的框架中检验普遍概念。 2,国家理由,16世纪中期建立,重商主义,管治国家,欧洲平衡。外部有限目标,内部无限目标。 3,限制国家理由的原则,法律,由基本法构建的法律出现在国家理由之外,成为对国家进行这种限制的原则。 4,...
2018-04-04 12:05:38
1,研究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不是从普遍概念出发推导出具体现象,更不是从作为某些具体实践必须遵循的可知性框架的普遍概念出发,而是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实践活动的框架中检验普遍概念。
2,国家理由,16世纪中期建立,重商主义,管治国家,欧洲平衡。外部有限目标,内部无限目标。
3,限制国家理由的原则,法律,由基本法构建的法律出现在国家理由之外,成为对国家进行这种限制的原则。
4,18世纪中期,现代治理理由的特征,治理合理性的内在调整。事实调整,具有普遍性的调整,基于治理实践进行限制,区分要做之事、内在的限制,通过一系列冲突和解讨论妥协等交易进行调整。对人的治理不是一种由治理者强加于被治理者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确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定义自己相互间的各自位置的实践活动。
5,对这种治理理由进行内在限制的工具,政治经济学。
回应 2018-04-04 12:05:38 -
“biopolitique”为何译成“生命政治”,而非“生物政治”?主要是结合福柯在多个文本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都涉及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问题都是在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合理性内部被设问的。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是针对人口和生命的治理实践所运用的手段。很显然,“biopolitique”不能译成“生物政治”。
2016-05-11 11:12:38
-
Juvenalis (敝而无憾)
P1: “我使用治理一词时撇开了这些意指:指导人类、引导其行为举止、约束其活动及反应等的各种方式、模式和可能性。因此我撇开了那些一般的一直以来都如此的理解:治理子女、家庭、家务、灵魂、社群,等等。我之前,今年也仍然只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治理,即它作为政治主权之运转。” 这段开讲声明,与下一年课程《对活人的治理》中,对“治理”的含义说明截然相反。到了下一年,治理的含义恰恰是本年抛开的“指导人类,引导...2021-11-30 14:15:40
P1:
“我使用治理一词时撇开了这些意指:指导人类、引导其行为举止、约束其活动及反应等的各种方式、模式和可能性。因此我撇开了那些一般的一直以来都如此的理解:治理子女、家庭、家务、灵魂、社群,等等。我之前,今年也仍然只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治理,即它作为政治主权之运转。”
这段开讲声明,与下一年课程《对活人的治理》中,对“治理”的含义说明截然相反。到了下一年,治理的含义恰恰是本年抛开的“指导人类,引导其行为举止……”广义的方面。也许可以这样解释,福柯在1979年1月讲授《生命政治的诞生》时,已经转进为从《对活人的治理》开始的“晚期福柯”了。这个猜测也许要看到福柯的手稿才能证明,它提供了一种想象,一种没谱的可能性:在下一年授课内容的包裹中理解本年内容。本年的研究对象是,在实用知识上登峰造极的政治经济学,下一年则反复强调:真理展现不止于实用知识;本年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自我设限的治理技艺,下一年则反复强调,那些纯粹耗费,那些额外、冗余最明证何谓真理展现。——自我设限和纯粹耗费,巴塔耶仍在福柯思想中隐隐作响。
回应 2021-11-30 14:15:40 -
1979.1.10 描绘“治理技艺”的历史。 此处的“治理”——政治主权之运转 因此,“治理”是狭义上的,而“技艺”也一样,“治理技艺”是狭义的,因为我不把“治理技艺”理解为治理者实际的治理方式。我并不研究,我不想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就好像这种实践是通过限定我们所处的情境,限定提出的问题、选择的策略,所利用、创立或改造过的手段等发展起来的。我想要研究的是治理技艺,也就是说,对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并且同时也...
2021-04-17 15:18:06 1人喜欢
1979.1.10
描绘“治理技艺”的历史。
此处的“治理”——政治主权之运转
因此,“治理”是狭义上的,而“技艺”也一样,“治理技艺”是狭义的,因为我不把“治理技艺”理解为治理者实际的治理方式。我并不研究,我不想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就好像这种实践是通过限定我们所处的情境,限定提出的问题、选择的策略,所利用、创立或改造过的手段等发展起来的。我想要研究的是治理技艺,也就是说,对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并且同时也是对可能的最好治理方式的反思。也就是说我试图理解在治理实践中的反思要求以及对治理实践进行反思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讲,治理的自身意识正是我想研究的,但“自身意识”一词妨碍我,我将不会使用它,因为我更希望说的是,我曾试图并且今年仍然试图再次重新把握的是:在治理的内部和外部中,或者说在治理实践领域中,人们设法以何种方式对这个治理的实践活动进行概念化。我试图确定,为了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来治理,人们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治理实践的领域、它的不同对象、它的一般规则、它的整体目标。总之,是要研究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可不可以理解为,研究的不是“治理”,而是“用以治理的‘主义’”
方法上,不是用已有的概念考察治理实践,而是考察这些概念如何被建立起来。
我想要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实践活动的框架中检验普遍概念……假设普遍概念不存在……你们如何开书写历史?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国家,相对于这种治理实践,相对于治理实践的这种估算( calcul)来说,同时起着一种已知物( donne)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确只能治理一个已经呈现在那里的存在着的国家,人们只能在国家框架内治理,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要加以构建的目标。国家存在着,但仍存在得不够充分。国家理由,正是一种实践或者一种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实践将处于既定的国家和要加以建立与确立的国家之间。因此,治理技艺应该确定治理实践的规则,并且几乎是通过把国家从应然存在( devoir-atre)过渡到实然存在作为目标,来使其行为方式合理化治理的应做( devoir-faire)必须和国家的应在( devoir-etre)相同。治理之理( ratio gouvernementale)是指以反思的、推理的和估算的方式使既定的国家过渡到其最大存在。什么是治理?根据国家理由的原则做出治理,以使国家能变得坚固和永久,使之能变得富有,使之强大地面对一切破坏者。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17世纪、18世纪初:无限的治理对象
18世纪中期的重大转变:治理合理性的内在调整。
第一,这是一种事实调整:不是法律限制。存在着一种治理,那么不接受这种限制的并不会成为非法的,而只是被称作“笨拙的”、“不恰当的”
第二,虽然只是事实上的,但是仍然是普遍的。不管发生什么,这种调整依照在所有情况下总是有效的一些原则,沿着相对不变的轨迹而进行。而问题在于,我们要定义出这种治理本身将服从于、既是普遍又是事实的限制。(这是人话吗?)
第三,内在限制意味着说,既然需要知道这种普遍性基于什么,我们就不会从外在于治理的方面,而是从内在与治理实践的方面,也即治理的各种目标方面来寻找限制原则。
第四,这种限制会区分出应该做的和最好不要做的,会标出治理活动的界限。但是不会在臣民中界定出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服从,不会界定出“自由的权利领域”和“治理术的领域”
第五,这种界定也不是由具有完全主权和理由的治理者自己来决定的。这不是治理者强加给被治理者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确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定义以及相互间的各自位置的实践活动。
政治经济学——使得一种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成为事实的、普遍的和内在于治理运作本身的自我调整,并使之成为无界定的交易目标。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一种严格和有限的分析”、“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是不是类似于小郑讲的施穆勒)
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政治经济学和法律思想不同,不是外在于国家发展起来的,不是为了限制国家理由,反而形成于国家理由的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之内。第二,政治经济学完全不是对国家理由机器政治自主的一种外在反对。第三,政治经济学思考的是具体的实践,而非法理与先前权利之类的东西,考虑的是治理术的实际运转结果如何?而非什么原初权利奠基了治理术(是从目的论的角度而非先赋权利的角度?)。第四,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必定根据诸多可理解机制尔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的存在。我们无法终止它们,即治理实践本身的自然性。自然不再是预留的、权力无法进入的一个区域,而是治理术运行的底部。第五,如果存在治理术机器对象和运作所特有的自然,那么治理实践将只有遵守这种自然才能做它要做的事——“成功/不成功”取代了“合法性”的问题。失的原因则是对这种自然法则的了解不够。
通过政治经济学,以下两者进入了治理技艺之中:首先,是自我限制的可能性;然后,是真理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将能够确立起一种经过反思的、推理的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可理解的机制确立起来的,这些可理解的机制把这些不同的实践与这些不同实践的结果联系起来,因此它们能够判定所有这些实践的好与坏,不是依据律法或道德原则,而是依据本身已经区分过好与坏的提议。因此,整个治理活动都进到新的真理体制之中并且这种真理体制有一个根本性后果,就是转移了先前由治理技艺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之前是这样的:我是否确实按照道德律、自然律和神律等来治理?因此,这是治理的相符性问题。然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在国家理由下,问题成为:为了使国家达到由其应然存在( devoir-etre)确定的程度,为了使国家达到其力量最大化,我是否足够、足够强化、足够深入、足够细致地来进行治理?而现在的问题将会是:我是否是在这个过多和过少的界限上治理,是否在事物的自然给我确定的这个最大和最小之间来治理?——这个“自然”,我指的是治理操作所内在固有的必然性。这个作为治理的自我限制原则的真理体制之出现,正是我今年要研究的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但是,“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治理技艺中的这类新型合理性是指什么?这样一类新型估算是什么?这类估算在于告诉治理说:所有这一切,我都认同,我都向往,我都设想,我估算不去碰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大体上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必须从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这个词 (1)接受这一原则:在某个方面要对治理进行限制,并且后者简单地是一种外在法律。 (2)自由主义同样是一种实践,从中能发现治理的限制原则以及如何来考量这种限制的各种效果。 (3)从狭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是一种最大限制治理形式和治理活动领域的途径。(4)最后,自由主义是专门用来定义治理实践限制的处理方法的组织构造 一宪法、议会 一舆论、新闻出版 —委员会调查机关 引自 1979年1月10日 1979.1.17
从18世纪末期始,整个19世纪,当然尤其是今天,可能基础问题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宪政问题(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治理的节制性问题,正是自由主义的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市场,在16.17世纪,是一个“公正”场所,用复杂的规章制度来保证欺诈的缺失、买方的利益。18世纪中期,市场不再(应该)是公正场所,而是一个自发的“自然”场所,同时是一个“真理”场所——一种自然的,低廉的,正常的价格将表现出生产成本和需求范围之间的恰当关系,不再拥有公正的内涵。
正是市场将使得一个好的治理不再简单地是一种公正的治理。如今是市场使得治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运作。因此,在新治理术的整个历史和形成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优先角色并不归因于事实,即它为治理规定合适的行为类型。政治经济学甚至其理论阐发都曾是重要的东西(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但这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指明了治理应该去哪里找到其自身治理实践的真理原则。用简单的和不规范的话来说,市场直到18世纪初作为公正化场所,正通过去年课上在关于饥荒问题、关于粮食市场问题时我所提到过的那些手段,而成为一种我称之为真言化的场所。市场应该说出真实的东西,应该说出与治理实践相关的真实。正是市场的真言化这个角色从此仅以间接方式,命令、支配和规定了裁决机制( mecanismes juridictionnels)或裁决机制的缺失,市场必须与这些机制衔接起来。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事实上,为要理解市场在现实中如何变成治理实践的真言化场所,应该在以下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多边形的或多面体的关系:18世纪的某个货币状况与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黄金的新流向,(另一方面)是货币的相对稳定,同时期的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农业生产的强化,具备思考方法和思考工具的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进治理实践,最后是某些经济问题的理论成形。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找到“真言化场所”的可能性——“如何可能成为这样的”,从而达成理解,而非寻找其“原因”
换句话说,为了使分析具有政治作用,该分析不应该针对真理的发生或谬误的回忆。知道这种科学何时开始说出真理,这重要吗?记住医生能对性或疯所说的所有谬误,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我认为当前所具有政治重要性的是确定这样一种真言化制度是什么:它在某一具体时刻建立起来,也正是据此你们现在才能认识到例如19世纪的医生们关于性说过多少蠢话。记住19世纪的医生们说过很多蠢话,这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要性。只有确定出这种真言化制度——它允许医生们表述和确认某些事情是真实的,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正是在这点上,历史分析オ可以具有一种政治作用。这不是关于真实的历史,这不是虚假的历史,这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真言化的历史。这就是关于市场,或者说关于真理体制与治理实践的对接这个问题我所要对你们说的一切。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基于“主权限制”的两条路径
1.根据人的权利,理想化的,“合法性”和“不可让与”的角度——革命性的
2.根据治理实践本身出发,“是否有用”——英国激进主义。
因此存在两条道路是:革命道路,从根本上来说,它与公共法的传统立场相联系;激进道路,它从根本上与治理理性的新布局链接在起。两条道路暗含了对律法(loi)的两种理解,因为从一边来看,在革命的、其理自明的道路中,怎样理解律法?律法被理解成意志的表达。因此,存在着意志一律法这样一种系统。在所有权利问题的核心中都能发现意志问题,这证实了权利问题在根本上是司法问题。因此律法被认为是意志的表达,是集体意志的表达:表明了个体们同意让与部分权利并保留另一部分权利。从另外一边来看,在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道路中,律法被认为是国家公共权力预空间与个人独立空间的划分处理所带来的结果。而后者又把我们导向了另一种同样十分重要的区分:从一边来看,从法理上理解,每个人在自己面前原初地持有某种关于自由的想法,这是一种法学想法,可以让与或不让与某种自由;而另一边来看,自由并不被设想成是行使某些基础权利,自由只是被看作被治理者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因此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异的自由概念一种从人类权利出发来理解,而另一种则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出发来理解。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因此有两种设立法律的方式来调控国家公共权力,有两种对法律的理解,有两种对自由的理解。我们说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这种两面性( ambiguit)。当我说两种方式、两种道路、两种自由的理解、两种律法的理解,并不是指它们是分离的、不相于的、不相容的、矛盾的、完全相互排斥的两种系统;面是说存在着制造相异性的两种程序、两种融贯性( coherences)和两种行为方式。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但是,很显然,在两个系统之中(在课程中我会讲到)有一方更牢固也更强势,另一方则相反退化了。很自然,牢固的、强势的一方是设法依据治理的效用性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司法限制这条激进主义的道路。这条线路不仅是本义的欧洲自由主义历史的特征,也是西方国家公共权力历史的特征。因此,效用回题、个人效用与集体效用、每个人的效用与所有人的效用、个体效用与总体效用,正是这些问题最终成为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以及公共法和行政管理法的形成进行阐发所依据的重大准则。从19世纪初以来,我们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效用问题愈来愈覆盖法律的所有传统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在此基础上,我想作一下说明。之前所谈到的市场问题,我们找到了新治理理由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市场,作为交换机制和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真言化场所而言的市场。现在,我们有了新治理理由的第二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设计以及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它的干预。市场交换与国家公共权力的效用,交换价值以及经济活动所自发的真言化与效用衡量以及对国家公共权力行为的内在公正司法化,财富需要交換与国家公共权力需要效用:这些就是治理理由如何表述它自我制约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一边是交换,另一边是效用,显然我们看到,为了包含两者,或者说需要一个总范来整体地思考(市场中要遵守交换原则,因为市场是真言化,并且需要效用来制约国家公共权力,因为后者只能在它切实而明确地有用的地方实施),而这个包含了交换和效用的总范時,自然就是利益( interet),因为它既是交换原则又是效用标准。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其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新体制下的治理,从根本上看,它不再实施于臣民以及通过这些臣民而被征服的东西。现在,治理将实施于我们所称的利益之现象共同体( republique phenomenal des interets)。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我认为正是在这里产生出自由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正是在这里,自由主义提出了治理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弄明白所有人们想用来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政治样式和经济样式等,在一个交换决定了物品价值的制度中,是否能够确实地逃脱治理的效用这个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阐发。 引自 1979年1月17日 1979.1.24
上一课我已设法指出在我看来似乎是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我谈到了经济真理问题和市场的真言化问题,然后是效用( utilise)估算对治理术的限制问题。现在我要谈谈第三个方面,它也同样是根本的,即国家间的平衡问题,最终就是自由主义下的欧洲和国际领域之间的平衡问题。 引自 1979年1月24日 回应 2021-04-17 15:18:06 -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16世纪,当国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就进入了管治时期。管治是十七八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国家这一特殊的、复数形式的存在与家庭、教会、帝国是有区别的。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
2021-04-17 15:09:06 1人喜欢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16世纪,当国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就进入了管治时期。管治是十七八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国家这一特殊的、复数形式的存在与家庭、教会、帝国是有区别的。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者具有两个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的有限目标,即既要增强国力而不至于不敌其他强国,又要进行自我限制而不至于成为主宰其他国家的帝国。在对内关系上的无限目标,即治理者要细致人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生产活动。从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律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发人们对管适度性、合理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非国家的宪政问题。 引自 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总结了前书与本书的转折
自由主义注重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管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发出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基于真相问题的思考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有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能把握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福柯在此主要探讨的与其说是“生命政治”,还不如说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框架一一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福柯这一年度的课程题目《生命政治的诞生》理解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攻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引自 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引自 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回应 2021-04-17 15:09:06
论坛 · · · · · ·
在福柯看来,“国家”应当作何理解? | 来自小熊 | 2020-08-04 00:40:09 | |
资源 | 来自大云 | 2018-06-14 13:46:34 |
这本书的其他版本 · · · · · · ( 全部6 )
-
Palgrave Macmillan (2008)9.4分 87人读过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8.9分 234人读过
-
Picador (2010)暂无评分 8人读过
-
Seuil (2004)暂无评分 4人读过
在哪儿借这本书 · · · · · ·
以下书单推荐 · · · · · · ( 全部 )
- 你读书,我跳舞,猫儿之春日日无辛苦。 (都归尘土)
- M. Foucaul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Tyger Tyger)
- 政治学 (子欲往)
- 37°暖书单(一) (37°暖)
- 必买之书 (山鬼2046)
谁读这本书?
二手市场
订阅关于生命政治的诞生的评论:
feed: rss 2.0
7 有用 袖手人约翰 2015-12-17 17:04:11
其实这本书没怎么讲生命政治,主要考察的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或者说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系谱学。与福柯其他著作不同的是,我们无法像看猴戏那样看待米塞斯等人的理论,因为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构筑了我们当下的认识型。
1 有用 Blackspirits 2019-02-25 23:59:50
左派有什么资格攻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马主义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先解决经济问题再来谈什么革命。福柯提出了一个问题,存在没有政党的国家吗?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角度
2 有用 阿丰 2017-12-09 20:54:36
政治是不同治理技艺间的游戏。
1 有用 食菠萝 2017-01-08 16:54:04
在这里终于找到以前读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人类学研究理论源头,新自由主义通过治理行为使竞争机制和“企业”形式普遍化,个体自身是自己的资本、自己的所有者,自己的收入来源,个体生命进入各种镶嵌在一起的企业多样性框架之中。entrepreneurial self,human capital,population liminaire,precious。虽然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有点被用烂,但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今中... 在这里终于找到以前读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人类学研究理论源头,新自由主义通过治理行为使竞争机制和“企业”形式普遍化,个体自身是自己的资本、自己的所有者,自己的收入来源,个体生命进入各种镶嵌在一起的企业多样性框架之中。entrepreneurial self,human capital,population liminaire,precious。虽然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有点被用烂,但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今中国社会个人的生命状态还是非常具有解释力啊。 (展开)
1 有用 lcy 2013-07-22 07:44:41
阅读福柯的感觉就是他永远有新的东西。不知道福柯那时预告的“政党治理术”的部分后来出现在哪里了。
0 有用 无名二号机 2022-06-27 14:06:35
第一次读这么经济-政治的理论,挺有意思的,再也不读了。(今年
0 有用 珷uuuu 2022-06-22 03:08:09
或许应该问自己如何走到了读这本书的地步
0 有用 月落乌啼 2022-06-19 13:26:01
福柯啊福柯,你在说些什么🚬
0 有用 rachel 2022-06-16 13:44:44
之前对生命政治只是现象性的理解,直到现在也不敢说真的懂了,但是从这本书开始会慢慢读更多福柯的书,最好能补上去年没读几面的《性史》,但是那本太难了……福柯没几本书是好懂的……总之读这本书可能需要有一些关于德国政治经济的基础知识,尤其是战后德国的大致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每次读到一些经济学家人名的时候我就想跳过……还是自己对这些零碎的历史疲于掌握了。莫伟民老师的翻译也很好,这学期在学校待多久,看到序言的... 之前对生命政治只是现象性的理解,直到现在也不敢说真的懂了,但是从这本书开始会慢慢读更多福柯的书,最好能补上去年没读几面的《性史》,但是那本太难了……福柯没几本书是好懂的……总之读这本书可能需要有一些关于德国政治经济的基础知识,尤其是战后德国的大致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每次读到一些经济学家人名的时候我就想跳过……还是自己对这些零碎的历史疲于掌握了。莫伟民老师的翻译也很好,这学期在学校待多久,看到序言的“于光华西主楼”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展开)
0 有用 绵宁 2022-06-12 01:46:47
对于我们来讲,福柯中晚期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