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治理术的生命政治

新冠疫情的蔓延让人们对疾病、生命和政治的关联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近期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也很热闹。我对福柯的了解不是很多，只是出于对生命政治的兴趣简单读了一下他的这本小册子，原文是法文，有些范畴很难找到能够贴切表达原意的中文词来对应，我找到了英译版，结合张一兵老师题为《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的论文，对生命政治的含义进行了一个很简单的梳理。

福柯的这本册子是对18世纪以来生命政治从诞生到发展历史的梳理。生命政治（bio politics）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治理术（art of government）而被提出来的，有的朋友顾名思义，将福柯的生命政治翻译为politics of life实际上是不对的，这里的“生命”表示的其实是人的一种自然性，福柯想表达的是人的种种自然的生理属性。福柯开篇对于生命政治的讨论就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他认为出现于18世纪的生命政治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的治理术，这种自由主义的治理与其说是赋予人自由，不如说是更加全面地控制人的自由。相比于规训，生命政治这种治理术是在更大的尺度、更大的规模上支配整体生命的一种治理。对于生命政治而言，治理的主体是人口（population），这里的人口不是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的数量范畴，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即表示人类生命整体存在。对于生命的治理，其实就是“作为类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规训”（《必须保卫社会》，p.232）。调节（régulqrité）和规训是资产阶级手中两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不同于封建专制中总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权力，资产阶级新发明的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在于“制定活着”，而不是像君主专制那样“制定死亡”。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也发生了一个深层的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而是关注让人怎样活着。资产阶级表面上将它描述为，摆脱专制、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实质上，却运用权力在“开心地活着”的场景层面上对人的生命进行干预和控制，表面上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却是让生命在更深的存在构境层中生不如死。这就是资产积极实际操作的生命政治。

因此，福柯对生命政治的讨论，依然延续着他对启蒙、现代性的阴暗面所做的深刻揭露。福柯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的批判，就好像为20世纪人类生命科学的进步提出了一个巫师的黑色语言，“这个过度的生命权力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给予人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不仅仅是安排什么，而是使生命泛指，制造生命、制造怪物，制造（至少）无法控制和具有普遍毁灭性的病毒”（必须保卫社会》，p.238）。18世纪以来从规训到生命政治过渡，体现了资产阶级治理技术的重大变化，其也就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开始盛行，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安全治理模式，或者说“安全部署”的出现，它指的是一种以市场自反调节为基础的、自由-自然的治理模式。规训和安全部署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规训权力是“向心式的”，它通过对人的包围和封闭来进行社会控制；安全部署则是“离心式的”，它总向外扩张，通过生命存在开放式地引入新的因素来扩大。其次，规训权力通过极其微观的“不准”来建构细微的监控；而安全部署则是放任的，让被控对象自由发挥本性，达到一种更深的自愿臣服。第三，规训借助于法律系统，借助于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模式（禁止，不准）；安全部署则转向了一种肯定性的方式，尤其是对人的自然本性（nature)的肯定，通过认同来实现治理。表面上，这种治理模式表现出对人的生命存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关注和肯定，但实际上，这种开始于18世纪的治理术，通过对身体的“投入、殖民化、利用、卷入、改变、转移、扩展”，而把政治权力的运作从规模化变得更加细微化，从宏大的权力暴力转变为“微细管道”而对生命直接发生作用，这样一来，生命政治治理化的国家，似乎真的成为了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所描述的最冷血的冷血巨兽，一个在和平的自然式治安生存中生成的庞大而又冷血的权力巨兽。